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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秘书回答说：“你应该再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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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外援华集团”的那些参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美国商界大亨等核心人物虽然在中国台湾各地投资了造纸厂、铝厂和电子产品生产线，但他们对亚洲事务却几乎一无所知。20世纪50年代，美国所有关于东方的传说中仍带有詹姆斯·希尔顿的《失去的地平线》[4]一书中的那种怀旧和感伤情绪。蒋夫人成了国民党那失败的事业在现实中的不朽化身，上了年纪之后的美龄身上有一种悲伤和失落交织在一起的神态。她恭维人的方式常使来访者感到惊讶不已，随后便为其折服。她总是随身带着一些价格不菲的小礼物——银盒子、银托盘、镶有珍珠母的柚木小匣子等。幕后那些不知名的人事先在这些礼品上刻上某个人的名字，或者一句简短的名言隽语。因为西方人在生活中很少见到这种讨好别人的东方小玩意儿，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被美龄的这种小手段给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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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美龄在华盛顿待了6个月，鼓动人们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提议。在她返回台湾地区庆祝蒋介石67岁的生日时，在松山机场遇到的一幕再次表明她正在一步步失势。年事已高、白发苍苍的委员长待在候机室里没有露面，到飞机旁前来接她的只有蒋经国和他的小儿子。对美龄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无礼行为。蒋经国陪着她从一帮政界要人和“中国妇女抗战联盟”的一群妇女面前走过时，美龄神色冰冷，一言不发。她快速从这些人身边走过，大步走进候机室，冲着那位年老的法西斯分子不知道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紧闭着双唇走向候在那里的一辆豪华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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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她现在能控制的只有参加中国台湾的扶轮社[5]午餐会的那些听众，美龄依然顽强地坚持着，一些记者私下里不客气地称她为“全世界排名第一的俱乐部女帮会成员”。1958年，蒋经国再次得到晋升，盛怒之下的蒋夫人一口气在美国待了14个月。那时候她已经61岁了，对外则称58岁。为了照顾美龄的面子，蒋经国到“总统内阁”担任政务委员的命令在她离开后两个月才正式颁布。美龄后来还是咬紧牙关回到了台北，这一次，她顽强地待了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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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虽然年龄越来越大了，但他从没忽视自己作为慈善家的形象。1959年，时年77岁的孔祥熙回欧柏林参加“山西欧柏林分校纪念协会”成立15周年纪念会，并在学校里设立了一笔奖学金。一位记者请他对传言他在美国有“超过5亿美元”财产的说法说几句，这位当铺老板的眼里立即充满了泪水，他摇了摇头，看起来有点稀里糊涂地说，随着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垮台，他所有的投资都泡了汤，现在只能依靠微薄的积蓄过日子。那位年轻的记者怀着真挚的同情心点了点头，然后把他的话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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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4岁的孔祥熙最终辞去了中国银行的董事职务，和霭龄一起搬到了位于长岛蝗虫谷菲克斯大街的一处新宅居住。他的健康状况很快恶化，心脏也非常不好。1967年8月，他被紧急送往纽约医院，于8月15日在医院中去世，终年87岁。《纽约时报》本想将其以政治家的身份进行一番评赞，但几经思考之后，只在专栏里写了下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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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先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最近，他以前的一个下属曾说：“在工作中，他是一个很难相处之人。他喜欢聊天，但从不会下达明确的指示。谈到他的能力，跟所有山西银行家一样，他很精明，不过他并不具备金融家应有的那种政治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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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定在第五大道大理石教堂举行。蒋夫人和委员长的小儿子蒋纬国将军带着5位护旗队员从中国台湾乘飞机赶过来。前来悼念的都是“院外援华集团”的核心人物，如理查德·尼克松、主教斯佩尔曼、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詹姆斯·法利以及来自迈阿密海滩的百万富翁威廉·波利。迈阿密转运公司的大老板就是这个波利。波利曾被陈纳德以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名义招募到飞虎队当飞行员，离开飞虎队后，波利被任命为美国驻巴西大使，而巴西正是宋氏家族最喜欢投资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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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没有参加孔祥熙的葬礼。在人生最后的那些年里，这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是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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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龄比祥熙多活了6年，但她一直没有回去过中国。亚洲一直流行着一个传言说，宋家三姐妹每年都要在香港团聚一次，然而这不过是一种传言而已。她从1949年以来就一直生病，很显然是某种癌症不断复发的原因。尽管如此，她仍以85岁的高龄在纽约离开了人世。《纽约时报》仅用一篇普通的讣告简短地提了一下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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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一个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离开了。这个女人在金融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她的财富只有弟弟子文能与之相比，她也许曾是全世界靠着自己的精明手腕获得成功的最富有的女人。此外，她还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媒人，宋家传奇的主要缔造者，宋氏家族走上权力之巅的真正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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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的流亡生活更为坎坷一些，因为他还处于逃亡状态。