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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回国后，强力建议美国政府给予蒋介石更多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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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后，皮尔逊声称，为了宋氏家族的利益，这些政策仍在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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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一个姻兄弟跟其他中国富商一起垄断了大豆市场，从而使美国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此人就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外交部部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战争期间有价值35亿美元的美国援华物资由宋子良负责掌管。他从这笔大豆生意中赚得3 000万美元的净利，而美国消费者则需要为每蒲式耳[3]的大豆多花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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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豆操控交易的奇怪之处，在于其操纵者准确地知道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大豆的确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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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本专栏还报道了宋子良的儿子尤金·宋伙同孔祥熙博士（蒋介石的连襟）的儿子孔令杰把大量珍贵的锡卖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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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是因为总是发生这样的事，幻想破灭的中国人才推翻了宋孔王朝，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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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杰现在成了家族里的大忙人。1950年理查德·尼克松竞选参议员时，孔祥熙专程派小儿子去洛杉矶给他送去捐款，并给他加油鼓劲。他还说服加利福尼亚的大批华人选民把票投给尼克松。孔令杰的出手相助在孔家和尼克松家建起了一条稳固的纽带，多年来，尼克松夫妇经常到位于里弗代尔的孔家去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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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孔两家的石油资产分布在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和路易斯安那等地，每一处孔令杰都积极参与管理。1956年，孔令杰在“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内创建了夏延石油公司，下辖麦格纳信托公司、西部石油开发公司和阿托卡钻井公司。夏延石油公司争取一些政界要人、记者和电影明星前来投资。如果令杰的油井（比如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副总裁约翰·戴利签约的那座油井）产油不多，令杰将保证戴利收回投资的本金；如果油井钻探成功，则与戴利平分利润。接受这个条件的一些投资者并不知道控制夏延石油公司的是中国人。在这种模式下，那些有权势的人可以在不冒重大风险的情况下获得可观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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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美龄回到台湾地区后，她发现自己卷入了最后一场争夺继承权和维护自己政治生命的战争。在美龄前几次离开台湾期间，蒋经国先是担任了蒋介石的私人助理，后来又担任安全部门领导，被任命为台湾“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在之后的20年中，美龄每次离开台湾地区去美国，蒋经国在政治阶梯上似乎都会上升一级，朝着取代她而成为父亲继承人的目标更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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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精神太紧张了，她无法安静地坐在日月潭边画那些简单的花卉。她曾把自己的画送给很多人，也曾给过蒋经国。（送给蒋经国的是一副竹子，上面有她的亲笔题字“赠子”。）她经常去参加社会活动，尤其是办孤儿院——不过那些孤儿几乎毫无例外全都是她丈夫手下的军官去世后留下的。（就连戴笠也办过孤儿院。在中国，为了让特务替你卖命，首先必须要确保他们子女得到很好的保护，因此国民党创办的孤儿院一直都很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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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不了台湾地区的气氛，美龄就会急匆匆地赶往美国，出现在“院外援华集团”的圈子里。有一次，她从1952年8月一直待到1953年3月。等她回到台湾地区时，就获悉蒋经国收到邀请，将去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做客。很显然，华盛顿对这位继承人产生了兴趣。蒋经国还将应邀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美龄从1943年来就没有再受到过这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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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在台湾地区虽然没有正式官职，但她与委员长之间的联系仍然非常紧密。蒋介石接见美国官员时，她在一边给他翻译。年事已高的蒋介石喃喃地说上几句，美龄接着能说上5分钟。然后蒋介石再嘟囔几句，接着美龄又会来一段长篇大论。这个场景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橱窗模特穿着蒋介石的衣服坐在权力的宝座上，执掌大权的却是卢斯塑造出来的那位举世闻名的“委座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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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手下的将领和官员们很少有人敢去惹她，就连她的继子也忌她三分。