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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傅国涌先生甚至分析金庸的思想源头，认为他的金钱观、世界观等等都成问题。这些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通过考察查家人的历史，我们看到，家族文化在当代如何演进、变异。正如洪永铿先生在《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中指出的：“自古到今，查氏家族的成员有从政的，有从商的，有从文的，有从医的，也有从事法律、军事等方面工作的……查氏家族的成员始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文学艺术的熏陶，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和较好的综合素质，因此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在社会历史和家族命运的剧烈变化中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以文为体、以商宦等为用的家风仍值得我们借鉴、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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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聂家：清正以保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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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京途中他仍多次济人危难、施药疗疾。这一善行，让一百多年后的后人，他的七世孙聂其杰（即聂云台）感叹：“放下自己要事，以救他人，最为难能。”老人的善心善行是一以贯之的，没有休止，据说他八十多岁后仍为生产危症深夜冒雪出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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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想到了先人“当官难”的感叹，聂亦峰告诫后人说：“聂家子孙，以后再也不要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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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云台的财富观是，“不肯取巧发财，子孙反能有饭吃，有兴旺气象；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聂云台告诫世人：“数十年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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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湖南衡阳有数百年发达史的巨家望族聂家，在民国时期出版家庭刊物《家声》、《聂氏家言旬刊》，让家族成员表达思想、联络感情，这一家庭内部出版物，中外罕见，意义非同寻常，近年来被不少论者提及。考察聂家的历史，确实能给我们不小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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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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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聂家的奠基人是聂继模，清康熙、乾隆年间人，字乐山。事亲至孝，善医，被称为“积学能文而不应试”，开有一间小中药铺，崇尚文教，诗书终生不离手。乐山公只是一民间草医，且有着经营不利、药店被窃至于关门大吉的种种坎坷，但乐善好施，在疫病流行之年赈济贫民、泽被禁范（待罪囚徒），“全活甚众”。每月初一和十五，聂继模必行义诊，不仅对来店抓药的贫民义诊，还主动去县监狱为犯人们义诊、送药。以至于成为当地的社会贤达，衡山县令发愿要报答他，“翁存心救人，吾无以报公，当教汝子读书成名，即所以云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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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了乐山公六十六岁、七十七岁两次带着孩子进京参加考试的举动，在进京途中他仍多次济人危难、施药疗疾。这一善行，让一百多年后的后人，他的七世孙聂其杰（即聂云台）感叹：“放下自己要事，以救他人，最为难能。”老人的善心善行是一以贯之的，没有休止，据说他八十多岁后仍为生产危症深夜冒雪出诊，聂云台骄傲于自己的先祖“舍己济人之心如此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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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白衣匹夫，活得清正、踏实、自信，当他的儿子聂焘有了功名、做了陕西镇安县知县之时，他并没有如今天的一些中国人那样在儿子面前失去了告诫的资格、智慧和能力。他给儿子写的书信无意中为当时陕西巡抚陈宏谋（文恭）所见，陈大为称赏，至于“刊发通省官厅，以资策勉”。陈曾三评此信，初谓“表里雪亮，根底深厚，人情物理无不洞悉入微”，再谓“理足词挚，真切有味”，更谓“只此一篇，抵过著书数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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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诫子书》被收入专门收录清廷高级文武官员文稿的《皇清经世文编》，以及清朝官方所编的《政令全书》，成为为官者的必读箴言。今天也被不少作者收选其著述中，并让人从中受益。这份在当时被誉为“知民教士之法”的家书，让我们见识了传统中国一介布衣的家国责任、济世情怀、担当精神、人情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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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继模通达淡定，信中第一句就是劝导儿子“在官不宜数问家事”，因为那样做的话，“道远鸿稀，徒乱人意”。为了不让儿子牵挂，他说自己和老妻已习惯了儿子常年离家，“岁时伏腊，不甚思念”；即使儿媳孙辈随子赴任“未免增一番怅恋”，然“想亦不过一时情绪，久后渐就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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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儿子任职的镇安县偏僻、落后，如人少、山僻、事简、责轻，这种条件“最足钝人志气”，因此他告诫儿子要“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如“偷安藏拙”则“日成痿痹，是为世界木偶人”。聂继模告诫儿子不要以为自己工作不繁忙，不重要，就放松努力，应当兢兢业业于职守。他说的“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可谓至理名言。善于以小警大、小中见大，才能时时刻刻地保持对“忽微”的警惕，把“有事”化为“无事”。这样的训诫对今天内地的官员和年轻人仍是至理名言。现代化的都市中心特征，使得乡野之人的生活多为被动，时尚、观念、生活方式等等都有待中心城市的发布，人们难能自立也因此妄自菲薄，在追赶摹仿生活的道路上亦步亦趋，甚至因循、懒散，得过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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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聂继模那里，生活是重大的。有报效社会的机会就应全力以赴，他提醒儿子不仅为自己和亲人而活，因为性命乃是“民社之身”，莫因草菅民命而使得“数千里外老人魂梦作恶”。他们作为父母亲，并不指望儿子的薪水俸禄，真正的颐养天年，是“以善养不以禄养”。这样的父亲在今天已经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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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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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继模给儿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他八十多岁去陕西看望儿子时，仍不忘老传统，在初一和十五去该县监狱送诊送药。乾隆十五年，适逢聂继模八十寿辰，聂焘派人送去一百两寿银，聂继模原封退回，并对来人说：我听说修路可以造福延年，此物即为修路之资。镇安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为官者多不愿来此就任。聂焘来此就任知县，一待就是七八年。初到镇安时，目击四境荒凉、虎狼出没、山民贫困的景况，聂焘感叹说，“志在利禄者，易生厌烦愁穷之心，若志在民生者，更当切休养生息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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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伊始，聂焘经常骑着瘦马穿着麻鞋，轻装简从，风尘仆仆，行走于虎狼出没之道，跋涉于悬崖恶水之间，踏遍了镇安方圆六百里土地，体察实情，察恤民意，探求治县富民的方略。他写诗说：“官民父子情，欣戚如同屋。饥者待我饱，寒者待我燠。饱燠我何能，抚心恒粥粥！”为此，聂焘首先实行休养生息的农垦政策，他鼓励垦荒、发展生产的新政吸引了不少湖广、浙江、巴蜀一带的流民纷纷落户镇安，五年间人口、土地、粮食生产翻了一番；他自筹资金，带领山民，修筑道路，发展交通，整修了镇安到长安一百八十公里的人性便道，为山货外运、贾商入镇创造了良好条件；他从江浙一带招聘来缫丝匠人，引进、推广养蚕、取丝、织布技术，大力倡导山里人兴桑养蚕，至今蚕丝业仍旧是镇安的主导产业；他启迪山民，重视并发展教育事业，为镇安文化发展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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