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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是一位比较谦虚的学者，生前曾请几位知心朋友审读文稿。其中的章镒（1441—1486）审读完《东观稿》、《桂坊稿》后称：“虽然，愿窃有告也。粤自西汉文章家若司马相如、董子、扬雄、刘向之徒，卓卓乎不可及，其所以传后者，皆不见其多，仅仅有数。唐之韩、柳，并驾齐驱，其集除诗赋外，诸体之文，韩三百余篇，柳四百余篇而已，其它不能遍举。今先生文集，镒所见者，计自天顺戊寅以至成化癸巳，十余年间，篇数已兼韩、柳二家。戊寅以前，癸巳以后，未及见者尚多。合而计之，无虑千有余篇，可谓富矣。镒不敢更以前贤渎听，如我朝杨文贞，为文亦负重名。正统间，有《东里集》行世，人皆愿见而乐得之。近者其子导刊其全集，人厌其烦，未及展卷，而先已欠伸矣。文果以多为尚哉？先生著述，不特文耳，外又有诸体诗，有《私钞》等书，几至充栋。若一一刊行，为费甚大。莫若敛博而约之，乃为精当。事在先生亲自裁择，以定去取。行世者，诗歌为类，文具诸体，各不过三四十篇，亦已多矣。余为别录，以藏于家可也。镒又惟，诸家文集，以年所为类者，不若以体制为类，便于观览。他日定稿以体类，如何？”(19)章镒提出的按类编排原则，没有为杨守陈所接受。显然，杨守陈的历史意识更浓，要保留不同时期的特点。不过，此书中提出的以少取胜理念，为杨守陈所接受。此处透露出的信息是，杨守陈的文章可能上千篇，可见数量之巨。从研究角度来说，值得全部出版；从阅读角度来说，只要精选即可。章镒的观念，显然属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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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二年十月，杨守陈临终前，对自己文集的编纂定下了一个基本原则：“吾文宜精选，凡有关于道德伦理者，稍工则取之。若止为一人议论者，非极工不取。其溢美过情者，虽工亦去之。”(20)这是自选文集，自然要求比较严。杨守阯不敢违遗命，于是“掇取议论、叙事、杂著之文数百篇，为三十卷”，交由小侄子杨茂仁刊刻，这就是今天所见的《杨文懿公文集》。从杨守阯写序的时间来看，最后应刊成于弘治十二年（1499）。今入《四库未收书辑刊》五辑。万历十六年（1588），杨守陈后裔杨德政曾重刊《杨文懿公文集》。万历二十八年（1600），杨德政又出了增修本三十六卷。此三十六卷本今未见。目前常见版本有《四明丛书》本，据弘治十二年本刊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所刊的《丛书集成续编》本，则据《四明丛书》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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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书名，《四明丛书》本作《杨文懿全集》，那是张寿镛（1876—1945）的标名。此书版心及卷帙名，均题《杨文懿公文集》。雍正《浙江通志》也作《杨文懿公文集》。考虑到此书只有文，没有诗，称为《杨文懿公文集》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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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守阯碧川诗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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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兄影响，杨守阯也喜欢及时编纂自己的文稿。杨守阯在少年时期，作有《碧川小稿》，科举入仕担任翰林院编修时有《玉署初稿》，充任两京侍读时有《华省南稿》、《华省北稿》，担任谕德时有《东寮拙稿》，升任学士时有《北门漫稿》，迁职南京吏部侍郎时作品收入《乾乾斋稿》，退休以后作品称《蹇蹇斋稿》，总数十卷，此外有诗集二十卷。正德三年（1508），杨守阯73岁那年，曾编辑《碧川文集》（或作《碧川文钞》）二十九卷，收录文章1400余篇。受其兄影响，也不敢轻易拿出来出版，只放在家中。经过反复筛选，成《碧川文选》，收153篇杂文。嘉靖四年（1525），外孙陆钶将《碧川文选》厘为四卷，刊刻于世，前有陈琳序。《碧川文选》遵循分类原则，分序、记、铭、文、颂、词、赋、书后几大类。由于选择标准太过严苛，导致杨守阯诗文作品传下来的数量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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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碧川文选》板为火所烧。崇祯元年，后裔杨德周决意翻刻。从五世外孙庄学曾所作序来看，始于崇祯元年十月。李堂的玄孙李康先（1582—1641）负责了删订工作，“删文十之一，增诗十之三，用成完璧”。于是，“重梓金华署中”(21)，即《碧川文选》八卷、《碧川诗选》八卷。显然，杨德周版本更为全面，价值更高，实际是杨守阯的全集或诗文集，所以序总称《杨太宰碧川先生文集》或《杨碧川诗文选》。崇祯四年二月，杨德周“计偕至都”(22)，带上了新刊的书，请礼部尚书郑以伟（1570—1633）作序。由此可知，《碧川文选》四卷本与八卷本，仅是卷帙划分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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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川诗选》八卷，《别录》一卷，《附录》一卷，四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完整收藏。《碧川诗选》由《鸾音小稿》25首、《玉署初稿》80首、《华省南稿》25首、《华省北稿》21首、《东寮退稿》10首、《北门私稿》30首、《南铨逸稿》88首，共七部分，279首诗。别录一卷，收录杨守阯《修省陈言疏》与《星变条陈事宜疏》、杨守随《碧川先生行述》、陆钶《刻碧川文选跋》、杨廷和（1459-1529）《明故南京吏部尚书致仕赠太子少保杨公神道碑铭》、杨一清（1454-1530）《碧川先生传》（正德十一年成），附录一卷，收杨守阯《奉直大夫直隶永平府滦州知州薛公墓碑》、陆偁（1457－1540）《碧川杨先生遗行》。天一阁有一部残本，存卷五至卷八，一册，缺前四卷、别录、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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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阁文库也有《碧川文选》八卷，《碧川诗选》八卷，《碧川先生别录》一卷，《附集》一卷，6册。民国时期，张寿镛刊刻《四明丛书》时，因没有找到完整的《碧川诗选》版本，结果只收了《碧川文选》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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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学佺（1574—1646）《石仓历代诗选》卷四二八《明诗次集六十二·杨守阯》选录了《碧川诗选》中的64首诗。崇祯四年，曹学佺作跋称：“初予未得《碧川集》时，但于《四明文献》中拾其数篇而已。顷晤古田大令（杨）德周，即公之玄孙也，始以全集见遗。诗凡八卷，共若干篇。予不量，敬采其尤者百许篇。在明集中，亦称取精之多者矣。……时崇祯四年，石仓居士学佺跋。”