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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蒋夫人的这次访问显得非常尴尬。对她请求帮助中国进行“目前战争”的呼吁表示同情的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等人。这次出访简直是一场灾难，杜鲁门非但没有给她留半点情面，而且很不客气地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声明，指出美国给蒋介石提供的援助总数早已超过了38亿美元。宋氏家族埋下的祸患开始发出了复仇的嫩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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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二战”的结束，蒋介石政权像一块朽木一样四分五裂。回顾前朝旧事在华盛顿已经成了时髦的话题。比如，情报圈里的人回忆说，1942年，孔祥熙曾挪用两亿美元的美国贷款从上海沦陷区的商人们手中购买各种货物，而出售这些货物的则是杜月笙以及宋家与日本人的合资企业。在人们的闲聊中，这些事情就像木头中的蛀虫一样被尖利的嘴巴一件件啄出来，流言传遍了整个华盛顿，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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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总统拒之门外，以前使用的那些招数也不灵了，美龄只好气呼呼地离开了华盛顿，再次到孔家那栋位于里弗代尔的豪宅里隐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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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一直很坦诚地跟助手们谈论中国政府中的“贪官和骗子”，他指出：“我敢打赌，现在至少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还在纽约（存在中国银行的账户里）。”总统很快就会发现，他的估算有点太保守了。1949年5月，即美龄来美国几个月后，杜鲁门得到一个情报：有银行界人士对国会议员说，宋家和孔家实际上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总统立即下令联邦调查局对这一传言进行秘密调查，以便准确地了解这笔钱的具体数目和存储地点。这次调查的过程和结果非常敏感，其中的细节（在删除了很多内容之后）在34年后的1983年才不再当秘密文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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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首先仔细查看了有关宋家的战时档案，重新注意到宋子文“在开始担任公职的时候财产相当有限，而到了1943年1月，其资产却达到了7 000多万美元”。联邦调查局注意到，“二战”期间日本人曾指控子文在大通曼哈顿银行或花旗银行存有7 000万美元，孔夫人在其中的一家银行存有8 000万美元，蒋介石夫人在这两家银行或其中的一家存有1.5亿美元。当初这些传言仅仅被当成是日本人的一种宣传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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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胡佛向联邦调查局分布在美国各地的外勤人员发出指示，说：“局里希望了解那几位指定人员在国内银行中的存款明细，以及归他们控制下的那些企业、工厂或公司的情况。”旧金山、纽约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银行都做出了回应。其中一些银行说，他们从来没跟宋家人打过交道，另一些则回应说：“如果联邦调查局想要的话，他们可以在保密的基础上提供相关的账目明细。”调查之下，一些没有列在调查名单上的家族成员——如子良和时任旧金山广东银行董事长的子安的账户资料也被挖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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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指控中提到的那两家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和花旗银行也愿意在“极为谨慎和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进行合作。为了避免吓跑大客户，这么做非常必要，因为这些人可能会反对银行泄露交易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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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调查曼哈顿银行时，联邦调查局遇到了困难。曼哈顿银行是纽约的一家大银行，后来与大通银行合并，组建成大通曼哈顿银行。曼哈顿银行的高管们刚开始还算配合，向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披露了宋家的一些账户信息，其中包括子文个人的一笔信托基金。但在几天后，特工人员再次上门拜访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料时，该银行人员的态度大变。对联邦调查局人员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该银行还完全否认了之前提供的各种资料信息，并拒绝提供新的资料。此外，该银行还问联邦调查局能否提供传票。联邦调查局如果出示传票，就要冒公开披露总统下令调查的风险，而杜鲁门早已下令严禁透露此事。（如果“院外援华集团”知道了这件事，势必引起一场强烈的政治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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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间接地指出：“在这件事情上，为了得到联邦调查局的保证，银行高层官员们似乎准备了一套平淡的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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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确实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它推测孔家在美国的大部分流动资产都存在他自己开办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里，而子文大部分的流动资产则存在广东银行旧金山分行。不过，由于这两家银行由他们家族直接管理，让它们出具详细的细节显然是不明智的选择，另外，在西雅图和波士顿的几家银行里也查出了一些大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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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发现，包括美龄在内的家族成员在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各个城市中都拥有公寓大楼和写字楼。宋氏家族还拥有或控制着很多家公司，其中包括位于华尔街一号的孚中国际公司和莫诺化工公司。但这些发现与其他的资产相比，不过是大巫见小巫。英美金融圈里一直有这样一个传闻，说子文拥有通用汽车公司或者是杜邦公司（抑或是两者都有）的巨额股份。此事如果已被查实的话，那也早被联邦调查局放到保密文件里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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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告诉联邦调查局，他们要的一些信息可以在联邦储备银行和财政部的档案文件——TFR–300表（所有的外国人都要填写该表）里找到。这份表格里也许列有宋氏家族在美国的所有财产，但联邦调查局不愿意去财政部复印这张表，因为他们认为财政部的一些高官跟子文走得很近，可能会把调查的事情透露给他。他们通过间接的方式得到了这些表格，却发现上面几乎什么都没有。比如，美龄填写的那张表在“个人财产”一栏中一个字都没填。很显然，财政部对她还算客气，没有让她填写具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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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试图监视孔家那栋位于里弗代尔独立大街4904号的豪宅。