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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需要到美国治疗一段时间，对这个理由，子文无法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美龄当时已经45岁了，据知情人透露，蒋介石还怀疑她患有癌症，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好好检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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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重庆西北200多英里的古城成都郊外，劳工们正在为美军的远程轰炸机修建一座庞大的机场，以便它们从这里起飞去袭击日本本岛。1942年11月某日凌晨4点，天气十分寒冷，从环球航空公司租来的一架名为“阿帕奇”的波音S-307高空客机已经整装待命，准备从成都起飞，此时，一支车队引领着一辆救护车进入了跑道。从车上下来的有蒋委员长、美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克莱顿·比斯尔和其他15名中美双方将校军官。躺在担架上的蒋夫人被人从救护车里抬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抬上了飞机。这架高空客机的机长名叫康奈尔·牛顿·谢尔顿，以前曾是一位中美洲的丛林飞行员。为了接这位神秘的乘客，他驾驶飞机从美国飞到了中国，但直到此时他仍不知道自己接的这个人的身份。同时登机的还有两位美国护士以及美龄18岁的外甥孔令伟。从美国来华的一路上，在穿越南大西洋、非洲和印度时，飞机的发动机总出毛病。但在返程途中，他向南经由“驼峰航线”[3]返回美国，飞机在寒冷的气流中却一直飞行得非常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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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架设有密封舱的四引擎客机，飞机上只有蒋夫人等人和机组人员，因此整个旅程非常舒适。尽管如此，由于身体状况极差，一贯极度活跃的蒋夫人在整个旅途中一句话也没跟谢尔顿说。由于没有明说的原因，谢尔顿也接到过命令，不允许他跟她讲话。这暗示着她的病情也许已经相当严重，无论如何不能让公众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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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抵达棕榈滩后，美龄身体有所好转，她坚持在这里住上一晚。随后为了安全起见，谢尔顿换了一架C–54客机载着美龄飞抵纽约米切尔基地。尽管没有明说，但此后每逢出国，美龄都会坚持让谢尔顿来当她的飞机驾驶员。后来美龄得知谢尔顿的梦想是在拉丁美洲开一家自己的航空公司，她便借给他25万美元，成立了一家生产飞机可移动座椅的公司，公司财务由孔令杰掌管，美龄则持有该公司50%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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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棕榈滩住了一夜，美龄于11月27日抵达纽约，比预定时间晚了一天。不过哈里·霍普金斯仍然以总统代表的身份赶到米切尔基地来迎接她的到来。霍普金斯记录了当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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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事先已经做了安排，为了尽可能不让外人知道她到了美国，飞机只能在军用机场降落，因为中国人不想在她住院前让外界知道她的行踪……我接到了蒋介石夫人，然后陪她坐车一起来到哈克尼斯大楼，他们把12层都给她包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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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她对我说，她希望总统能够明白，她来美国没有其他目的，只是为了疗病休养。然而，她接着又提了很多与中国和美国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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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表示，对日对德这两场战争终将取得胜利，但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击败日本人……这么有说服力的言论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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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为史迪威根本不了解中国人，他还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逼着蒋介石把手下最精锐的一个师派到了缅甸，结果全军覆没。（在日军的压力下，中国的第55师消失在热带雨林之中，再也没有露面。对此，史迪威曾惊叹道：“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糟糕的事。”）她说蒋介石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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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她不喜欢史迪威，对陈纳德却赞赏有加。她花了很长时间来解释《生活》杂志上一篇猛烈抨击英国政府的文章。她说那篇文章也代表了她的观点，因此非常希望我也能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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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她罗斯福夫人想见见她，并安排好二人于第二天上午在医院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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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位要在病床上度过11周的人来说，这个安排有点儿过于武断。第二天美龄见到埃莉诺·罗斯福时，她的状态显得非常好，因为这位第一夫人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真想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帮助她，照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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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的确接受了医学治疗。她的智齿被拔掉了，鼻窦炎也有所减轻，这一切都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她在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哈克尼斯大楼登记时用的是假名，美国人还是安排了一大队联邦特工负责安保工作。美龄在哈克尼斯的一切活动均由哈里·霍普金斯和宋子安的未婚妻胡其英一起安排。胡其英是宋氏家族控制的广东银行旧金山分行总经理胡筠庄的女儿。负责美龄治疗事宜的是罗伯特·洛布博士，在这里陪她的则有她的两个外甥女孔令伟和孔令侃——为了讨姨妈欢心，令侃专门请假从耶鲁大学赶了过来。