由于杨守陈的诗没有传承下来，所以，杨守阯的诗是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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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承鲲《碣石编》二卷、《西清阁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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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碣石编》二卷，详参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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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清阁诗草》，为宁波卢氏抱经楼收藏，上有“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后流入北平图书馆，今存台湾故宫。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有胶片。张寿镛编纂《四明丛书》时曾抄录一部，现藏浙江图书馆，十二卷，二册。《西清阁诗草》，《千顷堂书目》、雍正《浙江通志》作“四卷”，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作“十二卷”。此诗集按年编次，始于万历三年（1575），迄于万历十四年（1586）。“原刻至十年，十一年至十四年为续刻”(23)，前有刘凤（1517—1600）《重叙杨伯翼诗》(24)、钱文荐《杨伯翼西清集序》、杨德迁跋。由此可知，四卷是一个初刻本，而十四卷是一个续刻本。这十四卷本，可能是屠本畯（1542—1622）刊刻的选本(25)。不过，我们看到的台湾万历版本《西清阁诗草》，虽分卷但并没有标卷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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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迁跋语称：“不孝德迁痛先君蚤世，年仅弱龄，遗编在堂，无能求知音一言为重。稍长，始知先君之子期自在。无何，汉城先生又仙逝。先生遗先君书曰：我国家文如子威，诗如足下，有几人哉！虽未及详序兹集，而片语自足千古。今钱先生雅敦夙契，永念人琴，蒙赐华衮之章，则先君无晏，有钱先生在矣。迁徒守遗经，勿克负荷为渐，然古人重知己而簿感恩，迁实竞竞云。”(26)查家谱，杨承鲲有两个儿子，长子是杨德建（1582—1655），为庠生，也是一个读书人。杨德建即杨德迁，可能是音近而误。汉城先生，指余寅。钱先生当指钱文荐（1573—？），慈溪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27)。由此可知，万历四十五年（1617），杨德迁已经35岁，想发扬父亲遗志，于是重新刊刻了《西清阁诗草》与《碣石编》二卷，分别请钱文荐与屠本畯写了序。《碣石编》二卷，赋一，诗五十九，记二，传一，序一，书六，疏一，收录了万历十年以后的部分诗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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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德周《铜马编》二卷，详参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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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学泗《杨氏一门忠节录》。全书五卷，首一卷，终一卷，道光二十六年（1846）由四知堂刊刻。今天一阁有藏。二册，前有“道光丙午春中，《杨氏忠节录》，同邑陈劢敬题”，各卷题“六世族孙学泗谨辑，五世族孙伟儒、伟仪参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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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镜川杨氏宗谱·著述》也收集了杨氏宗人的不少诗文，可用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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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感不足的是，杨氏家族所传文集，均为自选文集。由于各人的思想理念不同，筛选标准是不同的。作者所重的文章，多偏重于文章本身的文学性与阅读性，侧重于自我形象的建构。从历史研究来说，全集是最为理想的，它透露的是全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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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三、基本思路与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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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2000年在复旦做博士后报告《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28)时，曾拟设家族与科举一章，后因时间紧迫、材料不足而放弃。本书的研究与写作，想通过个案的深入研究，弥补这一不足，思考明代科举与家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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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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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什么要打“明代科举家族”旗号？直接的动因当然是为了有别于张杰的《清代科举家族》，凸显本书的学术个性。进一步地说，突出“明代科举家族”是为了引导学界更多关注明代科举家族研究。明代科举家族是研究范围而不是研究主题，学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主题来关注明代科举家族研究。之所以又加上了“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的副标题，那是因为《清代科举家族》属整体思考，而本书仅是个案专题思考而已。笔者选择杨氏作为个案研究，除了空间近、资料足之外，更主要的是杨氏具有代表性。自宋都迁移浙江，浙江成为全国的教育强省。元明清以来，持续保持了这一记录。全国科举家族最多的地方是浙江，浙江科举家族最多的地方是浙东，而杨氏则是浙东科举家族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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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明代科举家族个案史如何做？笔者设计了纵横两个路径，一是历史的嬗变，谈宋元明时期的杨氏家族兴衰历史及家族特色。二是横向的论述，分别论述家族的维持、家族与地方关系、学术与诗文成就。本书重点谈宁波镜川杨氏科举家族的嬗变历程及其学术贡献，逻辑结构十分清楚，体现了家族与学术两条主线。这也正结合了笔者的两大强项，一是浙东学术研究，二是明代科举研究，是两个研究方向的交接点所在。这是根据笔者的学术背景建构出来的科举家族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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