一位特工抱怨说，这事也不好办，因为这个地方极为偏僻，那些大宅子都掩映在树木之中，彼此之间相距很远，询问邻居也都讲不清楚。（1955年夏天，纽约的中文报纸刊登了一件孔公馆里发生的丑闻，联邦调查局终于得以窥视一下孔家豪宅里发生的一些奇怪的事。据报纸报道，从香港来美的几个中国佣人本来是想去中国大使馆工作，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成了孔家在里弗代尔住宅中的囚犯。他们反映自己并没有得到许诺的薪水，也不允许离开住地半步，甚至不能给家里人写信。失望之余，他们一起逃跑，结果却被抓了回来。根据《中国新闻日报》的报道，为了教训他们，这些可怜的仆人被吊在房梁上毒打。虽然孔祥熙给报纸写信，否认了对他们进行苦力贸易的说法，却没有否认这几个佣人提出的其他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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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海岸，另一些特工发现，有中国人企图把大量黄金转移到洛杉矶市郊范奈司的一个偏僻的私人机场，不过后来这些特工便再也没能追踪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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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对此次调查活动本来就不是很热情，再加上宋家和孔家在美国的特殊地位，后来便停止了。这些人并非美国公民，也不是登记注册的外国代理。他们最初以中国官员的身份来到美国，并且持有外交护照。很显然，他们现在已经不是政府官员了，那他们算是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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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被赶下台的国王迟早也要填写各种表格，在西方民主国家更是如此，因为在这些国家，只有登记在册的事情才算真实存在。然而，宋家和孔家的人在美国却拥有特殊的名人地位，使得他们可以避开这些要求。他们所处的情形也模糊不清，美国人很显然没有强迫这两个家族写下他们拥有的财产和从事的各种活动。将近20年后，年老的孔祥熙在对台湾进行了短期访问后，回到了西雅图。在机场，美国移民规划局采取合作态度，只是简单地登记为“政府官员”，然后便以“头等人”的身份立即将其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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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的人似乎到哪里都能畅通无阻。他们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在美国居住、存款和投资等等，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而不会遇到各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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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继续调查下去，联邦调查局将在政治上陷入危险的境地，于是，它便拿出老一套的官僚做法，停止调查，把皮球踢给了别人，也就是在政治上异常敏感的司法部的官员们。正如意料中的那样，此事很快被搁置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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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总统最终还是得到了一定数量的确凿信息来回答自己最初的疑问。不过他知道的实情对于宋家人的总体情况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多年之后，在接受作家默尔·米勒的采访时，杜鲁门如此说道：“他们全是贼，他们家所有人全是……我们给蒋介石的38亿美元被他们偷走了7.2亿美元。他们偷了钱，然后拿到圣保罗去投资房地产，有一些就在纽约这里……就是那个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以前和现在一直使用的活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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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联邦调查局着手进行调查的时候，远在中国的蒋介石正忙着为逃往台湾做准备。一个为了不把武器装备落到共产党手里而敢于轰炸自己军队的人是不会给共产党留下太多值钱的东西的。蒋介石派出自己最信任的那些人有计划地把各大银行、兵工厂和博物馆搬了个一干二净。全国各地出现的这一现象不禁令人想起了纳粹德国最后疯狂的那些日子，当时伦勃朗的许多名画被盗走并运送到私人地下室里藏了起来，等待适当的时机重建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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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前，在张静江的建议下，蒋介石实行了一个长期计划，对乾隆皇帝收藏在故宫中的宝藏进行“疏散”。乾隆于1735—1795年在位，他的统治时期是各类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乾隆生活简朴，却急欲表达其高雅的品位，在其住处摆满了各种华丽的艺术品，这些后来都成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核心藏品。张静江和他在艺术界的那些朋友们一直对这些藏品垂涎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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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将这些宝贝视为其王朝的世袭财产。20世纪30年代初，他派人将这些宝藏从北平运到南京。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蒋介石派人把这些艺术品装到数千个木板箱中，疏散到全国各地，“以免落入日本人或共产党之手”。这些宝藏最终被运到了偏远的中国西部地区，直到战争结束。在这期间，很多名作流入海外富有的收藏家手中，人们一直在揣摩到底是谁干的，但在2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藏品在全国各地不断地辗转，谁也说不清到底丢了什么藏品、丢了多少。1938年，张静江离开中国去了欧洲，在巴黎、伦敦和日内瓦均设立了自己的艺术品展览室。“二战”期间他一直待在美国，并在美国也成立了一个藏品丰富的展览室。1950年9月3日，张静江离开了人世，不过《时代周刊》并没有报道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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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结束之前，约有25万件画作、瓷器、玉器和青铜器被运到台北。1949年1月21日，也即淮海战役结束11天后，蒋介石辞去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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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辞职的目的是使自己免遭失败的羞辱。不过，跟以往几次辞职一样，指挥权仍抓在他的手里。军队、政府官员、美国援助物资、空军战机等等一切依然在他的掌控之下。一些军人政客叫嚷着想借机掌权，总统一职最终落到了蒋介石党内的老对手李宗仁身上。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与毛泽东进行谈判。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让李宗仁把委员长和蒋介石夫人这两个被人民列为头号战犯的人，以及宋子文和孔氏夫妇交出来接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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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再也没有踏入政坛。战争结束时他已经65岁了。保守估计，他和霭龄共有将近10亿美元的财富，大部分早已被极富远见地转移到了国外。1946年时，二人曾到上海进行了最后一次短暂访问，清理自己的资产，把能运走的都转到了香港或国外。1947年，他们去孔祥熙在山西太谷的旧宅看了看，在共产党占领之前就把这所豪宅的大门给关上了。随后，孔祥熙告知朋友们说，因为霭龄“身体不是很好”，有必要让她离纽约的医疗中心更近一些，因此他将带她前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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