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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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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钱王世家能够在华夏文明这个极度世俗化的社会里人才辈出，关键在于其子孙对钱镠遗训的看重。据说，钱氏家族每有新生儿诞生，就要全家人一起恭读《钱氏家训》，这个传统直到近代中断。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曾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钱伟长先生说：“我们钱氏家族十分注意家教，有家训的指引，家庭教育有方，故后人得益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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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的子子孙孙，除了要接受国家法律的约束之外，还必须遵守《家训》。一千多年来，钱氏家训不仅世代相传，更得到了子孙的身体力行。除此之外，钱镠在临终前，曾向子孙提出了十条要求，被后世称作《武肃王遗训》，他的遗训和《家训》一道，作为重要的家族遗产一直激励着后人。钱家人之不能流俗，就是因为他们非泛泛的认祖归宗之人，而是他们对祖宗的训导有认同自豪，并能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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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人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他们好读书、重教育。有人问钱家为什么能出那么多名人，钱伟长戏说：“我们钱家人喜欢读书，书读多了容易当官，当官的容易出名。”事实也确实，钱家人爱书。吴越王钱镠是钱家人奋发学习的榜样。钱镠虽出身寒微，以武起家，但晚年好学，对后代的教育也非常看重，经常让孩子们诵读经典，并立下家训“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吴越国“纳土归宋”后，子孙中出了许多文学家、藏书家、医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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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好读书”的家学渊源相传至今，钱玄同父子、钱均夫父子、钱穆叔侄、钱学熙父子等钱氏后代，都是勤奋好学的典范。钱穆晚年回忆，他平生所见“治学最勤、用力最劬”的学者，就是钱基博。清末状元学者张謇，对比他小三十四岁的钱基博的评价是：“大江以北，未见其伦。”而钱穆自己更是中国学问守夜人、华夏文化守望者的象征，直到晚年，度过劫难的老人见到自己孩子仍坚定地说：“吃点苦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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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家族成功的第三个因素，是互爱、互助的家庭氛围。从宋代开始，钱家就形成了在族内互相帮助的风气。为了让族中的贫困子弟也有书可读，钱氏家训规定，“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在家训的教导下，各地钱家纷纷设立义田、义庄、祭田，并且明文规定，其中一部分田产或盈利必须作为教育经费。科学家钱江初回忆说，他们村有五六百户人家，基本上都姓钱。“早在1901年，村里就办了小学堂，所有的小孩上学，全部免费。”“村里实行‘学田制’，专门划出三百亩田，这些田里的收入，全部作为给上学孩子的经费。”这种早期的“教育基金”模式，保证了钱氏子孙无论贫富，都能够有受教育的权利。钱伟长少年丧父后，也是靠叔父钱穆与宗族的救济，才完成了学业，最后成为一代科学大家。这种义田制或学田制，今天演变为助学基金。当代不少钱姓企业家们，都以助学的方式帮助家族内的几位家境困难的孩子念到中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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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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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家族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从中甚至诞生了父子祖孙们的共勉和人格期许。生为钱家人，其自信或说自负非同一般。以钱基博、钱钟书父子为例，可以看出钱家人是如何与古往今人为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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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考进清华大学之后，父亲钱基博经常给他写信，告诫儿子，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名声大、地位高更加重要，他分析：“子弟中，自以汝与钟韩为秀出，然钟韩厚重少文，而为深沉之思，独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沉潜远不如。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为愧。”他又说：“纬、英两儿中资，不能为大善，亦无力为大恶，独汝才辩可喜；然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吾之所谓恶化，亦非寻常子弟之过。世所称一般之名流伟人自吾观之，皆恶化也，皆增进危险于中国也！汝头角渐露，须认清路头，故不得不为汝谆谆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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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是一个对新文化持保留意见的儒者，用我们今天的话，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毫不顾及时代潮流，教学、写作一律采用古文。钱钟书从新式学堂放学回来，也要跟着父亲念古文。父子两人的期许非同小可，钱基博告诉儿子：“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他还写道：“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心尤慰！”并希望儿子能够“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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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父子以其智力学力而跟潮流时俗拉开距离，他们在聪明中会寻找同道。才女杨绛跟读书种子钱钟书互慕，恋爱时给钱钟书的一封信被钱基博接到后拆开看了。信中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据说，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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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种父子间的交流强化了钱钟书的自信，他在大学时代的狂妄语当时即伤害了一些师生；直到晚年，钱钟书仍不时会有“书生气”（李慎之先生语）发作。当李慎之受托把胡乔木的诗稿给钱钟书看时，钱钟书毫不客气地改其字句，让李慎之感到“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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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交流，自然也会招致年轻人的反叛，钱钟书在他那特异的小说杰作《围城》中露了一手。方鸿渐跟父亲方遯翁来往几封信是用文言文写的，辞藻富丽，古奥典雅。只是钱钟书以其聪明和年轻人的勇气而敢指明这种传统道学的虚伪一面，小说中虚构的方氏父子，父亲冬烘儿子虚浮，都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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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人确实有一种近乎狂妄的自信。钱钟书不论，其前辈钱玄同年轻时更是一名斗士，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立下汗马功劳。钱玄同是一代语文大家，他的名言却是：人到四十就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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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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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人如此瞩目，其优点自不必多言，从钱穆、钱钟书，到钱学森，早已是我国民敬仰的人物典范，表彰其人生行状的文字不可胜数。但如同高名所在，谤也随之一样，钱家人杰辈出，人们对其要求也会不同凡俗，甚至说，人们对其要求会更严格。而在这种或苛求或正大的视角里，钱家人确实并非无可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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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人的才学及其社会影响和社会贡献无可置疑，但其人格成就是否是我们中国人的人生高标，却很少有人讨论。而恰好在此领域，钱家为人诟病甚多。如钱穆先生，一度被目为反动；即使宽容的新文化运动中人，也视其为冬烘先生。今天的中国人虽然以更宽广的心胸去理解钱穆，但作为一代史学大家，为政治人物左右心情，实在不仅是一个史识问题，更是一个人格、人生的精进限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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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父子的狂，同样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年轻的钱钟书曾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虽然吴宓宽厚地理解钱钟书是一种文人的“高尚的傲慢”，但这种傲慢不仅伤害了师生，也伤害了钱先生自身的成就。钱先生表达的，不过是世代中国年轻人惯常的智力自负而已。因此，钱先生虽然学问大，却终生带不出什么弟子，实在是因为人格局限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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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钱学森先生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一问题在钱学森生前即已提出，从粮食亩产万斤的钱氏论证，到特异功能的人体科学倡导，这使得钱学森的科学贡献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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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不仅是钱学森一个人的问题。我的朋友回忆说，当年钱伟长先生没有被打倒，而他和费孝通等人被打倒，每天给校园打扫卫生，有一次，学校召集他们这些人听学习报告，在台上作报告的正是钱伟长。钱伟长讲的是知识分子应该向工农大众学习，说知识分子的臭毛病、个人主义作风要改一改，举例说，知识分子写文章，要在每篇文章下面署自己的名，生怕人家不晓得自己，而工人做工并不在铁具上刻自己的名字，农民收获粮食也不在麻袋上写自己的名字，等等。费孝通等人听得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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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案例还可以找出很多。可以说，钱家人以家训立身，大奸大恶之人是不会做的，但安身立命的品格似乎过于世俗，少了一种世家贵胄的尊严、高贵，少了一种个体人格的担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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