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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实在混得“每况愈下”,后来拒绝一切体制工作,也就不再跟他们谈论我的工作。当初,父母曾到北京跟我认真询问,为什么我一个北大的,毕业多年,不搞政治,也不挣钱,图什么。我跟他讲起文化人的追求,讲起“铁棒磨成针”、“床前明月光”的李白、念诗给老婆婆听的白居易来,父亲说他懂了,但母亲没有做声。我后来经常安慰他们,你们的孩子算是孝顺的了,也就是太老实,自己还没活出来,有些顾不上你们。母亲就会回应,是啊,世道这么乱,我的孩子我清楚,不会“为非作歹”,不会“造拐”。在这个“卖拐”的时代,父母亲对我们还算放心。我后来也一度想过,哥哥姐姐勉强维持生计,也许不算坏事,因为他们是清白的、自食其力的。跟郊区农村城市化后的种种怪现状比,他们的这一生也算尽命了,本分、老实,没有受多少时代社会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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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心意难平的是,侄子侄女们读书多平平。也许他们的学习天分仍由我提前取用了一些,以至于他们今天在底层的打工世界挣扎。这也使我多少有些抱愧。在大理生活期间,我一度考虑“带一带”侄儿,让他到大理去读书,由我负担生活费。我指定他半年内熟背《孟子》,每天抄写几段,背诵几段。但由于生活变动,我回到北京,而把他留在了大理。他三个月左右背完《孟子》,并抄录了几遍。据在大理生活的朋友、高尔泰先生的弟子张心武先生说,侄子的学习还是很有效的,侄子跟他讲起对孟子的理解有些“匪夷所思”,也让他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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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子侄女们的成绩也曾让父母叹气,但他们见到侄子侄女仍是开心的。他们愿为儿孙做牛做马,只是不知道如何教育。“失教”的现象仍在继续。我回家乡时,跟哥哥姐姐们聊起小一辈人的教育,也是空洞得要命。哥嫂去世的阴影仍笼罩着一大家人的生活。唯一让我宽慰的是,他们不会做出格的事,他们能够“活着”。而父母身上对生活极境的好奇和追求,在他们身上也消失了。我们家,仍是底层社会最普通的一家。我总结父母的一些优点、美德,并没有成为我们家的家风,我们家人多随着性子生活,很少超拔,很少相互提醒、扶持、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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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晚年有更多的余闲关心终极,他们似乎一直跟常人不同,对“时代”的追问,发展的危机、现代性的危机,也在他们观察的范围内。记得父亲走进西直门地铁站时,连声向母亲感叹,这总要人来做人来建,这都是人的力量啊。而母亲在大理的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也一再感叹,主是好的,主没有忘记我们……但时代万花筒般的热闹已经为他们难以理解,他们也想不出答案,他们先后离世,走得或留恋,或弃绝,都回到天国,主的怀抱。让我常常清夜难眠,生发椎心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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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支的家谱已经忘记,她名叫王先英。父亲年少失怙,却牢牢地记住了家谱,虽然只剩下五六个字,明贤启世正,或明贤启世真(后知是祯,但余家人多以正或真名),五字一句,下一句起头的是功字辈。这是我们余家的家谱。做世上正直的人,做世上真实的人。这算是余家先人留给我们的训言。父亲名叫余启发。他给三个哥哥取的名字是世洲、世国、世村,给两个姐姐取的名字是世翠,世兰。人们都说,他把最好的名字给了我,世存。但他自己说,到世村后,他想不出来了,才这么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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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猜测父母的远祖都曾经“阔过”。除了家人的品性、神态,他们晚年得的“富贵病”也是一条线索。母亲患“糖尿病”,很是受罪,不敢吃糖、甜食,她百思不解,一辈子都没怎么吃过甘甜,怎么得这种病。还有一个不解是,她说,现在的科学这么发达,这么一个病怎么都治不好呢。她晚年变成了小老太太,我牵着她的手在北京多家医院就诊,每次医生开的药方不太一样,却也大同小异,让她失望之极。至今犹记牵着母亲的手在中日友好医院附近过马路时的情景,她说别买药了,又贵,又没得用,说了也就一言不发,任我去抓药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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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临终都不知道让他时常疼痛难忍的病是“痛风”,我被诊出这一病后时也纳闷,没曾大吃大喝,怎么得了这种“富贵病”呢。医生明确说,你的病多半是家族遗传。打电话回家,才知道父亲生前经常关节肿痛,他得这种病也是冤枉,他一生敬畏鬼神、小心谨慎、劳动强度大,吃喝上不曾过量过分,居然得了“痛风”,大概也只能归结为某位先人暴发过富贵过也糟蹋过。父亲后来皈依基督,跟他的这一无名之痛有很大关系,据说教会的兄弟姐妹在他关节痛时都一起为他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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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确实有过光荣。据说我们是从随州淅河余家畈移出的一支,查余家畈,全国各地很多处,可以猜想余家人的“辉煌”。余家人喜水,“离家不离水系”,父亲没有跑进城,而落脚枣树湾,是否也跟村前有一条河流相关。淅河余家畈的同宗辈分比我们家多要低一些,论辈分我到那里是祖父辈高祖辈。就在前几天,遇到一个本家功字辈的副市长,论过出生地,他就连称长辈,唤起人血脉相连的感觉。这次写《家世》,查找余家家谱,康熙年间,余家的“拱北公”率众撰立的谱诀:“大德光先绪,名贤启世祯,功臣为国鼎,泽永应隆兴。”