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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家现在只剩下一个人还留在中国大陆，最后的胜利正向她悄悄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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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孙夫人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数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从紫禁城前那宽阔的大道上走过，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时候，庆龄就站在他的身边，那时候她已经57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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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庆龄经常强调的那样，她并不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中国革命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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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年轻姑娘的时候，她就被孙文的魅力迷住，因为他思维开阔，具有“世界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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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里，她一直是中国的一个象征。孙文有幸在善恶泾渭分明的时代离开人世，庆龄却一个人孤独地经历了所有的风雨，她的朋友和支持者们则在一次次的折磨、“清洗”和暗杀中离她而去。1931年，邓演达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警察逮捕，然后被转交给国民政府，惨遭折磨之后被处死了，她最后一个亲密朋友也跟她永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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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可以冒险讲那些别人不敢讲的话，她激励那个时代的人们起而斗争，但在面临死亡威胁时又无力保护他们。她本来可以流亡到像巴黎之类的城市，过着富足的生活了此一生，但她没有那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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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喜欢孩子，喜欢美好的事物，还喜欢跳舞。她讲话机智幽默，也喜欢热闹。她喜欢参加宴请聚会，也喜欢跟朋友们嬉笑打闹。她爱抽“熊猫牌”香烟，喜欢看电影和戏剧。（即使在条件简朴的北京，在其住处仍然有一间特批的放映室，她可以看到最新的西方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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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善于抓住时机，经常让她的对手们防不胜防。她用一个智慧女人具有的游击战术长期跟蒋介石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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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她一直在重庆，并没有被软禁。不过大家都对她敬而远之：中国人担心因与她接触而被捕，西方人则把她视为“共产党人”。为了救治伤员，她举办音乐会和体育比赛来进行募捐，然而却为此受到别人的指责，说她把募集来的捐款都给了“解放区”。她之所以把精力都集中在解放区，是因为除了豫湘桂会战等为数不多的几次战斗外，国统区再没有组织过像样的战争。根据“二战”期间美国陆军情报局的报告，每当庆龄组织足球比赛，蒋介石的特务们就会警告球迷们不要参加。由于担心被捕，这些人也不敢为庆龄的球队鼓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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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庆龄与子文一起去了莫斯科，并于当月14日缔结了中苏同盟。除了去中国香港之外，这是自1931年以来她第一次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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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她回到了上海，住进了位于莫里哀路的家中，重新拾起因战争而基本中断的革命政治工作。她再次拿起笔来谴责蒋介石，谴责美国插手中国事务，但这一次西方媒体只是把她当作一个让人难堪的名人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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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23日上海电：中华民国缔造者的遗孀孙逸仙夫人昨天讲到，美国和中国国内的“反动派”正在酝酿让苏联和美国因中国内政事务而发动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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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政治保持了两年的沉默之后，在抨击其妹夫蒋介石的政府时，孙文的遗孀——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其中之一指出，美国向中国派出军队对和平事业没有任何帮助。她指出，如果美国不给（国共双方）任何一方提供弹药和军事支持，中国的内战就不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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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说：“中国正受到内战的威胁。反动派希望把美国拉下水，进而让全世界都卷入这场战争。”她声称，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在中国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她补充说：“这样的一场内战，虽然没有正式宣布，实际上早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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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没有理会她的这通讲话。她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美国政府故意冷落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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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变卖了很多家产来支持她创办的中国福利会。1948年，在蒋介石政权准备逃往台湾、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她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准备组建一个新的组织。这个组织取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庆龄被提名为该委员会名誉主席，其支持者都来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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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党外政治领导人，庆龄成为副主席的三名候选人之一。她还被授予“斯大林国际和平奖”——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专门提到了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她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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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不再年轻了。从1956—1964年，即在她64—72岁这段时间里，她从没有离开过中国。她与孙文共同居住过的莫里哀路上的那栋别墅被改造成了一座国家级纪念馆。她被安置到了宋查理临终时的住所，即位于霞飞路上的那栋小别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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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北京也给了她一套住房。那是位于紫禁城外一个湖边上的一栋豪华庭院，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就出生在里面。那里距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住处不远，周围高墙环抱，绿树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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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查出患有白血病。1960年，埃德加·斯诺又去了一趟中国，准备去探望她，但最终没有成行，因为“她病得很厉害”。她得的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虽然会很痛苦，但得了这种病的人有时候能活上10年或更长的时间。为了提高身体的抵抗力，治疗方法之一就是大量服用抗生素。1972年，《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与庆龄一起吃过一次饭。他曾提到，因为服用抗生素，庆龄出现了严重的药物反应，当时刚刚恢复过来。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她的病一直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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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的生活里也有幸福的一面。她收养了两个女孩：隋永清和隋永洁。这两个姑娘是她一名警卫的孩子。庆龄当时虽然年近70，但她一直没有孩子，也没人跟她做伴，于是她便收养了自己警卫的两个女儿，将她俩视为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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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庆龄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两个养女身上。“文革”结束后，“四人帮”以反革命的身份接受人民的审判，庆龄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得以安享晚年。她获准把养女隋永洁送到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市的三一学院留学，大点儿的那个养女隋永清后来当了电影演员。《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曾见过隋永清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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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饭店的餐厅里。当时她穿着一件裹臀羊毛短裙，脚穿棕色的高筒皮靴，上身穿着一件橙黄色的宽松上衣。隋永清当时有二十五六岁，身材苗条，相对中国人来说个子也挺高，大约有五英尺八英寸。她的眼影很浓，口红也涂得很厚。她长得不算漂亮，不过显得高傲、惹眼而又性感，看上去像是从中国的台湾或香港来的电影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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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介绍一番之后，我问她做什么工作。她说自己从事电影工作，最近正跟军队的一家电影公司拍电影，刚从湖南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