她翻脸非常快，并且肯定会报复。卢斯的朋友曾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在台北，卢斯太太和美龄一起乘车去商场购物。买完东西后，两人来到汽车前，互相让着请对方先上车。互相让了三次之后，卢斯太太没有再客气，先登上了汽车。蒋夫人在她后面上了车。在返回位于北郊的住处时，蒋夫人一直在生闷气。美龄下车走进房间后，卢斯太太问一位秘书自己到底哪里做得不对。她说道：“我都让了她三次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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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秘书回答说：“你应该再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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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外援华集团”的那些参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美国商界大亨等核心人物虽然在中国台湾各地投资了造纸厂、铝厂和电子产品生产线，但他们对亚洲事务却几乎一无所知。20世纪50年代，美国所有关于东方的传说中仍带有詹姆斯·希尔顿的《失去的地平线》[4]一书中的那种怀旧和感伤情绪。蒋夫人成了国民党那失败的事业在现实中的不朽化身，上了年纪之后的美龄身上有一种悲伤和失落交织在一起的神态。她恭维人的方式常使来访者感到惊讶不已，随后便为其折服。她总是随身带着一些价格不菲的小礼物——银盒子、银托盘、镶有珍珠母的柚木小匣子等。幕后那些不知名的人事先在这些礼品上刻上某个人的名字，或者一句简短的名言隽语。因为西方人在生活中很少见到这种讨好别人的东方小玩意儿，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被美龄的这种小手段给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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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美龄在华盛顿待了6个月，鼓动人们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提议。在她返回台湾地区庆祝蒋介石67岁的生日时，在松山机场遇到的一幕再次表明她正在一步步失势。年事已高、白发苍苍的委员长待在候机室里没有露面，到飞机旁前来接她的只有蒋经国和他的小儿子。对美龄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无礼行为。蒋经国陪着她从一帮政界要人和“中国妇女抗战联盟”的一群妇女面前走过时，美龄神色冰冷，一言不发。她快速从这些人身边走过，大步走进候机室，冲着那位年老的法西斯分子不知道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紧闭着双唇走向候在那里的一辆豪华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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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她现在能控制的只有参加中国台湾的扶轮社[5]午餐会的那些听众，美龄依然顽强地坚持着，一些记者私下里不客气地称她为“全世界排名第一的俱乐部女帮会成员”。1958年，蒋经国再次得到晋升，盛怒之下的蒋夫人一口气在美国待了14个月。那时候她已经61岁了，对外则称58岁。为了照顾美龄的面子，蒋经国到“总统内阁”担任政务委员的命令在她离开后两个月才正式颁布。美龄后来还是咬紧牙关回到了台北，这一次，她顽强地待了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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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虽然年龄越来越大了，但他从没忽视自己作为慈善家的形象。1959年，时年77岁的孔祥熙回欧柏林参加“山西欧柏林分校纪念协会”成立15周年纪念会，并在学校里设立了一笔奖学金。一位记者请他对传言他在美国有“超过5亿美元”财产的说法说几句，这位当铺老板的眼里立即充满了泪水，他摇了摇头，看起来有点稀里糊涂地说，随着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垮台，他所有的投资都泡了汤，现在只能依靠微薄的积蓄过日子。那位年轻的记者怀着真挚的同情心点了点头，然后把他的话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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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4岁的孔祥熙最终辞去了中国银行的董事职务，和霭龄一起搬到了位于长岛蝗虫谷菲克斯大街的一处新宅居住。他的健康状况很快恶化，心脏也非常不好。1967年8月，他被紧急送往纽约医院，于8月15日在医院中去世，终年87岁。《纽约时报》本想将其以政治家的身份进行一番评赞，但几经思考之后，只在专栏里写了下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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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先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最近，他以前的一个下属曾说：“在工作中，他是一个很难相处之人。他喜欢聊天，但从不会下达明确的指示。谈到他的能力，跟所有山西银行家一样，他很精明，不过他并不具备金融家应有的那种政治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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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定在第五大道大理石教堂举行。蒋夫人和委员长的小儿子蒋纬国将军带着5位护旗队员从中国台湾乘飞机赶过来。前来悼念的都是“院外援华集团”的核心人物，如理查德·尼克松、主教斯佩尔曼、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詹姆斯·法利以及来自迈阿密海滩的百万富翁威廉·波利。迈阿密转运公司的大老板就是这个波利。波利曾被陈纳德以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名义招募到飞虎队当飞行员，离开飞虎队后，波利被任命为美国驻巴西大使，而巴西正是宋氏家族最喜欢投资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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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没有参加孔祥熙的葬礼。在人生最后的那些年里，这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是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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