美龄最小的外甥孔令杰则坐着飞机赶赴美国各地，给美龄安排公开访问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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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哈顿期间，美龄听说温斯顿·丘吉尔要到华盛顿会见罗斯福总统，于是她便给首相写了一封信，提议他在途中到纽约看看她。丘吉尔则在回信中提议说，蒋夫人不妨跟他一起到白宫与罗斯福总统共进午餐。后来丘吉尔回忆说，他的邀请“被略带傲慢地拒绝了”。尽管如此，“蒋介石夫人没有到场虽然有点儿遗憾，但总统与我在他的房间里共进午餐，过得还是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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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抓住时机，充分享受总统给她提供的种种便利条件。出院后，她到位于海德公园的总统疗养地住了两周。在那里，除了跟小狗逗逗乐之外，她还起草了去国会演讲的发言稿。费正清记录了她在那里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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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反对对红极一时的蒋夫人进行夸张宣传的是人赛珍珠。作为罗斯福总统的客人，她的表现实际上就像一位任性的公主。赛珍珠曾因于1934年出版《大地》一书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因此成了全美闻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后来她曾跟我们讲过一个能说明其上述观点的事例，她曾接到过蒋夫人的女仆从海德公园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中说：“请立刻过来。夫人想见你。”于是赛珍珠赶快从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小镇普凯西赶到海德公园。到达之后她才尴尬地发现，夫人要找的人并不是她，而是夫人的女佣陈珍珠。真是太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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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罗斯福总统夫妇的邀请，美龄于二月初住进了白宫。她给那里的服务人员没留下一点儿好印象：尽管她要求给床上铺上丝绸床单，但事先还是做了周全的考虑，自己从中国带了一些来。不过她要求床单至少每天更换一次——如果夫人在“炕”上小憩或坐一会儿，床单更换得就更频繁了。据白宫男管家阿隆索·费尔德讲，她的床单每天都要换四五次。无论她在白宫的什么地方，当需要男仆或女佣的时候，她总是不用蜂鸣器或电铃，而是按照中国人的方式拍拍手掌，工作人员们对此颇为不满。她还坚持让人把两位护士及令侃和令伟的饭菜送到她的房间里。令伟的一身装扮让人印象深刻，总统总是开玩笑似的喊她“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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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斯福总统夫妇一同用餐期间，总统询问她和委员长如何处理战争期间矿工罢工的问题。美龄没有作声，只是用一根染色的长指甲冲着喉咙横着划了一下，让在座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罗斯福干笑了两声——埃莉诺看了看他，然后问美龄：“你见过？”埃莉诺私下里曾这样说道：“在民主问题上她只是说的漂亮，却并不知道民主是什么样子。”此话传出去后，记者纷纷就此事询问美龄，她却拒绝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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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的秘书人员对美龄也颇为厌烦，因为她的每份演讲稿或文章都要修改七八次。在美国国会里的演讲将是她最重要的公开声明，因此她在北美各地之间进行闪电访问时不断重复其中的要点。由于现在她的病已经痊愈，因此可以从“官方的刻意掩护中走出来，向人们展示此次美国之行的另一个更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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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美国公众眼中也并非毫无名气。亨利·卢斯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其公司的杂志上提升她的形象，道布尔迪—多兰出版公司于1941年还出版了项美丽撰写的《宋氏三姐妹》一书。项美丽在上海待过，跟霭龄还是好朋友，因此在分析宋家人复杂的个性、左右逢源的经济手腕和模棱两可的政治立场方面一点儿也不费劲。庆龄对项美丽关于她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分析持有异议。孙文那位已近暮年的保镖马坤给项美丽传信说，孙夫人“不是共产党，她也不希望你跟别人讲她是共产党”。项美丽对此愤愤不平，后来她解释说：“竟然有人敢当着我的面撒谎，我感到非常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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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费尽心思挖掘题材的美国媒体界标题党们看来，美龄简直是在“入侵”美国，并“用她的魅力征服了这个国家”。他们像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那些干瘪的老太婆一样在办公室里围成一圈，不遗余力地赞扬美龄，宣称“蒋夫人每到一处，都能引起轰动”。《新闻周刊》关于她二月在国会发表演讲的报道也引人入胜：“演说效果令人陶醉。身穿黑衣的夫人身材显得格外娇小。她穿着一件长款紧身黑色旗袍，下摆的开衩刚好到膝盖。一头平整的黑发简单地盘在脑后，她佩戴着价值连城的翡翠饰品，修长的手指涂着红色的指甲油，脚上则穿着透明长筒袜和略显轻佻的高跟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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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的演讲材料同样异彩纷呈。在正式演讲数周前，其内容就已一点一点地透露给了媒体。关于中美之间的亲密关系，演讲材料中是这样写的：“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之间长达160年且从未因误解而受损的传统友谊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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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日交战的问题，她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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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存在一种低估我们对手力量的倾向。日本人于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各国军事专家都觉得中国毫无战胜之希望。但是，当日本人没能像它自己吹嘘的那样让中国臣服在它的脚下时，世界各国在感到的欣慰同时，声称他们高估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尽管如此，在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后，贪婪的战火无情地蔓延到了太平洋上……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又倒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华战争头4年半的时间里，中国是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对抗日本人的残暴进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