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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爽从鄞县东乡的青山迁居到西乡仲夏里，其具体的时间点，杨守随认为是“吾祖正六府君，宋仁宗时，自青山徙居碧川之阴，镜川之阳，麟、凤洲之上。居凤洲者曰东杨，居麟洲者曰西杨。”(27)如果仁宗时期（1023—1063）说成立，则杨仁爽迁徙时间应在仁宗末期的青年时期。其迁移之因，据说是“宗族蕃衍，有别墅在西乡之仲夏里之小江之上，因徙居此”(28)。这也证明与明州太守楼异的废“陂湖以为田”政策无关，杨家早在此前已经建立草房而有所开发了。如此，杨仁爽成了小江湖较早的拓荒者之一。杨守阯《小江湖》诗称：“自变桑田后，满目皆膏腴。”(29)因为杨氏不断地在此生根发展，这块地后来也被称为“杨家堍”，而杨仁爽自然也就成为镜川杨氏的肇基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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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东杨、西杨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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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爽有两个儿子。长子杨顒（1058—1117），字廷望，娶张氏，自明行桥北徙千丈镜之杨家堍，也称麟洲，为东杨；次子杨硕（1061—1127），字廷器，娶何氏，自明行桥北徙，居东南小漕西的西杨宅，也称凤洲。因漕底旧有合抱樟树，又名樟树下杨。杨顒、杨硕兄弟隐居乡村，是普通的农民。戴灏称“二公昆季，笃于天性孝友，良能垂统继志，蕴经世之才，然不及用。……可知一庭聚顺，蔼然太和之气，溢于两间。虽韬晦川原，而才猷自具，殆所谓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者欤？”(30)东杨与西杨，中间隔了一条河，实际是两片为河水所围绕的小洲。杨守阯《东西杨》诗称：“原自青山来，分疆如曾、卫。云仍数百年，同祖连枝墓。”(31)由西面的碧川发展到东面的镜川，正是杨氏家族人口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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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杨家堍杨氏不称碧川杨氏而称镜川杨氏？显然与杨守陈号镜川有关。杨守陈的成功，让“镜川”也跟着出名，于是后代就称为“镜川杨氏”。“人之名世者不择地而居，地之名胜者必因人而著”(32)，杨自惩的话道出了这个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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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硕有二子，即杨世二、杨世七，为迁鄞五世祖。次子杨世七后迁周家桥，即为中杨。从此，杨氏“鼎分为三”。杨世二有三个儿子，即杨百十二、杨百十四、杨正权（百二十），为六世祖。杨正权有四个儿子，即杨添四、杨添七、杨添八、杨添十二，为七世祖。杨添八的儿子即再十一公杨珪，为八世祖。以上四代人物，是南宋140年间镜川杨氏的主要祖先。这几代人物，没有大的事迹可记录下来，说明是一些普通的低层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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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四太尉建新风伯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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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流传下来的有关鄞县杨氏的事迹不多，设新风伯庙是值得关注的大事。北宋熙宁（1068—1077）间，鄞县令虞大宁鉴于它山堰配套的三座碶即乌金碶、积渎碶、行春碶设置空间有缺陷，即积渎碶与行春碶间隔了30里，道远途长，洪水难尽泄，淡潮未易通，于是在北渡的风堋新建望碶，以增加它山堰水的泄量。从此，“田畴可种，远迩咸欢”。有人为了感恩，在风堋边建庙纪念，人称风堋庙。后来，当地人将“堋”讹读为“伯”，于是成为风伯庙。宋神宗元丰（1078—1085）末年，杨氏后裔有官至太尉者，人称杨四太尉。杨四太尉觉得此风伯庙离家太远，四时祭祀不便，于是“分其香火，立祠于第宅之南”(33)，人称新风伯庙。死后，杨四太尉祭于新风伯庙，人称“杨四太尉尊神”。这段事实如果存在，属于鄞县杨氏后裔发生的故事。民国《镜川杨氏宗谱》卷一九《著述》所谓“庙毁碑烬，遂失其名”是比较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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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国《镜川杨氏宗谱》，宋代杨氏进士有50人，这应是全国杨氏进士统计数。其中，仅杨畏是鄞县青山杨氏后裔进士。问题是，查龚延明等《鄞县进士录》，这位杨畏也不见记载。由此可知，青山杨氏、镜川杨氏均处于草昧发展时期。所谓的“世为宋臣”，仅是就全国杨氏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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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义不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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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灭亡以后，原来南宋地盘的汉人，称为“南人”。