20世纪50年代初，他和劳拉刚在曼哈顿派克大街1133号的一栋豪华公寓安顿下来，就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紧急邀请函，请子文去中国台湾，就好像科萨·诺斯特拉[6]邀请他回索伦托[7]，或者去“那不勒斯赴死”一样。子文根本没有回去的意思，这也在意料之中。委员长坚持让他回去，并威胁说，如果他不回来“接受国民政府的官位”，就把他从国民党核心集团里除名。子文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纽约时报》如此报道了这一奇怪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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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说，宋博士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已经选择了辞职，而不愿来这个小岛。中国台湾是蒋介石最后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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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国民政府刚从南京转移到了广州，在那之前不久，宋博士就离开了中国。当时国民党中有人正要求他为党国事业捐出一部分财产，而根据传闻，宋博士的财产分布在法国、英国、南北美洲、印度、南非及这条线上的各家银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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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正如公众所了解的那样，他无视这些要求，并匆忙离开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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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非常狡猾，他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冒险。他有自己的人生计划，其中之一便是从一家美国军火公司购买了4.5万支恩菲尔德式步枪和弹药，然后存放在加拿大的一个仓库里。1950年1月，就在蒋介石试图让子文卷起行囊打包回国之际，布拉克公司驻华盛顿代表罗伯特·比奇洛向国务院提出申请，要求为这批军火发放出口许可证。他说布拉克公司的老板威廉·布赖洛夫斯基是宋子文的“私交”，他想把这些枪支弹药从温哥华运到中国台湾。美国国务院非常奇怪，提出这一请求的不是台湾地区外事机构，并且其中的细节也颇为可疑：这批军火存放在加拿大，他却要求美国政府发放出口许可证。这些细节暗示，在国民党军队中那些对他持同情态度的军官们的支持下，子文可能准备发动一场政变，推翻他妹夫的统治，建立一个新政府，让子文来担任政府首脑。然而，一位知情人士向联邦调查局透露说，子文的真实身份不过是“一个向共产党出售各种装备的供应商”。正如子文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样，人们只能看到其中的表象，永不可能弄清楚事情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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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虽然不愿意去台湾，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不断扩张的金融帝国之中，但他确实也在金钱方面支持“院外援华集团”，因为这对他自己也很有好处。“院外援华集团”在很多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子文后来搬出了曼哈顿，在长岛购买了一栋豪华别墅，家里装饰用的各种画作都是找那些他认为比他水平高的人挑选的。此外他还收藏了大量的青铜器，不过他承认，这些也都是别人替他选的。他的豪宅里戒备森严，并安装了精密的警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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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各个华人社区的街头巷尾都流传着这样的话，说宋子文位于长岛的家中藏着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子文本人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人，因为他是美籍华人中最有权势的大亨，许多“坏人”都靠他生活。被中央情报局聘来担任分析员的一位中国学者则持另一种说法，他认为上述传言并不是说宋子文本人是什么危险人物，而是指他随口说出的只言片语都可以给在美的中国堂会或财团、各家中国人开办的银行以及其他没什么名气的恐怖组织带来可怕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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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疯狂地从事石油股票、期货和其他新技术行业的业务。靠着不懈的努力，他赢得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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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常去拜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8]，有时候在华盛顿，有时候则是在哈里曼位于桑德波因特的别墅中。谈论的话题则是关于中苏争论和华盛顿对此的态度等等。他很少见到亨利·卢斯，虽然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彼此发出热情的邀请，但都没有赴约过。卢斯夫妇跟美龄走得很近，自然不好再见子文。他真正的朋友包括在新加坡、中国香港、东京和伦敦结交的那些财大气粗的金融家，以及自己各银行分支机构的经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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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子文只顾自肥的国民党保守派现在也没有能力攻击子文，并且这些人正在逐渐离世。战争结束后，戴笠的飞机神秘失事——显然是被事先藏在飞机上的炸弹炸毁的。子文最大的政敌中，除了蒋介石及其亲属之外，当数陈果夫了。而陈果夫也于1951年8月在台北去世，时年60岁。大哥去世之后，陈立夫辞去掌管台湾特务机构的差事，去美国享受乡绅生活。不过没过多久，他又放弃了在美国的农场，退隐中国台湾，活到很大的年龄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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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2月，经过十多年的冷静，子文最终接受了委员长的邀请，前去访问台湾地区。他与蒋氏夫妇在台北北郊的住所一起住了几天，会见了一些“没有提到名字的官员”。回美国跟哈里曼汇报此次台湾地区之行的情况时，子文似乎是在有意试探美国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初衷有没有改变。约瑟夫·艾尔索普告诉哈里曼，“委员长夫妇两人都很不喜欢宋子文，之所以请他去台湾地区，不过是认为他也许是最善于分析美国政府想法的人”。很显然，蒋介石觉得，既然不能从子文手里套出钱来，至少还能让他在华盛顿施展以前的那些手段，但是蒋介石错了。子文现在仍然有位居高位的朋友没错，但他已经没心思在这方面费功夫了。委员长的愿望当时没有实现，以后也不会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