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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对汤恩伯的表现非常满意，战后再次对他进行嘉奖，任命他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顾家兄弟所在的上海也在他的辖区内），地位仅次于另一位名声响亮的军界领袖、发动“皖南事变”的英雄顾祝同将军。一位历史学家给他下了一个温和的评语：“汤恩伯是国民党中名声最不好的军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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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捞到了不少好处。截至抗战胜利日那天，中国至少在账面上拥有600万盎司的黄金及9亿多美元的资金储备。尽管储备了如此数量的硬通货和黄金，“院外援华集团”[3]仍在极力游说，因此外国援助仍然在以惊人的速度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1945—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向中国运送了价值6.85亿美元的货物、食品、衣物和装备。此外，子文在进出口银行的那些老朋友们还给了他8 300万美元的贷款，加拿大也拨给了他6 000万美元的长期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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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宋子文坚持要求这些外国援助物资全部应由中国人管理。1944年蒋介石就曾玩过这一招，现在他这么做自然也无不可。令人费解的是，各个提供贷款的机构竟然都同意了他的要求。尽管当时在华盛顿和伦敦的高层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言，说在抗战结束时，宋子文已经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在很多全球最大的公司中都持有巨额股份，他还能找到很多办法从这些公司购买军用物资。费利克斯·格林引用子文的一位朋友的话说，截至1944年，子文单是在美国就拥有4 700万美元的财富。在1953年的一次采访中，英国外交部的一位高层人士就曾反问道：“宋子文在你们通用汽车公司拥有控制股权，不是吗？”当被告知说，美国官方一般认为那是杜邦公司，而不是通用汽车公司，这位外交部官员厉声说道：“他们有很多办法掩盖所有权，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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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后，子文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中国国家善后救济总署（CNRRA）来监督联合国救援物资的发放工作。他与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商量好，救援物资到了中国码头后，这两个机构就不再插手了。（在其他国家，联合国官员负责监督整个发放过程，以便确保这些物品得到合理的分配。）卸下货物的大部分码头，存放货物的大部分仓库，以及负责运输这些货物的大部分公司（包括中国招商局轮船公司）都归杜月笙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徇私舞弊而提前做好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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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救援物资抵达中国后，立即被转入黑市渠道。美国红十字会捐助的血浆竟被以25美元一品脱[4]的价格在上海的各家药店销售。美国海军海岸巡逻队发现后，把剩下的3 500箱血浆从上海的一家仓库里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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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向中国发放了贷款，并满足了子文那不合规定的要求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现自己还要支付这些物资的海运、装卸、存储和陆运等方面的费用。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子文把上述这一切的“管理”单据交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会计人员发现这个数目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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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和杜月笙曾利用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无知，从上海商人手中敲诈了数百万美元。现在，蒋介石又利用人们对共产党执政的无知，从美国人手里攫取数百万美元的资助。他对无知的利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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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导致中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达到了惊人的11 000 000∶1的比率。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政权又开始偷偷准备发行一种新的以黄金为支撑的新钞，即所谓的“金圆券”。按照计划，政府号召所有中国人用手中那些已经失去信誉的旧版法币及个人拥有的黄金和白银来兑换新版钞票，这些黄金和白银以后可以按照政府自己制定的兑换率赎回。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骗局，它意味着那些好不容易在战争中把黄金和白银保存下来的人将按照荒唐的兑换率把手中的金银兑换成价值可疑的新版钞票。凡是在中国做过几天小店老板的人都能识破这个骗局，但人们别无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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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是知道货币改革的具体日期，谁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大发横财。对这场大规模骗局来说，著名的“黄金丑闻”不过是一场热身运动而已。这一次，把秘密消息泄露出去的是宋子文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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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子文对与他关系不错的一些军官（仅在上海就有293人）做了提醒，让他们在实行改革之前从银行里把黄金提走。不妙的是，其中某个人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上海立即陷入恐慌之中，数百位大客户跑到银行里提取黄金现货，其他一些合法的客户也从政府手里提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私人黄金。恐慌还蔓延到了其他城市，委员长发火了，他成了全国人民的笑柄。这一次，他彻底受够了宋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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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被正式认定对这次“黄金抢兑”事件负责。蒋介石命令他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同时还取消了他在政府中的其他头衔，并下令陈氏兄弟对子文的金融活动进行秘密调查。调查结束前，为了安慰宋子文，蒋介石任命他为广东省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这使宋子文可以轻松地通过在广州和香港的银行把大量的财产转出中国，并有足够的时间变卖大部分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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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行政院发表辞职讲话时，说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话：“目前的情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的经济危机是8年抗战和一年表面上的和平期间因极不平衡的预算而累积造成的后果。