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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后来台湾政府因为政治原因，也愿意将蒋氏父子安葬，因此“蒋家第四代很旺，第五代也来到了这个世界报到了”。这种先人与子孙祸福相关的说法即使难以为科学证实，也应为我们现代人尊重，如此才能敬畏，才能慎终追远。因为蒋氏后人日渐平凡，涉及太多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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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者指出，蒋氏父子在大陆、在台湾杀伐过重，也是祸及子孙的一个原因。蒋家的后代状况确实令国人感慨无限。好在蒋介石遵循母亲传给他的家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顽强的意志把良善、寻常生活传递给了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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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熟知中国文化的人，一定对自己的作为将有什么样的果报有过深思。毛泽东的高明已经为很多人看到，蒋介石的高明还未被更多的人所注意。毛泽东曾想过火化，蒋介石也不会不知入土为安的道理，但他更希望归灵大陆，大概也有对子孙如何完成平民化有过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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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任家：规矩和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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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谈起自己儿时即最好的朋友、外甥女孙维世，那种沉痛、平静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然而老人仍这样说了：“现在的情况是，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不诅咒你们，但你们是谁？我想宽恕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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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记得，“外祖父一次来京，那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对我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他忧形于色，那衰老的面容，至今在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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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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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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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明先生是我多年前就有所接触的一位学者。在一次饭局上见到他，朋友介绍说，克明先生写了一本专著，跟我一再强调的汉语研究有关。过了几天，他就亲自送来《听见古代——陕西话里的文化遗产》。初翻之下，大为惊奇。原来被我们现代人视为“土得掉渣”的陕北话里竟有那么多的古语。在书里，王克明先生列举了上千条找到古语出处的词语，证实其为我们固有的“雅语”，其中有悠远时空的消息。如“婆姨”称呼，源自佛教；“后生”一词，来自《论语》；“倒灶”一说，本于汉代；“为甚”口语，演自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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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当时心浮气躁，尚不能由此进益并把握此书呈现的多重意义。且觉得语言学非我所长，发言不好；又看到克明先生知青出身，在我这一代人心中，知青几乎是先天不足后天匮乏的象征，似乎知青从未拥有知识的真正质地。因此，我虽然朦胧意识到书的不同凡响，却由于这多重原因未能认真对待，给予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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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克明先生并不责怪我的沉默，在这样一个浮华时代，对任何重大社会精神事件的沉默其实是一种失职，而这些精神个体，往往只能在自觉自度里面对自己的觉悟无可奈何……至于我自己，在精神的进展之路上也一再领教到此种沉默冷遇带来的孤独和无奈。当我断然离开首善之区，到边陲地带生活两年之久，我多次理解到中国精神个体孤独生长的况味。我甚至痛苦地意识到，国是艰难，社会转型漫长，现代化遥遥无期，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失职，在于因失职而带来的共同体的有效人群基数太小。沉默的大多数再大再多，若少了有效的精神个体，仍只是零的加和乘，而非真正的文明力量。因此我后来完全同意精神分析大师荣格的话：“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本是不重要的，说到底，最重要的事乃是个人的生命，只有它创造着历史，只有这时，伟大的转变才首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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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我跟乡民、道士、地方野老……相处日久，从实践和思辨两个领域抵达同一目标：时空之美。我意识到，最为我们的精英学者神秘化、书斋化的古代社会，原来也存在在当下。即空间感的扩大带来时间感的延长，因此，孔子不如战国和秦汉的儒生们理解尧舜之间的开辟；反过来，时间的过去或未来维度在空间里可以找到影子，一如我们的未来维度一度在苏联、一度在西方，而过去在乡村。这个孤独探索形成的结论跟克明先生的方言观察异曲同工，只是我回到北京，尚未来得及向克明先生报告拙文“时空之美”，就收到克明先生的新著——他花费数年时间，为母亲整理的口述私人记忆文字《我这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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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读之下，再感惊讶。原来这个到陕北当过知青的学者，绝非寻常的知青或文青，他原来来自一个有厚重历史的中国家族。父亲王一达，乃北洋政府的将军之子；母亲任均，是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革命志士任芝铭老人的小女儿。在克明先生的周围，有着清末民初直到共和国的风云人物，从任芝铭、孙炳文、冯友兰、张岱年，到任继愈、孙维世、蔡仲德、宗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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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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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我这九十年》，一时感慨良多。看到媒体介绍，也多是编辑和普通读者们的感受，而少有学者的涉足。可知这样一本平实的口述自传仍为浮躁忙碌的学界忽视，无意领略书中所含蕴的时代社会消息。好在任均老人只想给孩子们留点故事，都没想到会出版福泽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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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克明先生的简短邮件里，我说，从这本书中的角度看，“人生百年之跌荡、权势之更移，都是可圈点的社会教育的好材料；长者之善通过细节表达得极好，不像时下流行者动不动要辩解什么或美化什么”。一种消费型读者希望看到“分析与反思”，只能遗憾“在分析与反思上，并无特别出彩和沉重的地方”，甚至分析说老人“没有强烈的痛感，也就缺乏反思”，说老人“对历史一脸天真”等等，多半忽略了本书的个人本位或说亲眷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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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冬天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4号冯友兰住宅前的合影。后排三位男性，右一、右二分别是冯友兰和金山；中排五位女性，左一、左二分别是孙维世和宗璞，右一、右二分别是任均和任载坤；前排五位少男少女是任家的冯姓和王姓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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