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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宗敬的冒进个性使企业经常陷入危机之中。危难之际，荣德生的作用就显现出来。1907年，荣宗敬在上海做金融投机失手，造成数万元的巨额损失。身在无锡的荣德生带着自家田单及房屋单契，赶到上海，以此作保，才把荣宗敬从烂泥中拉了出来。荣德生曾在执一茶壶在手时说：“我与哥哥好比这个壶，一经破裂，虽持半壶在手，亦复何用。”后来二十多年中，这类事发生了多次，荣宗敬猛打猛冲，荣德生则在后面救援，多次把兄长和公司从悬崖边拉回。他的稳重自有成效，比如说，保兴在开工三年后，才打出品牌，以质量好而畅销全国。其他厂家都以为他用国外设备，磨出面粉质量好，荣德生在日记中反省时认为，是自己“办麦当心，剔去热坏麦”，此举增加成本，却让面粉质量过硬，赢得良好的市场口碑。就这样，荣家事业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十分奇妙而迅猛地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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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0年，荣家兄弟的工厂产量比初建时大了十倍，在国内首屈一指。1912年，荣宗敬在上海创办第二家面粉厂，起名福新。他在股东会上提出，为了扩大再生产，三年内不提红利，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滚雪球”。1913年夏天，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兴面粉厂（两年后全资收买，改名为福新四厂），到了冬天，在中兴厂东面，新建福新二厂。1914年6月，又在福新一厂的旁边吃进土地，建起福新三厂。1916年，荣宗敬远赴汉口，建福新五厂；第二年，租办上海老牌的华资面粉厂华兴，改名为福新六厂。与此同时，荣德生在无锡收购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不久又租办了泰隆、宝新两厂。荣家兄弟因此成为无人可敌的“面粉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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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纱厂。1905年创办振新纱厂，到1912年时，纱厂每年可得利润20余万元。1915年，荣宗敬开建申新纱厂，购英制纺机36台，第二年投产开工，正赶上欧战期间的需求饥渴，上海的棉纱价格大涨，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出现了“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的暴利景象，申新在开工后的三年里，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产量从2.9万匹增加到12.8万匹，盈利更是惊人，从开办当年的2.06万元增加到22.2万元，三年增长十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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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荣宗敬出40万元买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经营的纱厂，改名为申新二厂。自1884年，“红顶商人”胡雪岩斗丝惨败后，上海棉纱业先为英美商人控制，后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国企业竟有气魄和能力收购日本企业，一时成了埠上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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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荣家企业的日产面粉能力达10万包，这一数字约占当时除东北地区之外的全国民族面粉工业总生产能力的1／3；同时拥有52万余枚纱锭和5300多台布机，分别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工业设备总数的1／5和1／4以上。荣氏被称为中国“面粉大王”、“纱布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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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业有成的同时，荣氏兄弟还致力于家乡教育、公益事业，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小学、竞化女子小学、公益工商中学（后改为公益中学）、大公图书馆，还集资在无锡和常州共建造大小桥梁88座。1929年又在无锡小箕山购地建造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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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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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家兄弟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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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荣宗敬在自己六十大寿时自豪地说：“如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这个一路打拼冲杀的中国实业家有理由这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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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称道荣宗敬说：“宗公生于风雨飘摇之世，长于寒微有德之门，成于艰难困苦之中；一生以民生衣食、振兴实业为职旨，每欲自任天下，负刚大之气，遂爱国之心，事业之大，罕有其匹，堪称大丈夫！试想权重一国如李鸿章，才高一时如盛宣怀，家国天下如南通张謇，皆知不兴实业无以致富强，宗公步其后而事业胜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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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10日，荣宗敬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终年六十五岁。2月17日，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荣宗敬兴办实业，历数十年，功效昭彰，民生利赖，此次日军侵入淞沪，复能不受威胁，避地远引，志节凛然，尤堪嘉尚。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应予明令褒扬，用昭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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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荣德生，同样非寻常商人，早在1912年，他就写下一本《无锡之将来》的册子，堪称无锡近代最早的城市规划。到20世纪20年代初，已经成为商界巨擘的荣德生再次热心地规划自己的家乡，为地方建设做出很大贡献。其中，造桥、修寺、办学等成绩斐然。荣德生曾告诉家人，在江南水乡，修桥比铺路更重要，没有桥，村民出门是寸步难行。2001年，有关部门对荣氏家族的所造之桥进行普查，发现有登记的为102座，仍在使用的为40多座。荣德生还感叹自己“仆少而服贾，志学未能，廿年来世味饱尝，更抱不读十年之恨”。