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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10 对当代国人来说,金庸已经不需要我们再来饶舌介绍。关于金庸的传记、图片册、评论极多,作者本人就曾在前年收到过金庸亲笔题签赠送的《金庸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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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12 金庸已经是华人社会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一如名既高远谤亦随焉,金庸近年多次来大陆,言行不免有出乎读者意料者。考察金庸的这一面,我们可能更深地理解一个千百年传承的家族的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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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14 在自由社会,金庸不怕政治,他的政治评论大胆、政治观察细微、政治预言精准。但跟中国发生了切身关系,家族中谨慎的一面立刻发挥作用。1951年,金庸的父亲被当地政府镇压。金庸在武侠小说里写了很多身负杀父之仇的少年成长的故事,从隐忍到为家门争光,大约都有家族的遗传。1981年,大陆希望他做两岸的“传话人”,他因此能够到大陆访问,拜见邓小平。会谈中邓主动谈起金庸父亲当年被杀之事,说要“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随后的结果是,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金庸之父查枢卿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件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金庸得知后,专门写信给海宁县委的领导,信中说:“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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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16 金庸是否真的淡忘了杀父之仇?我们可能难以猜到了,这也许跟专制王朝时代的文字狱中的祖先一样,“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但金庸的隐忍到了骨子里,甚至最后淡化至零至无。对权力,他有着不同于一般历史学家或小说家的洞识。在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他捧过国民党,以至于跟国民党斗争的李敖看不起他。对新闻,他也有明白的见解,但在他眼里的中美关系除了冲突外几乎没有别的……以至于朋友董桥和张五常都看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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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18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庸把查家的家族文化庸俗化了。王朔批评他的作品缺乏现代人文意识,有着相当深刻的道理。以李敖之江湖,他早就对金庸一针见血,指明“金庸式伪善”。李敖说,金庸的信念“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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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20 家族文化到金庸这里有了一定的变化。金庸的成就和不足都已经不属于家族,而属于我们华人社会。考察查家,隐忍的特点在金庸身上或者还有表现,清贵之风已经完全不见踪影。金庸强烈的市场意识在文人阶层中都是少有的,他办报以吝啬小气出名,以亦舒、林燕妮和他的交情,以及为报社作出的贡献,他所给薪酬仍是苛刻,亦舒要求加钱,他说:“给你加钱有什么用?反正你赚钱也不花。”而对林燕妮,他的回答更妙:“给你加钱也没用,反正你都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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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22 金庸曾经跟李敖交流,说自己精研佛学,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批评他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他怎么解释自己的财产呢?据说当时的金庸“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但这不妨碍金庸后来继续在市场上积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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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24 学者傅国涌先生甚至分析金庸的思想源头,认为他的金钱观、世界观等等都成问题。这些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通过考察查家人的历史,我们看到,家族文化在当代如何演进、变异。正如洪永铿先生在《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中指出的:“自古到今,查氏家族的成员有从政的,有从商的,有从文的,有从医的,也有从事法律、军事等方面工作的……查氏家族的成员始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文学艺术的熏陶,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和较好的综合素质,因此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在社会历史和家族命运的剧烈变化中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以文为体、以商宦等为用的家风仍值得我们借鉴、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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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29 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1706168948]
1706170030 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聂家:清正以保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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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32 @在进京途中他仍多次济人危难、施药疗疾。这一善行,让一百多年后的后人,他的七世孙聂其杰(即聂云台)感叹:“放下自己要事,以救他人,最为难能。”老人的善心善行是一以贯之的,没有休止,据说他八十多岁后仍为生产危症深夜冒雪出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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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34 @也许想到了先人“当官难”的感叹,聂亦峰告诫后人说:“聂家子孙,以后再也不要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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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36 @聂云台的财富观是,“不肯取巧发财,子孙反能有饭吃,有兴旺气象;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聂云台告诫世人:“数十年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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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41 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湖南衡阳有数百年发达史的巨家望族聂家,在民国时期出版家庭刊物《家声》、《聂氏家言旬刊》,让家族成员表达思想、联络感情,这一家庭内部出版物,中外罕见,意义非同寻常,近年来被不少论者提及。考察聂家的历史,确实能给我们不小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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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49 衡阳聂家的奠基人是聂继模,清康熙、乾隆年间人,字乐山。事亲至孝,善医,被称为“积学能文而不应试”,开有一间小中药铺,崇尚文教,诗书终生不离手。乐山公只是一民间草医,且有着经营不利、药店被窃至于关门大吉的种种坎坷,但乐善好施,在疫病流行之年赈济贫民、泽被禁范(待罪囚徒),“全活甚众”。每月初一和十五,聂继模必行义诊,不仅对来店抓药的贫民义诊,还主动去县监狱为犯人们义诊、送药。以至于成为当地的社会贤达,衡山县令发愿要报答他,“翁存心救人,吾无以报公,当教汝子读书成名,即所以云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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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51 因此有了乐山公六十六岁、七十七岁两次带着孩子进京参加考试的举动,在进京途中他仍多次济人危难、施药疗疾。这一善行,让一百多年后的后人,他的七世孙聂其杰(即聂云台)感叹:“放下自己要事,以救他人,最为难能。”老人的善心善行是一以贯之的,没有休止,据说他八十多岁后仍为生产危症深夜冒雪出诊,聂云台骄傲于自己的先祖“舍己济人之心如此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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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53 这个白衣匹夫,活得清正、踏实、自信,当他的儿子聂焘有了功名、做了陕西镇安县知县之时,他并没有如今天的一些中国人那样在儿子面前失去了告诫的资格、智慧和能力。他给儿子写的书信无意中为当时陕西巡抚陈宏谋(文恭)所见,陈大为称赏,至于“刊发通省官厅,以资策勉”。陈曾三评此信,初谓“表里雪亮,根底深厚,人情物理无不洞悉入微”,再谓“理足词挚,真切有味”,更谓“只此一篇,抵过著书数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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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55 这篇《诫子书》被收入专门收录清廷高级文武官员文稿的《皇清经世文编》,以及清朝官方所编的《政令全书》,成为为官者的必读箴言。今天也被不少作者收选其著述中,并让人从中受益。这份在当时被誉为“知民教士之法”的家书,让我们见识了传统中国一介布衣的家国责任、济世情怀、担当精神、人情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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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57 聂继模通达淡定,信中第一句就是劝导儿子“在官不宜数问家事”,因为那样做的话,“道远鸿稀,徒乱人意”。为了不让儿子牵挂,他说自己和老妻已习惯了儿子常年离家,“岁时伏腊,不甚思念”;即使儿媳孙辈随子赴任“未免增一番怅恋”,然“想亦不过一时情绪,久后渐就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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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0059 由于儿子任职的镇安县偏僻、落后,如人少、山僻、事简、责轻,这种条件“最足钝人志气”,因此他告诫儿子要“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如“偷安藏拙”则“日成痿痹,是为世界木偶人”。聂继模告诫儿子不要以为自己工作不繁忙,不重要,就放松努力,应当兢兢业业于职守。他说的“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可谓至理名言。善于以小警大、小中见大,才能时时刻刻地保持对“忽微”的警惕,把“有事”化为“无事”。这样的训诫对今天内地的官员和年轻人仍是至理名言。现代化的都市中心特征,使得乡野之人的生活多为被动,时尚、观念、生活方式等等都有待中心城市的发布,人们难能自立也因此妄自菲薄,在追赶摹仿生活的道路上亦步亦趋,甚至因循、懒散,得过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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