仍让人纳闷,务农几百年了,家谱怎么搞得这么“宏大叙事”;只好自嘲,我们有着“阔过”或发达的先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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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查出“痛风”后,二哥也被查出“痛风”。遗传说已是定论。如果把某些病痛看做“业力”,我们确实遗传了先人的光荣和罪性,我们人生的努力得“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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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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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父母亲人这样略微回忆一次,尽量平静心情,希望冷静、理性、客观,不虚美,不隐弱势浅陋,中间仍有几次潸然。小时候写过“家史”,跟父母一样“忆苦思甜”过,感恩“生活在新中国,成长在红旗下”,遇上了好时代。但真正的生命旅程跟时代关系不大,因为他要从零起步,从文明的源头出发,只有在成长的过程中,以个人身心重新经验一次文明史的近乎全部旅程,如此才能“明其明德”,成为“明贤”,以启世正世真,如此才谈得上完全理解并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但这样的人太少,因此我们中国人爱说,中间链条。父母说自己,他们就像渡船人,把我们渡到河岸,把我们放到光明、温暖、幸福的世界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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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信仰在全世界都有意义,只是很少有我们中国人这样悠久厚重。曾经翻阅儒门孔家世系,孔子后代至今七十多代人了;也翻阅过道教张天师世系,传承有六十多代了。他们的继承性一目了然,有趣的是,孔家人多不长寿,张天师家人多活有望百高龄。这大概也跟遗传、心性相关。血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宗族礼仪的功能究竟是什么,现代科学应该能够给予解答。医学中已经把信力、念力接纳进来,社会学也观察到家族行善的功效。家族传承,其中之一,即在理性、功利的社会上为世界的神秘、人生的信念留下余地,让我们珍惜生活,慎终追远,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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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的意义、亲人的意义在这种继承的层面上显现出来。后代人要记住前代人的经验教训。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我回顾亲人的生活,并希望侄子侄女们能够读到这份并不完备的总结,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这份人生世代的答卷。自然,也希望读者,能够多少从我家人的生活中获得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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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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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附 母亲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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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朋友们一直希望能看到我的文章;我把父亲放在心中,沉默多年。直到今年四月,母亲也走了,我生命的源头似乎跟着完全消失了。在卜居的乡下小院,我鼓起勇气写下“安魂”两个字,开始回忆我的父母亲。但回忆未完,母亲“百日”未到,我就到底层流浪,跟道士、村民、重走江湖路的商人、和尚、护林员、向国庆献礼骑车环游的退休工人、驴友、求签者、古董小贩、一无所有的老外、信仰者们……一起生活了四个月之久。当我回到栖身之地时,几乎临时举意:我得先跟人讲讲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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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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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不忠不孝大概也是出了名的了。关于前者,跟其他要素一起,导致了《中国不高兴》,以至于编词条的人在我的名下写上一句:中国精神的最大破坏者。对后者,我尤其负疚。想想我的父母亲,年老体弱,在小地方——那个熟人社会里孤独地应对每一天的生活,仍要做饭、洗衣,仍要面对熟人的盘问、攀谈,我就想不下去。父亲走后,母亲的活路更重,她独立抚养侄儿侄女,直到去年他们全都走上社会、开始工作了,母亲算是缓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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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母亲接到大理来,曾有一个月的时间,太太去维西一所慈善学校支教,剩下我们母子两人相依为命。除了洗衣,母亲完全依赖上我了。母亲固执地要自己洗衣,她甚至为我想到了怎么方便晾晒衣服的办法,比如在太太的秋千架上搭了一根竹竿。她个头儿矮,够不着晾衣的铁丝和竹竿,但她总会想到办法晒衣服。除此以外,母亲就无所事事地坐着,她坐在那里,可以坐上一整天。劝她到外面坐着,她就老老实实地在院子的凉棚底下坐上半天,直到我叫她进屋吃饭。母亲执着于自己一人静坐、自绝于外物的态度让我很是无奈,我有时候就想到前辈作家何士光在他那感人的作品《日子》里对祖母的描写,一个每天自己了却光阴和心思的老太太,一个似乎糊涂其实记忆惊人的老太太,我的母亲就是她那个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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