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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行政院发表辞职讲话时，说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话：“目前的情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的经济危机是8年抗战和一年表面上的和平期间因极不平衡的预算而累积造成的后果。投机活动又部分加重了危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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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秋，陈氏兄弟完成了他们受命所做的调查。他们递交了一份长达1.5万字的报告，指责子文“对外国资金处理不当”。报告指出，一些享有特权的公司花费资金和供应品“并非是为了进口用于重新建设所需的物资”。报告中所指的那些特权集团包括宋子文及其中国开发金融公司、宋子良的孚中贸易公司以及孔令侃的扬子发展公司。子文被勒令辞职、卷起铺盖去了广东之后，调查人员发现，中国储备的硬通货和金条——包括子文担任财政部部长时期人们一直认为储存在国库中的9亿美元现金和600万盎司黄金有将近一半不明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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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哪里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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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梅因市《纪事报》的发行人加德纳·考尔斯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二战”结束后他曾访问过中国。回国后他写了一篇报道，于1947年9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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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一场晚宴中，一位对现政府不满的人对我说：“除非推倒宋家人，不然中国永远也好不了。他们在华盛顿、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各大银行的私人账户上有超过10亿美元的存款。”他离开后不久，中国银行的一个高管对我说：“别信这些屁话，他们家的存款不超过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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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孔祥熙远在美国，宋子文被贬广东，毛泽东的军队则以破竹之势横扫华北。在这样的形势下，委员长仍然试图维护政府的脸面。面对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平静，他毅然决定发行金圆券。再三延迟之后，新版货币的发行日期被定在了1948年8月19日。所有旧版钞票连同黄金、白银和各种外币都要在9月30日前上交政府。为了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进行，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跟新任财政部部长俞鸿钧一起负责新版货币的发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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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给蒋经国下达特别指示，让他首先把上海“打扫干净”。很显然，他想让大家都知道他蒋介石又回到上海了。蒋经国受命清理孔氏家族的所有痕迹，清除仍留在上海的“孔派余孽”。在这次行动中，蒋经国将撵走所有的腐败分子（青帮分子除外），关闭黑市，把那些肆无忌惮的投机者投入大牢，并协助对上海黑社会进行经济“改革”。这项任务有点离谱。蒋经国似乎希望不折不扣地执行父亲的命令，他对各种腐败行为、黑市商人和货币投机者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在大街小巷到处安排莫斯科式的安全干部，一旦发现，就地展开审讯，在路边执行死刑。不过，蒋经国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个错误，他逮捕了股票经纪人杜维屏。这位年轻的经纪人被控在货币改革前抛售了3 000万股股票——很显然，他的父亲杜月笙事先向他透露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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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这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儿子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接受了蒋经国的审讯，在大家还不知道他被捕的情况下便被判了刑。蒋经国对小杜的处罚相对较轻，只判了他8个月的徒刑，判罪原因却并不是他非法获取货币改革的信息，而是他没有按照规则在正规交易所抛售股票。不过他没有服刑，因为如果服刑的话，对他父亲来说有点儿“欺人太甚”了。然而，他的被捕、受审和定罪却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时代已经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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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由于年事已高，加上长期吸毒导致身体每况愈下，杜月笙的权力之手已经逐渐松开。那些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对手们也试图摆脱青帮的控制，这让他倍感压力。杜月笙现在已经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无心重新打理青帮的日常事务。此时的共产党正如狂风暴雨般席卷东北地区，即将挥戈南下，杜月笙已经很难集中精力重新恢复旧上海的那套秩序，他开始往香港转移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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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犯的第二个错误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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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上海四处搜查的时候，在扬子发展公司的库房里发现了大量被盗的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救援物资，此时已经熟知黑市运作内幕的蒋经国立即逮捕了扬子发展公司的总经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表弟孔令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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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奋斗》是希特勒的自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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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处指的应该是徐诚斌。徐诚斌（Francis Hsu Chen-Ping，1920—1973），祖籍浙江宁波，后任天主教香港教区第三任正权主教（1969—1973年），也是天主教香港教区首任华人主教。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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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院外援华集团”指在美国政界和议会进行游说，进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团体和个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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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品脱≈ 473.18毫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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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一场历史的“华丽悲剧” [:170616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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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一场历史的“华丽悲剧” 第二十章 宋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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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又回到了南京的家中。刚进家门，她就接到了上海打来的一个匿名电话，告诉她孔令侃被抓了。美龄快气疯了，她直接去找委员长，不过蒋介石不愿插手此事。于是美龄乘飞机赶到上海去见蒋经国，要求他把孔令侃交给自己监管。她这位不走正道的外甥很不情愿地回到南京，又被姨父蒋介石给训斥了一通。谨慎的美龄随后督促令侃乘飞机前往香港，然后从那里去了佛罗里达。他不会再回来了，扬子发展公司在中国的办公场所全部关闭，然后在迈阿密海滨重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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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冷冰冰地给蒋经国下达了指示，让他停止一切行动。这让蒋经国感到非常丢脸，他把这笔账记到了继母的头上。蒋经国愤怒地辞去了职务，不再过问强加给他的这份工作。他向“上海市民们”道歉，并请他们“利用自己的力量阻止不法商人、官僚政客和诈骗分子控制”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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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945年，在纽约休整了一年之后，蒋夫人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国内，看看是否还有什么可做的事。她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形势一片大好，她躲到任何其他地方似乎都不合适。正如她的美国朋友们常说的那样，当前要做的是与共产党进行生死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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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宣传机器的作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美龄的婚姻出现过危机。在她的大部分崇拜者及媒体和美国政府中的大多数官员眼中，她的权势并没有削减。美龄回到重庆，又到了蒋介石身边（也许事先在私下里经过了一些协商），重新掌握了以前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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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龄的坚持下，委员长从他一直称之为“鹰巢”的府邸（另一个女人留下踪迹的地方）搬出来，住进离孔家不远的一栋小别墅。第二个以“蒋夫人”自称的那位陈小姐早已不在蒋介石身边。美龄回国的时间也许与陈小姐的离开有关，而陈小姐的离开也许与其孩子的命运有关。据说她生了个男孩，不过那个孩子没能活下来，同时蒋介石显然对她也已失去兴趣。陈小姐实际上是去了加利福尼亚，后来又去了香港，并终老于此，带着很多的秘密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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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重归于好的委座和委座夫人在重庆大摆筵席，款待亨利·卢斯。当时孔祥熙也同霭龄一起回国小住了几天，把剩余的一些家族事务处理一下。孔祥熙邀请卢斯到他那装修豪华的公馆做客，在其品茶之际，祥熙厚颜无耻地恭维这位出版商，夸奖他在1945年7月准确地预言“战争在不久的将来即将结束”。卢斯随后与蒋介石夫妇一起吃了晚饭。宋子文也单独摆了一场，款待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