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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孔祥熙远在美国，宋子文被贬广东，毛泽东的军队则以破竹之势横扫华北。在这样的形势下，委员长仍然试图维护政府的脸面。面对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平静，他毅然决定发行金圆券。再三延迟之后，新版货币的发行日期被定在了1948年8月19日。所有旧版钞票连同黄金、白银和各种外币都要在9月30日前上交政府。为了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进行，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跟新任财政部部长俞鸿钧一起负责新版货币的发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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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给蒋经国下达特别指示，让他首先把上海“打扫干净”。很显然，他想让大家都知道他蒋介石又回到上海了。蒋经国受命清理孔氏家族的所有痕迹，清除仍留在上海的“孔派余孽”。在这次行动中，蒋经国将撵走所有的腐败分子（青帮分子除外），关闭黑市，把那些肆无忌惮的投机者投入大牢，并协助对上海黑社会进行经济“改革”。这项任务有点离谱。蒋经国似乎希望不折不扣地执行父亲的命令，他对各种腐败行为、黑市商人和货币投机者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在大街小巷到处安排莫斯科式的安全干部，一旦发现，就地展开审讯，在路边执行死刑。不过，蒋经国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个错误，他逮捕了股票经纪人杜维屏。这位年轻的经纪人被控在货币改革前抛售了3 000万股股票——很显然，他的父亲杜月笙事先向他透露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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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这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儿子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接受了蒋经国的审讯，在大家还不知道他被捕的情况下便被判了刑。蒋经国对小杜的处罚相对较轻，只判了他8个月的徒刑，判罪原因却并不是他非法获取货币改革的信息，而是他没有按照规则在正规交易所抛售股票。不过他没有服刑，因为如果服刑的话，对他父亲来说有点儿“欺人太甚”了。然而，他的被捕、受审和定罪却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时代已经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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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由于年事已高，加上长期吸毒导致身体每况愈下，杜月笙的权力之手已经逐渐松开。那些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对手们也试图摆脱青帮的控制，这让他倍感压力。杜月笙现在已经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无心重新打理青帮的日常事务。此时的共产党正如狂风暴雨般席卷东北地区，即将挥戈南下，杜月笙已经很难集中精力重新恢复旧上海的那套秩序，他开始往香港转移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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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犯的第二个错误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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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上海四处搜查的时候，在扬子发展公司的库房里发现了大量被盗的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救援物资，此时已经熟知黑市运作内幕的蒋经国立即逮捕了扬子发展公司的总经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表弟孔令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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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奋斗》是希特勒的自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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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处指的应该是徐诚斌。徐诚斌（Francis Hsu Chen-Ping，1920—1973），祖籍浙江宁波，后任天主教香港教区第三任正权主教（1969—1973年），也是天主教香港教区首任华人主教。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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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院外援华集团”指在美国政界和议会进行游说，进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团体和个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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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品脱≈ 473.18毫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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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一场历史的“华丽悲剧” [:170616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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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一场历史的“华丽悲剧” 第二十章 宋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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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又回到了南京的家中。刚进家门，她就接到了上海打来的一个匿名电话，告诉她孔令侃被抓了。美龄快气疯了，她直接去找委员长，不过蒋介石不愿插手此事。于是美龄乘飞机赶到上海去见蒋经国，要求他把孔令侃交给自己监管。她这位不走正道的外甥很不情愿地回到南京，又被姨父蒋介石给训斥了一通。谨慎的美龄随后督促令侃乘飞机前往香港，然后从那里去了佛罗里达。他不会再回来了，扬子发展公司在中国的办公场所全部关闭，然后在迈阿密海滨重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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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冷冰冰地给蒋经国下达了指示，让他停止一切行动。