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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的人似乎到哪里都能畅通无阻。他们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在美国居住、存款和投资等等，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而不会遇到各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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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继续调查下去，联邦调查局将在政治上陷入危险的境地，于是，它便拿出老一套的官僚做法，停止调查，把皮球踢给了别人，也就是在政治上异常敏感的司法部的官员们。正如意料中的那样，此事很快被搁置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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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总统最终还是得到了一定数量的确凿信息来回答自己最初的疑问。不过他知道的实情对于宋家人的总体情况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多年之后，在接受作家默尔·米勒的采访时，杜鲁门如此说道：“他们全是贼，他们家所有人全是……我们给蒋介石的38亿美元被他们偷走了7.2亿美元。他们偷了钱，然后拿到圣保罗去投资房地产，有一些就在纽约这里……就是那个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以前和现在一直使用的活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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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联邦调查局着手进行调查的时候，远在中国的蒋介石正忙着为逃往台湾做准备。一个为了不把武器装备落到共产党手里而敢于轰炸自己军队的人是不会给共产党留下太多值钱的东西的。蒋介石派出自己最信任的那些人有计划地把各大银行、兵工厂和博物馆搬了个一干二净。全国各地出现的这一现象不禁令人想起了纳粹德国最后疯狂的那些日子，当时伦勃朗的许多名画被盗走并运送到私人地下室里藏了起来，等待适当的时机重建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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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前，在张静江的建议下，蒋介石实行了一个长期计划，对乾隆皇帝收藏在故宫中的宝藏进行“疏散”。乾隆于1735—1795年在位，他的统治时期是各类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乾隆生活简朴，却急欲表达其高雅的品位，在其住处摆满了各种华丽的艺术品，这些后来都成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核心藏品。张静江和他在艺术界的那些朋友们一直对这些藏品垂涎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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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将这些宝贝视为其王朝的世袭财产。20世纪30年代初，他派人将这些宝藏从北平运到南京。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蒋介石派人把这些艺术品装到数千个木板箱中，疏散到全国各地，“以免落入日本人或共产党之手”。这些宝藏最终被运到了偏远的中国西部地区，直到战争结束。在这期间，很多名作流入海外富有的收藏家手中，人们一直在揣摩到底是谁干的，但在2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藏品在全国各地不断地辗转，谁也说不清到底丢了什么藏品、丢了多少。1938年，张静江离开中国去了欧洲，在巴黎、伦敦和日内瓦均设立了自己的艺术品展览室。“二战”期间他一直待在美国，并在美国也成立了一个藏品丰富的展览室。1950年9月3日，张静江离开了人世，不过《时代周刊》并没有报道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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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结束之前，约有25万件画作、瓷器、玉器和青铜器被运到台北。1949年1月21日，也即淮海战役结束11天后，蒋介石辞去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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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辞职的目的是使自己免遭失败的羞辱。不过，跟以往几次辞职一样，指挥权仍抓在他的手里。军队、政府官员、美国援助物资、空军战机等等一切依然在他的掌控之下。一些军人政客叫嚷着想借机掌权，总统一职最终落到了蒋介石党内的老对手李宗仁身上。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与毛泽东进行谈判。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让李宗仁把委员长和蒋介石夫人这两个被人民列为头号战犯的人，以及宋子文和孔氏夫妇交出来接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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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再也没有踏入政坛。战争结束时他已经65岁了。保守估计，他和霭龄共有将近10亿美元的财富，大部分早已被极富远见地转移到了国外。1946年时，二人曾到上海进行了最后一次短暂访问，清理自己的资产，把能运走的都转到了香港或国外。1947年，他们去孔祥熙在山西太谷的旧宅看了看，在共产党占领之前就把这所豪宅的大门给关上了。随后，孔祥熙告知朋友们说，因为霭龄“身体不是很好”，有必要让她离纽约的医疗中心更近一些，因此他将带她前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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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也没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他被共产党列入主要战犯的名单，国民党内的政敌们也指责他侵吞大笔公款，要求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至少交出一半。