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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公关公司——联合集团公司把“中国银行”列为主要客户名单，另一家公关公司汉密尔顿·赖特公司曾跟“中华民国”政府签了6年合约，负责通过撰写发表各类文章、新闻报道、照片影像等为蒋介石及其政权塑造亲民形象。在赖特公司与“中华民国”政府签署的协议中曾有这样的一条保证条款：“报纸的编辑和读者均不得知道我社所发的75%的文章的资料来源。”亨利·卢斯的朋友、共和党人乔克·惠特尼拥有的先驱论坛报社多年以来一直向那些对其没有戒心的美国报纸提供类似的虚假材料，从来不说明材料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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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子文在战争期间创办的环球贸易公司曾被登记为一家替政府工作的外国代理机构，注册资产将近2 200万美元。总部在台湾的“中国新闻社”（CNS）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都设有分支机构，分发了数百万册名为《自由中国周刊》的刊物。它还在几家美国报纸上发表了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新闻报道和特写文章。在1946—1949年这短短三年的时间里，竭力仿效美联社的台湾“中央通讯社”花费了6.54亿美元来捏造蒋介石反共斗争的系列文章，并盛情款待美国和远东地区的报社编辑和记者，平均每年花费超过2亿美元。怪不得美国民众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蒋介石是一个道德典范人物，认为他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据推测，为了欺骗美国民众，台湾每年的花费可能高达10亿美元。台湾当局对美国的极右报刊——尤其是影响力极大的奥克兰市的《论坛报》有着特别巨大的影响。这家报纸的老板威廉·F.诺兰参议员是西海岸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华盛顿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之一，国会的同僚们都称他为“台湾参议员”。蒋介石的另一个坚定的支持者是曼彻斯特极右报纸《工会领袖》的出版人、来自新罕布什尔的威廉·洛比。洛比还支持“院外援华集团”的布里奇斯参议员。此外还有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报业集团的罗易·霍华德、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的约翰·戴利，当然还有亨利·卢斯。传记作家斯万伯格做了如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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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现在发现自己一生中最宏大的计划有失败的危险，将要一同失去的不仅是中国和基督教的命运，以及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还包括他自己内心的平静和个人声誉。蒋介石最终统治中国本应该成为克莱斯勒大楼和洛克菲勒中心历时15年艰辛规划的辉煌成果，也是卢斯旗下的各个媒体数不清的宣传报道结下的硕果。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的崛起，促使卢斯采取了一种有力的对抗策略。比如，曾被他当作中国留学生培养机构的美国中国研究所，现如今重新登记注册为一家为台湾当局服务的外国机构（受托人为卢斯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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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播报员罗伯特·艾伦报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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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显著的外国袭击最为引人注意之处，就是它实际上是由一些著名的美国人策划的……卢斯一直以来都在为鼓动美国政府再拨给蒋介石20亿美元而不停地进行宣传……尤其在华盛顿，作为“院外援华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卢斯的公司一直在全力以赴地支持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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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中有很多人的父母曾在中国当过传教士，现在他们觉得父辈留下的遗产正在被抛弃。这些人当中有“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和“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两位理事，这两个组织曾发表大量文章督促美国政府向当时的中国提供更多的援助。“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理事会中还有好几位权势显赫的人物，包括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成员、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副主席戴维·杜宾斯基、可口可乐出口公司董事会主席詹姆斯·法利。“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会长是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他是一位从国民政府进口纺织品的富商，也是克莱尔·布思·卢斯的朋友。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机构是“百万委员会”（亨利·卢斯即该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成立于1953年，其成立的宗旨是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后来更名为“自由中国委员会”。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该委员会仍在到处游说，煽动民众支持台湾当局。该委员会有23位参议员，其中包括诺兰、迈克·曼斯菲尔德、埃弗雷特·德克森和雅各布·贾维茨。此外还有83名众议员、十几名海陆军将领和一些商界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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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AFL-CIO）、美国军队、美国安全委员会、美国保守派联盟和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等机构团体经常发动各种运动来支持上述团体的活动。在许多保守派组织眼里，台湾成了“反共”的代名词。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气氛中，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恐惧使得那些精明的人从不过问这些组织的经费来自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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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个人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孔家和宋家仍然是美国特殊利益集团与台湾地区之间的主要联系通道。霭龄、孔祥熙、宋子文和蒋宋美龄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四处游说方面，有时候还凑到一起，在孔祥熙那位于里弗代尔的豪宅里举行战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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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8年起，霭龄和祥熙就在里弗代尔开始了流亡生活。作为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首席董事，祥熙每周有两三天需要乘车去华尔街办公，其余的时间他则待在家里工作。