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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任均、王一达夫妇和儿子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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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先生谈及当下时曾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天然地具有不带偏见的批评政府的自由倾向。这种倾向的产生便是缘于社会良心。而社会良心，产生于对利益的超脱和漠视、对公正的崇拜和信仰，还有人性的爱。”克明先生还说，阅读历史，阅读社会分裂的过去时代，得到的经验就是，不培养“仇恨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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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家族的历史记忆里走向了统一。因为任均老人的回忆即如此，而冯友兰先生，这位被李慎之先生称为“可超而不可越”的哲学巨人，在晚年的实践思考中即为国家进步尽了自己的经验智慧。遗憾的是，今天主流学界多忽视了冯先生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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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北大三角地极不平静，引人注目的消息接连不断，其中有一张北大教授们签名的大字报，排名第一位，就是冯友兰。季羡林和张岱年等七位大牌教授，排在冯先生之后。在此之后，则“以下基本按姓氏拼音顺序”。对于冯先生异乎寻常的表现，海外的林中明先生及时地冒犯而问：“为什么您这一次，率先签名，抗议政制贪污？”据说冯先生静默了一会儿，慢慢地回答：“这是为了中国的进步，我所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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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符合冯友兰先生的性格。他是一个平实的人，他不会慷慨激昂，或高论一时；他不会如新潮的理论家动辄到海外借来他人的理论，说什么告别革命、非暴力取胜一类的话，他用的是自家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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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曾被视为变节，阿曲毛泽东、江青，海内外士人因此对他失望，进而将他那深入浅出的思想当做没有知识价值或思想含量的东西。这种悲剧，一如本文开始时所述，实在是国家、社会的悲剧。真正的精神生长如此艰难，而新新人类或学界的新人类们竞相引来新奇的理论框架，以图框架住中国革命、毛泽东或他们以为的某个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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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家三姑娘任载坤和丈夫冯友兰1950年代的合影 1950年代，冯友兰（左）与岳父任芝铭先生在颐和园 冯友兰晚年到了自己“飞龙在天”（冯自语“海阔天空我自飞”）的阶段，但他并没有像其他曾跪伏、后站起的人那样，把毛泽东和中国革命踹上一脚，或用各种材料、理论来证明其罪恶。冯尽可能还了毛泽东一个历史公道，冯说：“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且被认为是思想上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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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总结》里引张载归纳辩证法的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来批评马克思和毛泽东“仇必仇到底”的思想。其实“仇必仇到底”不只是马、毛的思想，也是西方“一神教”和“进化论”等思想的偏锋。冯友兰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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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冯友兰来说，得出这类结论，一定不是书斋的空想，而有着现实的关怀。1985年12月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行九十华诞庆祝会，邀请梁漱溟出席，可是梁漱溟却借故“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予以拒绝。事后，梁漱溟给冯友兰写了封短信，说明没有出席寿宴是因为冯友兰“献媚江青”，但是，“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1985年12月24日，冯友兰造访梁漱溟，这两位老朋友终于会聚到一起。他们终于“相逢一笑泯恩仇”。梁漱溟先生去世，冯友兰写下挽词说：“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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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以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学人走向了“仇必和而解”，只是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新学人们正拿来各自趁手的精神思想资源，彼此仇恨、漠视、分裂，而丝毫不在意对人性和生命的伤害。在他们眼里，老一代人对毛泽东的言论无足观，甚至无勇敢可言；老一代人的思想创造也失去价值，甚至无学理可言。我们文明的演进艰难因此可以想见，每一代人都自己要从零起步，而不能从上一代那里获得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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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1706168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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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梁家：直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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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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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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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听任孩子们自由选择，他对他们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做“自了汉”，就是不要成为只顾自己的人，标准是“在人生道路上不趋于低俗，在识见上不流于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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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想象先人那种大家族的生活，那种三世、四世、五世同堂的经验。以伦理见长的中国文化在近代遭遇了考验，并迅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家庭、宗族伦理是跟王朝专制一样消逝了，但新的个人以上的文明单位——纵向的代际或横向的兄弟姐妹，并没有建立起来。即使那些一度最先进的中国人，如孙中山、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的后人跟他们似乎属于不同的种类。而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他们的后人也似乎精华全失。当代人所称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则绝大多数只是不知天高地厚或说不肖子孙的代名词。今天的中国人近乎失教，失去身心的归宿和认同。只有父子两代之间的传承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家教、家风，这是当代人的遗产，也是我们中国人仍得努力寻求人生的自我完善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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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中国的巨国规模和悠久的文化可以代替一家一姓的浅薄、粗鄙、无文，能够给失教的当代人以教化；更不用说，总有例外能给人以教育和示范。在传统家族向现代艰难转化的今天，我们考察这些家族，可以理解传统与现代变易最为深刻的道理，可以理解人生的诸种况味。广西桂林梁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纵贯数代而一脉相承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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