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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毅仁二哥荣尔仁的次子荣智宽，是巴西环球公司总裁，在巴西商界拥有崇高的威望，曾随巴西总统和外交部长多次出国访问。荣毅仁的侄女婿沙曾鲁，长期在美国从事核能研究，在著名的阿岗研究所工作已长达二十多年，是享誉世界的核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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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论者如是说，“当年，邓小平之所以让荣毅仁创办中信，除了看重他的个人能力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拥有这些广泛的海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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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家百年，传下很多祖训名言，其中不乏对冲矛盾之处。譬如“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是祖训，“以小搏大，以一文钱做三文钱事”也是祖训。但荣德生一代还是相当平实的，他们在社会的大格局里生存，有着朴素的敬畏之心。有一次荣氏家族开祠堂酒，族长请荣德生在宴席上坐首位，荣德生说：“钱不等于地位，我应当坐第几个位置就坐第几个，你虽然没我有钱，但‘人穷不让辈’，我没资格坐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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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农传统观念的影响，已是大资本家的荣德生把自己的号起作乐农。据说，他在荣巷拥有八十亩水稻田、三十亩棉花田和许多桑树，每年请长工种水稻、种棉花、养蚕，但插秧的时候他还是时常要去田边看看。到收获的季节，他创办的镜花女校的操场就会变成打稻子、晒棉花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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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荣家几代人，从荣熙泰到荣宗敬、荣德生父子两代，是极为中国传统的，又是极为现代的。他们是传统与资本主义相得益彰的产物。有人说，荣氏家族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近代中国最鲜活的样本——节俭勤勉，对财富的敏锐嗅觉与执着渴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百折不回的韧性与勇气。到了荣智健及其子女一代，家族的特征已经不大明显，虽然论者观察说荣智健之女荣明方的个性颇似她的大曾祖父荣宗敬，精于计算而勇于博取。但荣家人今天早已无视传统了——无论家族传统还是文明传统，他们因为近水楼台，不仅走上了政商不分的道路，而且对物质文明的享受往而不返、乐不思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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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智健自称是香港新一代富豪，喜欢追求富豪生活。有人写荣智健：“他不讳言喜欢开快车，住舒适的房子，拥有加拿大和英国房产物业，在香港有游艇、多部跑车和房车、高级音响，也收集古董和字画，兴趣广泛；此外他也喜欢打高尔夫球、钓鱼、赛马，喜欢过优裕生活，且从小就这样。”荣智健高兴时，会把他在英国、加国的私邸照片给人看。对来自某些方面的批评，荣智健说：“我根本不在乎！由他们去讲吧。”他还说：“我本来就是资本家后代，应该比一般的人会赚钱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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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传统说，君子之泽，三世而斩。观乎荣家，或者较传统更为复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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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孙家：满天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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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明确说：“朝内无人莫做官，家门无官莫经商。”她指望儿子们跻身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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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欧风东渐，欲求子弟不坠家声、重振家业，必须攻习洋文，以求洞晓世界大势，否则断难与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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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有人向徐悲鸿索要书法条幅，他铺开宣纸，常常不假思索，随手就写下一首七言绝句，整幅书法，一气呵成，运笔老到，几乎烂熟于心：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时。伤心家国无限恨，红树青山总不知。这首诗的作者正是孙多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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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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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近几百年历史，孙家不仅对寿州有开拓发展之功，而且从寿州走向全国、世界，对人生社会的理解自有家法。寿州孙家一度占据全城五分之三的地盘，且多在繁华地带。如今全世界的寿州孙氏后人更是人才济济，在官场、商场、文化领域多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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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孙家对家教家风的自觉意识是极为罕见的。早在乾隆年间，寿州就有“南孙北刘”两大当铺一说，南孙即指孙蟠。孙蟠擅长金石书画，因捐资赈灾，得到朝廷赏赐，诏赠通议大夫。孙家的经商意识也许是那时即打下基础了，但跟一般商人拒绝文化不同，孙蟠在经营中理解到了文化的意义。这个当铺商人得到的教益是：若想长久地改变生存命运，只有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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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出生在书香之家，他的曾祖是乾隆年间的刑部郎中，祖父是贡生，父亲孙崇祖则是地方上的教谕。这个类似于今天教育部门官吏的地方贤达，对孩子的管教极严，他立志要五个儿子都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孙崇祖去世后，他的妻子继承丈夫遗志，全力培养儿子们读书。但老太太对人生的看法朴素而具至理，读书为了改变命运，但在官本位的中国，最终必须以官为中心。老太太明确说：“朝内无人莫做官，家门无官莫经商。”她指望儿子们跻身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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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家奋斗目标一旦明确，兄弟们就你追我赶。孙家五兄弟都读书成材，出息过人。五兄弟中家泽、家铎、家鼐都是进士，四个官至侍郎。“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而最小的孙家鼐，更于咸丰九年高中状元，蒙朝廷恩典，在家乡建“状元第”，先后担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甚至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成为清末最重要的管学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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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也成了孙家家族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灵活多变又讲原则，使得他在官场能够左右逢源，屹立不倒。当时光绪的帝党和慈禧的后党之间矛盾重重，孙家鼐站在光绪皇帝一边，却也为慈禧看重。他的为官之道是大事原则小事忽略，故得官员们拥戴。孙家鼐既是皇帝的老师，当然属于帝党，所以他积极赞同变法，并参加了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的活动，在“百日维新”中奉旨创办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但是帝党的种种活动，无不处在老佛爷慈禧太后的眼皮子底下，作为臣子，孙家鼐深知居中只能做些折中调和。“百日维新”失败之后，皇帝被囚瀛台，别的“新政”统统被老佛爷一刀砍光，独独保留下了孙家鼐主持的京师大学堂。后来慈禧得寸进尺，阴谋废除光绪帝，而别出心裁搞什么立储“大阿哥”，孙家鼐忍无可忍，称病辞官，回家养病。然而他这一掼纱帽，非但没有引起慈禧的忌恨，反而更加重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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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生平简约谨慎，在激进派和保守势力之间，常取中间立场。他和翁同龢是当时最有威望的两位大臣，然而翁同龢的名气大于孙家鼐。这并非说孙只守中庸之道，他其实有自己的个性和操守。比如孙家鼐赞同1898年的许多新政，但是，他上疏反对康有为的政治理论。这或许能说明维新运动失败后孙家鼐何以能在朝中继续留任。而且他死后谥“文正”，入贤良祠。这是晚清中国的大功臣、只被谥为“文忠”的李鸿章都不曾享有的我国传统文明中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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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大起大落过，这跟他的低调内敛、自奉敛约有关。他的同僚、对手翁同龢说：“孙家鼐沉潜好学，服膺王阳明之书，立志高远，凝厚而开张，余欲兄事之。”亲历晚清四五十年的英国人李提摩太说：“孙家鼐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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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为政清廉，开拓进取，求真务实，绵里藏针，受到了同代人的高度评价。1909年11月29日，孙家鼐死在任上，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邮传部长、学者杨士琦撰写的挽联，对其为人、学养、品格都做了生动的概括：“事上也敬，行己也恭，杖于朝，杖于乡，允矣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能为师，能为长，所谓大臣。”自宋代以后，“文正”便是朝廷对大臣死后的最高谥号（荣誉称号）。宋代，司马光、范仲淹等人获得“文正”谥号；明代，获得“文正”谥号者仅五人。在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只有曾国藩、李鸿藻等八人获赠谥号“文正”。孙家鼐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清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享有“文正”殊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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