这让蒋经国感到非常丢脸，他把这笔账记到了继母的头上。蒋经国愤怒地辞去了职务，不再过问强加给他的这份工作。他向“上海市民们”道歉，并请他们“利用自己的力量阻止不法商人、官僚政客和诈骗分子控制”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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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945年，在纽约休整了一年之后，蒋夫人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国内，看看是否还有什么可做的事。她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形势一片大好，她躲到任何其他地方似乎都不合适。正如她的美国朋友们常说的那样，当前要做的是与共产党进行生死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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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宣传机器的作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美龄的婚姻出现过危机。在她的大部分崇拜者及媒体和美国政府中的大多数官员眼中，她的权势并没有削减。美龄回到重庆，又到了蒋介石身边（也许事先在私下里经过了一些协商），重新掌握了以前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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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龄的坚持下，委员长从他一直称之为“鹰巢”的府邸（另一个女人留下踪迹的地方）搬出来，住进离孔家不远的一栋小别墅。第二个以“蒋夫人”自称的那位陈小姐早已不在蒋介石身边。美龄回国的时间也许与陈小姐的离开有关，而陈小姐的离开也许与其孩子的命运有关。据说她生了个男孩，不过那个孩子没能活下来，同时蒋介石显然对她也已失去兴趣。陈小姐实际上是去了加利福尼亚，后来又去了香港，并终老于此，带着很多的秘密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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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重归于好的委座和委座夫人在重庆大摆筵席，款待亨利·卢斯。当时孔祥熙也同霭龄一起回国小住了几天，把剩余的一些家族事务处理一下。孔祥熙邀请卢斯到他那装修豪华的公馆做客，在其品茶之际，祥熙厚颜无耻地恭维这位出版商，夸奖他在1945年7月准确地预言“战争在不久的将来即将结束”。卢斯随后与蒋介石夫妇一起吃了晚饭。宋子文也单独摆了一场，款待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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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出版商还找了个机会与他最厌恶的敌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进行了一次谈话。卢斯当然不可能被共产党人“蛊惑”，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进行了一场愉快的谈话——从坐下来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谈话就很坦率。他说我们（卢斯麾下的报纸杂志）最近对他们不太友好。我回答说这非常遗憾，我们正在世界范围内跟“左”翼宣传做斗争，因为它们就像臭鼬那样肮脏讨厌。”谈到匹兹堡大学毕业的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陈立夫，卢斯说他认为陈立夫是个“有魅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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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陈纳德仍然留在中国，现在的他喜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变成了一个喜欢穿军用防水短上衣的兵痞子，整日里来去匆匆，经营着他新成立的民用航空公司。他用飞机四处运送武器装备和军队，试图去阻挡潮水般的共军，虽然毫无结果，但他获利丰厚。战争结束后，陈纳德曾回美国待了一段时间，他一度还想在儿时生活过的路易斯安那的河口地带退隐。但他很快就与蒋氏夫妇达成了一笔新交易，随后告别妻子儿女回到了中国，此生再也没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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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奇妙的转变。1946年，杜鲁门总统在民众中的声誉已经达到了低潮，选民对战争的厌恶及其他一些原因致使民意低沉。在民主党总统4届任期内，他的共和党对手们一直处于权力下风，现在共和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刚有所增加，便开始鼓吹风水轮流转的论调。大佬党[1]希望进一步利用民众情绪，赢得1948年的总统大选。由于法西斯主义已经被消灭，现在共和党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之一便是共产主义带来的威胁。他们与卢斯沆瀣一气，到处宣扬，说民主党没有给蒋介石除掉毛泽东手下的那班乌合之众提供足够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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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将军和魏德迈将军通过惨痛的经历，已经把蒋介石看透了。他俩建议对以后的援助要认真地加以限制，并应由美国官员进行严格的监督。任何一笔贷款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清除政府中的腐败行为，并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基础——实际上就是让他继续走之前与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老路。这么做并非是因为支持这一政策的人对共产党有什么好感。马歇尔在很久之前就已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最大的资本，就是蒋介石政权已经烂透了。为了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况，魏德迈于1946年夏访问了几个重要城市，随后他坦白地告诉蒋介石和其他国民政府官员，除非国民党能痛改前非，不然根本挡不住共产党的攻势。同时魏德迈还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变卖一部分国民政府在国外的投资，就能立即筹措到至少10亿美元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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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华盛顿的共和党人根本听不进这些话。第一个冲马歇尔的有限援助政策发难的不是别人，正是共和党众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她于1946年7月24日把一封38位支持蒋介石政权的著名人士联名签字的抗议信塞进了国会记录中。这些坚定的支持者包括中国商品进口商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科尔伯格曾帮助克莱尔·布思·卢斯成立中美政策研究会，该协会在“院外援华集团”中属于较为活跃的游说团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