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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国人来说，金庸已经不需要我们再来饶舌介绍。关于金庸的传记、图片册、评论极多，作者本人就曾在前年收到过金庸亲笔题签赠送的《金庸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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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已经是华人社会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一如名既高远谤亦随焉，金庸近年多次来大陆，言行不免有出乎读者意料者。考察金庸的这一面，我们可能更深地理解一个千百年传承的家族的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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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社会，金庸不怕政治，他的政治评论大胆、政治观察细微、政治预言精准。但跟中国发生了切身关系，家族中谨慎的一面立刻发挥作用。1951年，金庸的父亲被当地政府镇压。金庸在武侠小说里写了很多身负杀父之仇的少年成长的故事，从隐忍到为家门争光，大约都有家族的遗传。1981年，大陆希望他做两岸的“传话人”，他因此能够到大陆访问，拜见邓小平。会谈中邓主动谈起金庸父亲当年被杀之事，说要“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随后的结果是，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金庸之父查枢卿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件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金庸得知后，专门写信给海宁县委的领导，信中说：“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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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否真的淡忘了杀父之仇？我们可能难以猜到了，这也许跟专制王朝时代的文字狱中的祖先一样，“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但金庸的隐忍到了骨子里，甚至最后淡化至零至无。对权力，他有着不同于一般历史学家或小说家的洞识。在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他捧过国民党，以至于跟国民党斗争的李敖看不起他。对新闻，他也有明白的见解，但在他眼里的中美关系除了冲突外几乎没有别的……以至于朋友董桥和张五常都看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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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庸把查家的家族文化庸俗化了。王朔批评他的作品缺乏现代人文意识，有着相当深刻的道理。以李敖之江湖，他早就对金庸一针见血，指明“金庸式伪善”。李敖说，金庸的信念“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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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文化到金庸这里有了一定的变化。金庸的成就和不足都已经不属于家族，而属于我们华人社会。考察查家，隐忍的特点在金庸身上或者还有表现，清贵之风已经完全不见踪影。金庸强烈的市场意识在文人阶层中都是少有的，他办报以吝啬小气出名，以亦舒、林燕妮和他的交情，以及为报社作出的贡献，他所给薪酬仍是苛刻，亦舒要求加钱，他说：“给你加钱有什么用？反正你赚钱也不花。”而对林燕妮，他的回答更妙：“给你加钱也没用，反正你都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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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曾经跟李敖交流，说自己精研佛学，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批评他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他怎么解释自己的财产呢？据说当时的金庸“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但这不妨碍金庸后来继续在市场上积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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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傅国涌先生甚至分析金庸的思想源头，认为他的金钱观、世界观等等都成问题。这些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通过考察查家人的历史，我们看到，家族文化在当代如何演进、变异。正如洪永铿先生在《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中指出的：“自古到今，查氏家族的成员有从政的，有从商的，有从文的，有从医的，也有从事法律、军事等方面工作的……查氏家族的成员始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文学艺术的熏陶，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和较好的综合素质，因此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在社会历史和家族命运的剧烈变化中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以文为体、以商宦等为用的家风仍值得我们借鉴、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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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聂家：清正以保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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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京途中他仍多次济人危难、施药疗疾。这一善行，让一百多年后的后人，他的七世孙聂其杰（即聂云台）感叹：“放下自己要事，以救他人，最为难能。”老人的善心善行是一以贯之的，没有休止，据说他八十多岁后仍为生产危症深夜冒雪出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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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想到了先人“当官难”的感叹，聂亦峰告诫后人说：“聂家子孙，以后再也不要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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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云台的财富观是，“不肯取巧发财，子孙反能有饭吃，有兴旺气象；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聂云台告诫世人：“数十年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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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湖南衡阳有数百年发达史的巨家望族聂家，在民国时期出版家庭刊物《家声》、《聂氏家言旬刊》，让家族成员表达思想、联络感情，这一家庭内部出版物，中外罕见，意义非同寻常，近年来被不少论者提及。考察聂家的历史，确实能给我们不小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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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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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聂家的奠基人是聂继模，清康熙、乾隆年间人，字乐山。事亲至孝，善医，被称为“积学能文而不应试”，开有一间小中药铺，崇尚文教，诗书终生不离手。乐山公只是一民间草医，且有着经营不利、药店被窃至于关门大吉的种种坎坷，但乐善好施，在疫病流行之年赈济贫民、泽被禁范（待罪囚徒），“全活甚众”。每月初一和十五，聂继模必行义诊，不仅对来店抓药的贫民义诊，还主动去县监狱为犯人们义诊、送药。以至于成为当地的社会贤达，衡山县令发愿要报答他，“翁存心救人，吾无以报公，当教汝子读书成名，即所以云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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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了乐山公六十六岁、七十七岁两次带着孩子进京参加考试的举动，在进京途中他仍多次济人危难、施药疗疾。这一善行，让一百多年后的后人，他的七世孙聂其杰（即聂云台）感叹：“放下自己要事，以救他人，最为难能。”老人的善心善行是一以贯之的，没有休止，据说他八十多岁后仍为生产危症深夜冒雪出诊，聂云台骄傲于自己的先祖“舍己济人之心如此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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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白衣匹夫，活得清正、踏实、自信，当他的儿子聂焘有了功名、做了陕西镇安县知县之时，他并没有如今天的一些中国人那样在儿子面前失去了告诫的资格、智慧和能力。他给儿子写的书信无意中为当时陕西巡抚陈宏谋（文恭）所见，陈大为称赏，至于“刊发通省官厅，以资策勉”。陈曾三评此信，初谓“表里雪亮，根底深厚，人情物理无不洞悉入微”，再谓“理足词挚，真切有味”，更谓“只此一篇，抵过著书数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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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诫子书》被收入专门收录清廷高级文武官员文稿的《皇清经世文编》，以及清朝官方所编的《政令全书》，成为为官者的必读箴言。今天也被不少作者收选其著述中，并让人从中受益。这份在当时被誉为“知民教士之法”的家书，让我们见识了传统中国一介布衣的家国责任、济世情怀、担当精神、人情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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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继模通达淡定，信中第一句就是劝导儿子“在官不宜数问家事”，因为那样做的话，“道远鸿稀，徒乱人意”。为了不让儿子牵挂，他说自己和老妻已习惯了儿子常年离家，“岁时伏腊，不甚思念”；即使儿媳孙辈随子赴任“未免增一番怅恋”，然“想亦不过一时情绪，久后渐就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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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儿子任职的镇安县偏僻、落后，如人少、山僻、事简、责轻，这种条件“最足钝人志气”，因此他告诫儿子要“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如“偷安藏拙”则“日成痿痹，是为世界木偶人”。聂继模告诫儿子不要以为自己工作不繁忙，不重要，就放松努力，应当兢兢业业于职守。他说的“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可谓至理名言。善于以小警大、小中见大，才能时时刻刻地保持对“忽微”的警惕，把“有事”化为“无事”。这样的训诫对今天内地的官员和年轻人仍是至理名言。现代化的都市中心特征，使得乡野之人的生活多为被动，时尚、观念、生活方式等等都有待中心城市的发布，人们难能自立也因此妄自菲薄，在追赶摹仿生活的道路上亦步亦趋，甚至因循、懒散，得过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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