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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属性演进成人文概念，最经典的莫过于东西。当然，南北没能如此是一遗憾，但资本主义的南方模式多失败，南方几乎是政治学中失败的象征。“高高在上”的“高”也是一例子。高枕无忧不是枕头高，而是位置高。上古人生存以高地为安全，睡觉就成了“睡高高”，随州人爱说，睡了一高瞌睡，睡了几高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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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里藏有远古的秘密。随州人把衣服口袋叫“统卦”，口袋最初的作用是把卦签等统装起来。随州人经常讲“卜”，把碗卜到桌子上，而连山易在上古时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卜算工具。只是几根草棍而已，跟进入野地求生的现代人或特种兵的装备没法比，但先民以此卜算时间、方位和自己的命运，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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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多是时间中的经典名实变形后的产物。想起家乡话，夸一个人能干：搞得好易索；鼓励自己：凡事做易索点儿。“易索”追溯到两三千年前，因为易经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能读者极少，“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只有二三子涉猎的“易索”后来成了大家所宝称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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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话频率最高的习语在外人面前多难启齿，这个话就是“骚”字。从三代、屈原的《离骚》到南北朝《辨骚》和《文选》中的“骚”类，“骚”是我先民情思表达的形式，骚是歌曲也是思想。后来它被降为贬义，指作下流。但我们牢牢地守住了它的情感极致的表达，我们爱说，这事骚好，那人骚造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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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人还有一句话，不识哲。“这个人不识哲。”每次听到乡亲说这话，无论是农村老汉，还是城里少年，说谁谁“不识哲”时，都会让我想起老子的箴言：“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诗经》：“哲夫成城，哲妇倾城。”世人之误会和不能交流，使我们只能谨守本分而已——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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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重、黎来“绝地天通”大概是我华人文明史上第一次防火墙运动。从此以后，普通人失去了与天地沟通的权利和能力，他们不能探求知识，只能被给予。随州人的方言中，灶房、厨房被称为“重屋”，是对上古掌管火的祝融氏（重、黎）的纪念。一年到头，人们都难跟老天沟通，只好求灶王爷去跟老天说点儿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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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方言或说从空间的边缘地带是寻找答案的途径之一。在这个日益同质化的世界上沉浮，我们会忘记这些本体性问题。随州还残存的方言中，把孩子叫“娃子”（甚至猫狗都称作“娃子”），把外婆叫“家家（gaga）”，把女人叫“女将”，大概是要人牢记曾从母系社会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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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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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余家跟这样灿烂的地域相连，用随州话，叫“沾光”，当然，也跟我向读者介绍自家诚惶诚恐有关，我怕余家的故事实在平凡，而先来讲讲家乡的光荣以不使人失望。如果不愿读下去的读者，到此也就可以不用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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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的，我们余家祖上没怎么阔过，跟随州的光荣几乎两样，而且只有在老实本分、散漫、听话随性方面跟随州一致。小时候村里人比谁家牛，一是村里大姓当仁不让，二是跟国家领导人同姓者与有荣焉。记得胡耀邦上台时，村里何姓人都有了光彩——何、胡在随州话里发音差不多。余家在村里只有两家，而且关系一般，自然抬不起头来。在那样一个没有资讯的年代，《随州日报》还没有创刊，村里难得见到一张《人民日报》，父亲却告诉我们，有一个叫余秋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是父亲说，也没逑彩，余秋里只有一只胳膊。直到今天，我仍惊讶父亲是怎么打听到余秋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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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支余从哪里来，已经难以考证。父亲十来岁时失去双亲，跟唯一的亲妹妹分开，我那从未见过的姑姑被卖或送给武汉人家，虽然我小时听闻姑姑或表弟的消息，但由于地域、阶层的分别，已经没有了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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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十岁前的生活已经没有多少记忆，他跟我们说起自己小时候吃的苦，常常唏嘘感叹，说在山里吃不饱，才跑到畈上来，到随州郊区的枣树湾给人做长工。放牛、砍柴、拾粪，样样都干，经常被毒打。没有多余的衣服穿，有一次唯一的一条裤子不小心被烧了一个洞，被东家发现，遭到一顿痛打。没有人帮他，村里同姓人家跟他保持距离。