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是为数不多的对流亡在美的宋氏家族感兴趣的记者之一，他把中国银行称为“院外援华集团”的“神经中枢”。皮尔逊提醒读者说，“中华民国”政府通过其设在各地的办公机构转出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为宣传战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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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博士对美国政坛的了解不比他对中国财政的了解少。在路易斯·约翰逊进入杜鲁门总统的内阁之前，孔博士曾聘请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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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不知道该说不该说：约翰逊后来当上国防部部长之后，成为美国支持台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和鼓吹者……孔博士是声望极高的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特尔斯·布里奇斯家中的常客，这位参议员同样一直在督促政府援助台湾和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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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布里奇斯再次竞选参议员时，曾把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从纽约寄来的2 000美元竞选赞助列了出来。科尔伯格是“院外援华集团”的头面人物，也是孔博士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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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伯格参议员不但投票支持并发表演说声援“院外援华集团”，而且还可能帮过孔家和宋家一个很大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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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也即布里奇斯收到“院外援华集团”的科尔伯格的赞助的那一年，布里奇斯任命艾奥瓦州前参议员沃斯·克拉克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公正代表，赴中国台湾对“中华民国”政府做一个“公正”的报告。当时布里奇斯在该委员会理事会中担任一个实权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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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调查的目的是证明为什么美国继续援助蒋介石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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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这次所谓的公正调查，大多数人不知道的一点是，克拉克并不只有公正代表这一个身份。这位来自艾奥瓦州的前参议员多年以来一直是替宋子文服务的法律事务所的员工。简而言之，克拉克是“院外援华集团”中一个领报酬的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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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克拉克是在为美国参议院和美国纳税人服务，但其实国民政府也支付他的一部分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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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回国后，强力建议美国政府给予蒋介石更多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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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后，皮尔逊声称，为了宋氏家族的利益，这些政策仍在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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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一个姻兄弟跟其他中国富商一起垄断了大豆市场，从而使美国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此人就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外交部部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战争期间有价值35亿美元的美国援华物资由宋子良负责掌管。他从这笔大豆生意中赚得3 000万美元的净利，而美国消费者则需要为每蒲式耳[3]的大豆多花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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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豆操控交易的奇怪之处，在于其操纵者准确地知道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大豆的确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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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本专栏还报道了宋子良的儿子尤金·宋伙同孔祥熙博士（蒋介石的连襟）的儿子孔令杰把大量珍贵的锡卖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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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是因为总是发生这样的事，幻想破灭的中国人才推翻了宋孔王朝，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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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杰现在成了家族里的大忙人。1950年理查德·尼克松竞选参议员时，孔祥熙专程派小儿子去洛杉矶给他送去捐款，并给他加油鼓劲。他还说服加利福尼亚的大批华人选民把票投给尼克松。孔令杰的出手相助在孔家和尼克松家建起了一条稳固的纽带，多年来，尼克松夫妇经常到位于里弗代尔的孔家去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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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孔两家的石油资产分布在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和路易斯安那等地，每一处孔令杰都积极参与管理。1956年，孔令杰在“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内创建了夏延石油公司，下辖麦格纳信托公司、西部石油开发公司和阿托卡钻井公司。夏延石油公司争取一些政界要人、记者和电影明星前来投资。如果令杰的油井（比如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副总裁约翰·戴利签约的那座油井）产油不多，令杰将保证戴利收回投资的本金；如果油井钻探成功，则与戴利平分利润。接受这个条件的一些投资者并不知道控制夏延石油公司的是中国人。在这种模式下，那些有权势的人可以在不冒重大风险的情况下获得可观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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