1949年1月24日，担心性命不保的宋子文辞去了广东省省长的职务，与张乐怡一起逃去了香港。他在香港的启德机场走下飞机时，身穿一件双排扣西装，头戴一顶灰色的小礼帽，手持自己最喜爱的手杖，翻领上还挂着两排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颁发给他的奖章。张乐怡走在他的身旁，身穿貂皮大衣，脸上戴着一副墨镜，以便遮掩那双哭得红肿的眼睛。子文的表情从来没有如此严肃。共产党和绿营[2]的人都在追捕他，子文要求香港的英国警方提供保护，他们同意了。5月16日，他去了巴黎“接受医学治疗”。1949年10月10日，子文带着外交护照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这一次又是为了“家族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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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虽已不再担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仍然为把政府剩下的黄金储备紧急运往台北做了详细安排。如果他准备让李宗仁来掌管钱袋的话，他显然希望这个袋子是空的，这意味着李宗仁根本没有钱来给那日益萎缩的军队发放军饷，仍在坚守的士兵们也得不到食物。李宗仁发现国库已经空空如也后，跑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那里请求美国支援，以便自己能有跟毛泽东谈判的资本。司徒雷登大使建议他要求那些把数十亿美元的美国援助款项存入外国银行的国民党官员们发扬爱国心，捐点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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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召见了孙科，他的提议肯定让这个可怜的家伙有点儿不知如何是好。蒋介石建议孙科，此时他可以像孙文多年前做的那样，在广州另建一个政府。委员长向孙文的儿子承诺说，如果他能组建起这样的政府，他蒋介石就可以发动一次新的北伐战争。孙科匆匆去了广州，但是没过一个月，就连庸庸碌碌的孙科也明白过来，很快跑到法国流亡去了。蒋介石开始用船只把仍然忠诚于他的那些军队运到台湾岛上。现在他拥有充足的金钱和足够多的士兵，中国大陆上能搬走的财富也都给搬到了台湾，现在就连他似乎也可以在岛上永久地生活下去了。他去台湾之前最后去的地方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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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杜月笙在上海见了蒋介石最后一面。委员长还见了汤恩伯将军，汤将军建议让上海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这位炸毁黄河大坝的英雄、曾大谈特谈爱国主义的“纸老虎”预言他们能够完胜共产党。他指使数千名苦力挖了一条很大的壕沟，然后在旁边修建了一道10英尺高的竹栏杆，这在军事上没有明显的作用。后来人们才得知，他有个亲戚做木材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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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此次上海之行的真正目的，是想请杜月笙和青帮帮忙劫掠中国银行。他现在急需资金，他不想扔下这些黄金空着手逃到台湾。由于有传言说没有黄金来支撑新发行的金圆券，没过几个月，他对这种新货币所报的期望就破灭了。黄金本来是有的——国库里本来存放着600万盎司的黄金。根据官方的指控，其中有一半的黄金跟着宋家和孔家一起消失不见了，剩下的另一半也不见了踪影。现在中国剩下的黄金只有存放在中国银行里的私人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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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券骗局是蒋介石临别前的最后一击。在以4∶1（金圆券兑换美元）的汇率引入金圆券的5个月后，金圆券与美元之间的兑换率暴跌至1 000 000金圆券兑换1美元，随后局势便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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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受害最为严重的是那些诚实的人，他们一辈子攒了价值一两千美元的黄金，然后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在规定的时间里拿着黄金到银行里兑换成了金圆券。他们手中的金圆券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后，人们能够在上海、汉口或广州的茶馆门口看到他们茫然的身影。他们被国民党抛弃了，而在共产党眼里，他们则被划为资本家一类。他们就这样坐在那里，在大厦将倾之前，他们连把妻子儿女送到澳门或香港的路费都拿不出来。这些人是蒋介石最后的一批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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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相当小心地实施了他掠夺中国银行的计划。一艘外表破烂不堪的货船停靠在外滩码头华懋饭店的对面。船上的船员是从海军官兵中挑选出来的，化装成衣着破烂的苦力。中国银行的几个行政人员也被重金收买，蒋介石答应事成之后将用船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条件就是打开金库的大门。国民党军队对周围包括南京路和外滩在内的几个街区进行了戒严。“苦力”们挑着沉重的担子蹒跚前行，黑暗中传来他们有规律的喘息声。他们每个人都用竹扁担挑着两个包裹。路灯照亮了从银行到货船之间的道路，在幽暗的灯光中，这些人如食尸鬼一般让人毛骨悚然。英国记者乔治·瓦因当时正在熬夜赶稿子。他从办公室窗户里看到了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惊讶，不过没人注意到他的存在。当瓦因意识到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时，他给伦敦办公室发去了一条言语古怪、寓意丰富的信息：“中国所有的黄金正在以传统的苦力搬运的方式被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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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杜月笙进行的最后一次掠夺。在5月25日共产党成功占领上海的数天前，他就溜出了上海。