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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父亲的自杀对进行人生思考也想自杀的梁漱溟是一个启示。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活下来，并开始了他传奇而高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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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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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跟毛泽东同年，他的一生也跟毛泽东结缘。冯友兰在他去世后写的挽联说：“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上联即述其德业，下联则涉及跟毛泽东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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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两人在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二十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跟毛泽东谈中国的出路，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毛泽东后来则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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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来访的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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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没有进过大学，他是自学成材的。仅有中学文凭的他被蔡元培请到北大教印度哲学，三十多岁即在军阀韩复榘治下开展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的时刻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文献。前者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宣称世界未来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后者则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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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自信被不少人斥为狂妄。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些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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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国后，在毛泽东的邀请下，梁漱溟从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多次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毛邀请梁漱溟到政府里担任职位，梁拒绝后，毛仍照顾他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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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这一被称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说梁百无一用，“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梁要求毛要有“雅量”，毛在会场上对梁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梁不服，要求发言，但会场上几乎一边倒，有人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毛泽东以一国之尊给梁漱溟的结论是：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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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梁漱溟深居简出。“文革”中，他受到冲击，被抄家被打耳光，但他承受下来了。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这并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毛，他在人格上始终是平视毛的。他就事论事，“文革”尚未结束，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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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底，中共批林批孔。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最后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即席讲演。在众人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他的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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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梁漱溟先生已经被人们视为中国的圣贤，是最后的儒家，是哲学家，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的诤友……也许这一切成就，都可以在梁济那里找到源头。他的“尸谏”影响了梁漱溟，成为最有警示性的家教，那就是“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梁漱溟因此一生都很少顾及自己，而是为国为民。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美国学者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他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不要贪”，“不仅贪图的事不应做，贪图的念头也不要起”。他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当做家训。他自己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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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世纪以来反复的中国社会里，梁漱溟先生是少有的能给我们中国社会以安慰和信任的人了。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倡言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他做到了自己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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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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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表示他薄情，相反，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教育可圈可点。他给两个儿子取名培宽、培恕，因为“宽恕是我一生的自勉”。像父亲一样，梁漱溟也很注意培养儿子们的个性。他对长子培宽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梁培宽回忆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漱溟长年为社会奔走，居无定所，无暇顾及家庭，两个儿子寄居亲戚家，他就要求长子培宽多带带弟弟培恕，让培宽“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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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他奔走忙碌的空隙，梁漱溟也会和两个孩子一块聚聚。“两三个星期，会接我们过去和他聚会，他的朋友、学生来找他，无非谈论的是关于国家、社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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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家信是温厚的，他关怀、培养两个儿子的人品与学业。“两人之自传均阅看。宽儿所做虽不甚好，尚清爽简洁，但开头一句无主词，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作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所作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也不行的。”“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阻拦你们的。”（1943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