在办技校、中小学之后，1947年，荣氏家族出资兴办高等教育，设立江南大学，令教育界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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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后，年过七旬的荣德生制定了两个计划，第一是旨在让荣氏家族企业复兴的“天元计划”，第二是开发西部的“大农计划”。利用在西南的数年时间，他考察西南西北各地，他建议政府对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在甘肃、青海大力发展畜牧业和种植业，以铁路动脉贯通到沿海地区，为沿海工业提供原材料，开发矿产，在西部发展重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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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春天，《国史大纲》的作者、无锡籍历史学家钱穆应邀到荣德生创办的江南大学任教，他住在荣巷楼上，每到周六下午，荣德生夫妇都会从城里来，住在楼下，周日下午离开。晚饭后，他们必定会在楼上或楼下畅谈两小时左右。钱穆问荣德生：“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有何感想？”荣答：“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荣德生提到他修建的一座大桥，他说：“一生惟一可以留作身后纪念的就是这座大桥，回报乡里的只有此桥，将来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这个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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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到北洋政府，从北伐战争到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之后的日本侵华战争，这个掌握着全中国近一半财富的家族风雨飘摇，却以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下来，创造了中国近代商业史上“众枯独荣”的奇迹。1946年，七十一岁的荣德生曾遭匪徒绑架，被困在匪巢三十四天，勒索赎金五十万美元。这样的危难荣家人多有经历。荣德生曾感慨：“天道变，世道却不变。我只想老老实实办实业，可是不靠官场、不依赖乡绅就一事无成。”他曾给无锡梅园题写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荣家兄弟白手起家，最终深刻地扎根进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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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7月，荣德生在无锡病逝，终年七十七岁，葬于无锡梅园北面的舜柯山麓。他去世前做的最后一件工作是，为自己修订了一本《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他的随葬品是一套线装的地舆学书和一只随身多年的镀金壳钢机芯打簧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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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家后的荣宗敬娶了三房太太，荣德生也娶了二房，但其姻亲皆属贫民之家。从其下一代开始，由于家境的完全转变，姻亲就明显出现了门当户对的格局，出身名门望族成为其后代择偶的标准。荣毅仁的大姐荣慕蕴的丈夫李国伟，乃是当时无锡商会会长华艺珊的侄子；荣毅仁的妻子杨鉴清，为无锡名门杨干卿的二女儿；荣毅仁的妹妹荣辑芙的丈夫魏道明，曾任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荣漱仁的丈夫杨通谊，为杨味云之子，杨味云乃清末官员，后成为大企业家；荣智健的妻子任顺弥，为当年“汗衫大王”任士刚的孙女；荣智健的妹妹荣智婉的丈夫马有恒，为政协副主席马万祺的儿子；荣鸿仁的女儿荣智丰的丈夫成之德，为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的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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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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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的荣毅仁能够成为国家副主席，是一个长长的故事。但荣毅仁和其他子弟一样，最初仍从家族特征起步。激进与保守的轮替或平衡几乎是荣家的家风。荣家子弟枝叶繁茂，其个性也是游走在荣宗敬与荣德生之间。荣毅仁是荣德生的四子，但性格却像荣宗敬，喜好资本运营。1937年，二十一岁的荣毅仁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被派到茂新面粉二厂担任助理经理，他草拟了一份计划，准备在全国建几十个面粉厂，形成“面粉托拉斯”。荣德生对他说：“你的疯狂劲头不像我，倒像你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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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政府治下经营得身心疲惫的荣德生父子决意留在大陆，开始了与中共的合作之旅。但三十出头的荣毅仁仍激进，他对共产党的治理能力颇为怀疑：“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他的话一时流传甚广。他还说过：“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就是投降。”但在后来，他表现得心悦诚服，对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均积极配合。荣家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资本家。1954年，国家对私人企业施行“赎买定息”的政策，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的股息。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他在香港），占975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他在8个城市拥有24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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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国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让所有私企全部收归为国营化。不少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地把自家产业送去“公私合营”，晚上躲在家里抱头痛哭。当然，私营企业家“积极配合”了政府决策，其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同仁堂的总经理乐松生，南方的领头者则是荣毅仁，一时人称“北乐南荣”。他的内心应该也起过波澜，在薄一波的回忆中，周恩来谈到荣毅仁时曾说过：“他是全国第一号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一个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的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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