他在香港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两年时光，几十年的大烟瘾已经把他的身体掏空了，他无法走路，最终瘫痪在床，于1951年8月16日离开了人世。蒋介石从台北发来唁电，称赞杜月笙“忠诚正直”，堪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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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初，蒋介石登上一艘炮艇，逃往台湾。国防部部长陈诚早已于前一年的10月赶到台湾，为国民党退守台湾做各种准备工作。蒋介石抵达台北后，被安排住在前总督的寓所，但他不愿去住，而是选择住在台北以北8英里之外的台湾糖业公司种植园里的宾馆里。在这栋树木浓密、青山环绕的寓所里，蒋介石得知上海解放了，保存在南京的军统档案资料也全部被共产党获得了，使他们知道了过去30年里蒋介石与黑社会交往的许多细节。这些资料后来被带到了北平，起初放在位于弓弦胡同15号的共产党秘密情报总部，后来又搬到了党中央大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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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的一些偏远地区仍在国民党的控制中。1949年8月，蒋介石和蒋经国从台湾飞到成都，到戴季陶墓去祭奠。这位转变信仰的反共分子曾帮助蒋介石一步步登上权力之巅，1949年1月，他意识到国民党大限将至，便于1月11日晚间服下了致命剂量的安眠药。既然到了重庆，委员长顺便去警察总署处理了一件以前留下来的“私事”。在重庆监狱的一间牢房里，仍然关押着一位不同寻常的囚犯，他就是伙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绑架蒋介石的杨虎城。虽然后来答应让他流亡欧洲，但他曾激烈地反对蒋介石。于是，在1938年，当杨虎城借一次大赦之机回到中国后，蒋介石下令立即将其逮捕。在接下来的11年的时间里，杨虎城、杨虎城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他的一对儿忠诚的秘书夫妇）被关押在戴笠设在重庆郊外的集中营里，饱受折磨。现如今，在诀别大陆之前，蒋介石这次特别的重庆之行只有一个目的：在杨虎城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随后，杨虎城和他的儿子、女儿以及他的秘书夫妇都被拉出去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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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蒋夫人从纽约抵达中国台湾，前来处理家务。这个岛上的人民并不欢迎国民党，他们是被逼无奈才向暴力恐怖低头。中国台湾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岛屿之一，那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海边悬崖林立，山顶上云雾缭绕，每到黎明，太阳破雾而出，山峦尽显。经过日本人数十年的统治，这个岛在经济上已经能够自给自足。然而在“二战”结束后，作为开罗会议秘密协定中的一部分，同盟国把它转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用武力迫使台湾屈服。这里曾发生过数次大屠杀，第一次，在台北市中心发生的民众暴动中，有一万人被国民党军队杀害。在蒋介石稳住阵脚之前，又有两万人被杀害。没有被害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有的转入地下斗争，有的则逃到了东京。在这个力量对比悬殊的岛屿上，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和武装部队发挥出了他们在大陆地区从没有过的能力，他们就像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蒋介石在上海那样对待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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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都认为蒋介石在台湾待不了一年。当时，失败的气氛非常浓郁，英国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国防部通知外交人员做好共产党攻打台湾准备，并告诉他们，美国不会给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也不给其提出具体建议。美国的保守派在震惊之余，开始反击。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带头指责说，国务院目前充满了共产主义分子。杜鲁门总统则回敬说，麦卡锡和包括新罕布什尔州的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在内的其他一些共和党参议员是冷战时期“克里姆林宫留下的最大的财产”。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有关中国问题的这场新论战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美国也陷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由于担心政治迫害，论战无疾而终。朝鲜战争第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发生了逆转，华盛顿决定保护中国台湾。美国中央情报局把中国台湾视为其在亚洲的重要基地，并加入了陈纳德的航空公司，使得这个独裁政府获得了宝贵的时间来奠定自己的根基，重塑自己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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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媒体刚习惯了一种新的编辑策略——在蒋介石政府投入数百万美元准备反攻大陆时，“告诉蒋介石他完蛋了，并且美国也和他一起完蛋了”。参加“亲台”宣传的那些热心的美国人都是那个性质不明的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他们有的负责筹集资金，有的负责组织工作，有的负责电话联络，有的负责搜集资料，有的负责勤杂事务，此外还有一些国会议员和商界大亨等也都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负责该集团管理、指导和经费工作的都不是美国政府，这个集团服务于宋氏家族和“中华民国”政府。而参与其中的那些人则认为自己是在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或者是“民主体制的生存”而工作。他们实际上是在为“中华民国”政府搞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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