投机活动又部分加重了危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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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秋，陈氏兄弟完成了他们受命所做的调查。他们递交了一份长达1.5万字的报告，指责子文“对外国资金处理不当”。报告指出，一些享有特权的公司花费资金和供应品“并非是为了进口用于重新建设所需的物资”。报告中所指的那些特权集团包括宋子文及其中国开发金融公司、宋子良的孚中贸易公司以及孔令侃的扬子发展公司。子文被勒令辞职、卷起铺盖去了广东之后，调查人员发现，中国储备的硬通货和金条——包括子文担任财政部部长时期人们一直认为储存在国库中的9亿美元现金和600万盎司黄金有将近一半不明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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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哪里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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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梅因市《纪事报》的发行人加德纳·考尔斯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二战”结束后他曾访问过中国。回国后他写了一篇报道，于1947年9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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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一场晚宴中，一位对现政府不满的人对我说：“除非推倒宋家人，不然中国永远也好不了。他们在华盛顿、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各大银行的私人账户上有超过10亿美元的存款。”他离开后不久，中国银行的一个高管对我说：“别信这些屁话，他们家的存款不超过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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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孔祥熙远在美国，宋子文被贬广东，毛泽东的军队则以破竹之势横扫华北。在这样的形势下，委员长仍然试图维护政府的脸面。面对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平静，他毅然决定发行金圆券。再三延迟之后，新版货币的发行日期被定在了1948年8月19日。所有旧版钞票连同黄金、白银和各种外币都要在9月30日前上交政府。为了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进行，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跟新任财政部部长俞鸿钧一起负责新版货币的发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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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给蒋经国下达特别指示，让他首先把上海“打扫干净”。很显然，他想让大家都知道他蒋介石又回到上海了。蒋经国受命清理孔氏家族的所有痕迹，清除仍留在上海的“孔派余孽”。在这次行动中，蒋经国将撵走所有的腐败分子（青帮分子除外），关闭黑市，把那些肆无忌惮的投机者投入大牢，并协助对上海黑社会进行经济“改革”。这项任务有点离谱。蒋经国似乎希望不折不扣地执行父亲的命令，他对各种腐败行为、黑市商人和货币投机者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在大街小巷到处安排莫斯科式的安全干部，一旦发现，就地展开审讯，在路边执行死刑。不过，蒋经国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个错误，他逮捕了股票经纪人杜维屏。这位年轻的经纪人被控在货币改革前抛售了3 000万股股票——很显然，他的父亲杜月笙事先向他透露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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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这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儿子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接受了蒋经国的审讯，在大家还不知道他被捕的情况下便被判了刑。蒋经国对小杜的处罚相对较轻，只判了他8个月的徒刑，判罪原因却并不是他非法获取货币改革的信息，而是他没有按照规则在正规交易所抛售股票。不过他没有服刑，因为如果服刑的话，对他父亲来说有点儿“欺人太甚”了。然而，他的被捕、受审和定罪却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时代已经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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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由于年事已高，加上长期吸毒导致身体每况愈下，杜月笙的权力之手已经逐渐松开。那些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对手们也试图摆脱青帮的控制，这让他倍感压力。杜月笙现在已经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无心重新打理青帮的日常事务。此时的共产党正如狂风暴雨般席卷东北地区，即将挥戈南下，杜月笙已经很难集中精力重新恢复旧上海的那套秩序，他开始往香港转移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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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犯的第二个错误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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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上海四处搜查的时候，在扬子发展公司的库房里发现了大量被盗的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救援物资，此时已经熟知黑市运作内幕的蒋经国立即逮捕了扬子发展公司的总经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表弟孔令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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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奋斗》是希特勒的自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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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处指的应该是徐诚斌。徐诚斌（Francis Hsu Chen-Ping，1920—1973），祖籍浙江宁波，后任天主教香港教区第三任正权主教（1969—1973年），也是天主教香港教区首任华人主教。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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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院外援华集团”指在美国政界和议会进行游说，进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团体和个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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