因此，1948年，随州易帜时，他作为一穷二白、苦大仇深的“孤儿”被新政权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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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有一个解放军的团长骑马来找父亲：“小鬼，想不想跟我走？”十六七岁的父亲没有答应，留在了枣树湾，后来更名为“团结大队六小队”的村子。这一故事应该可信，我后来查随州历史，“截至1942年8月，随州共建立8个县、26个区、89个乡抗日民主政府，面积7150平方公里，人口56.3万人。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中原军区于应山浆溪店成立。桐柏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大片敌占区，建立了13个县、45个区、135个乡爱国民主政府。1947年12月刘邓大军挺进江汉，1948年8月随州全境解放。1949年5月江汉区党政军机关由随县双河迁往武汉，即湖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前身。”由此可知，随州在湖北现代史上的位置，那样一个人员大流动的时候，如果父亲跟随了那个团长，那该是什么样的前途。小时候，哥哥姐姐说起这事儿，都叹惜父亲没参军，使孩子们只能跟他当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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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解放前”还有几个记忆：“跑匪”，说小时候经常会有兵匪经过，那时候，村人喊一声“土匪来了”，大家就往山里跑。这记忆大概也符合20世纪40年代的随州日、伪、国、共、匪拉锯的政情。1945年日本人投降，随州的日军还在邻村附近的真武庙里举行唱歌联欢……父亲是跌跌撞撞地成长，迎来了红色政权。只是他这个成份最好的、比“贫下中农”还赤贫的“孤儿”雇农没有跟上时代进步，去参军、积极靠拢新生政权，成了我们亲人间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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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件事，父亲从山里到郊区畈上，为什么没有继续向前走几里路，到城里落脚，也是家人经常埋怨的话头。因为从团结六队到随州（当时还叫随县）城里，只隔一条厥水河，到城中心的十字大街也就五六里路。父亲如果能多跑这几里路，跑到“街上”去，我们好歹生下来就是城里人，命运就不一样了。这是哥哥姐姐包括母亲都无论如何想不通的事。我也曾长久地想过这一问题，除了举目无亲，没有技术，到街上谋生艰难外，就是对父亲胆识的判断，他不敢大闯。他跑到枣树湾已经不易，再往前走一步，由熟悉的农村人生活到陌生的城里生活，对他来说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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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大出格之事，大概是我们家人的特征。我们弟兄四个后来也多少继承父亲的这一做事风格，我们不敢闯，不敢做大的开拓。90年代初，三嫂就业的工厂倒闭，她想到南方深圳一带打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坚决反对，现在想来，我也跟父亲一样保守了。后来三嫂跟三哥在随州城一直做早点生意，直到今天也只能维持温饱而已。三哥太老实了，只会拼体力、拼时间，没有胆识扩大规模。三嫂的聪慧、手巧一生也未曾得到大的施展。2000年后，二哥所在的公司精简，一度面临下岗的危险，他咬牙到北京来打工，待了半个月，发现北京不是他待的地方，也就偃旗息鼓，回随州做“生意”了；但他的“小卖部”开张不到半年就关张，他发现自己锻炼不出经商的才能。总之，家人规规矩矩，用随州话，随大流生活，随不上，也宁愿自己受苦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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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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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政权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父亲分到了两间正房，隔成了一间堂屋、两间卧房和一间狭小的后屋，正房旁是一间靠北的重屋即厨房，正房前是一个约十来平米的小院，外屋则是两间茅草房，一间堆杂物，一间是猪圈。这是当时南方微型袖珍的院落了。房子位居村中心，就在村里的仓库前面，可见组织对父亲的看重。枣树湾是南北狭长的村落布局，北高坝南出口，西面就是山丘，背西面东的房子布局，出外屋门两步即是“道场”或说打谷场，跟道场挨着的是各家的一小块领地，或者是茅房，或者是堆放麦草的柴草堆，然后是一口堰塘，再向东是地势低下去的田地，然后是大路，是河滩，是厥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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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到南方，遇到一个自学风水的人，随意聊起村里的格局，比上述介绍还要简单，但他铁口直断，你们村长子的命一般，次女的命也一般。我想了想，大哥、二姐，好像有些道理；再想其他几家，好像真是那么回事。读《易经》时偶尔想起，可能是长子的震卦位和次女的离卦位出了问题，一直在受冲受克，而没有补救。枣树可能是补的，但后来砍伐掉了，又在村北修了一道高坝水渠，使得村子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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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易理言，我也属于长子之震卦。我跟大哥的命有相似性，我们都走出了随州，奋斗得“有何胜利可言”。但回忆少年时光，我仍感谢村落房屋给了我开阔的视野。每天早上起来，出门即见太阳从东方升起，俯视低平的道场，看南来北往的村人从眼前走过，也是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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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时候常听父母和村里人说枣树湾的光荣，村子内外到处都是枣树，一到秋天，随便摇一摇，枣子吃都吃不完。但我的记忆里，村里好像没有一棵枣树。母亲说，那都是大炼钢铁时砍掉了。村里的大人也都这样说，甚至夸耀。我小时候对自己的村子是很骄傲的，总觉得自己的村子跟别的村子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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