“南人”受故国情感因素影响，讲究民族气节，多不与蒙元政权合作，宁可自我边缘化，回归民间，以求经济文化上的发展。镜川杨氏正是这么一个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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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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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八世祖杨珪，人称再十一公，少长于诗。南宋灭亡以后，以世为宋臣，义不仕元，作《咏史诗》，有“吾家世臣宋，绂冕兴如去。今虽为庶义，义不忘宋恩。国亡幸免死，忍复干禄云。耻为肤敏士，宁作殷顽民”之句。又作《书感》诗，称：“枫江渡口草萋萋，桃浦桥边夕照低。惟有旧家双燕子，年年飞绕绿杨隄。潦倒江南一布衣，家贫岁晚寸心违。不堪倚杖枫江路，手种青松大十围。”(34)可见，杨珪过着十分普通的平民生活。他会作诗，讲究儒家气节，说明读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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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珪有三个儿子，杨伯雷、杨伯震、杨伯霖，为九世祖。临终前，杨珪要求子孙不能出仕，称：“张良大父父，相韩五世君。报仇误一击，佐命筹三军。灭秦复诛项，兴汉称元勋。始终心为韩，义烈千载闻。我家世仕宋，沐恩厚，不可以背旧主，臣新主。”(35)这可见宋代忠义观念教育影响之深。考虑到镜川杨氏两宋时代没有出过多少大官，所以，此所谓“我家”，应是就更大范围的杨氏而言的。再加上断续的科举制度，使汉族士人很难有机会出仕。如此，子孙守其遗训，没有人入元版，家谱中确实也没有做官记录，后人称为“镜川之杨，执义不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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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子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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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霖的儿子杨子杞，人称“新五”，为十世祖，生卒年不详，大体在元代后期。“读书，善务仁人长者之行，守祖训，亦不仕元。”(36)本来，他的辈分是“元”字，因厌恶元朝，将“元”字改成“新”，故称“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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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杞是镜川杨氏发迹的关键人物。他不出仕，专注于教育与农业，经过不断努力，成为当地富户，“以高赀闻，大构堂宇”(37)。虽然富裕起来，但他并不欺贫，“见有孤寡无助者，辄周恤之”(38)。他对儿子教育非常严，“每饮酒，令诸子歌颂以乐，若有及他曲者，即叱出之，其严正如此”(39)。连乐曲都有限制，可见其为人处世要求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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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杞的贡献之一是确立了镜川杨氏按辈分取名的制度。说到中国特色的行第、辈分制度，在此有必要作一溯源考察。行是“雁行”，排行是指兄弟们出行如大雁一样排列有序。考察辈分制度，要注意单名与复名的不同，要区分同胞兄弟与同宗兄弟取名。因取名方式的不同，行第的表达方式也不同。汉唐时期，中国人多喜欢取单名。由此，兄弟取名的行第，往往是通过偏旁的相同性来体现的。“单名以偏旁为排行，始见于刘琦、刘琮，此后应璩、应玚，卫瓘、卫玠之流踵之而出矣。”(40)汉唐时期，当然也有复名者。由是，兄弟间会用一个共同的行辈字来取名，顾炎武以为：“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谓之排行，如德宗、德文，义符、义真之类，起自晋末，汉人所未有也。”(41)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不管是单名或复名，往往局限于同一父亲所生的同胞兄弟间，不是宗族兄弟间的行第名。同胞兄弟取名有相同性容易做到，但同宗兄弟较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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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宗兄弟间讲行第，始于唐朝。唐人单名之外，多用“姓氏＋数字”格式，表达的是同族不同年月出生男子自然大小顺序，如白居易称“白二十二”之类(42)。这应是非正式的同宗兄弟称谓。这种模式的缺陷是不分上下代，只按出生时间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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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宗兄弟间普遍按辈分取复名习尚的形成，大体始于北宋。《宋史》卷二一五《宗室世系表》，明确有字辈。上行下效，于是形成习尚。到了南宋前期，民间已经有了按辈分取名习惯，如宁波著名的史氏家族，第四代为“师”字辈，第六代为“弥”字辈，第七代为“之”字辈，第八代为“卿”字辈。此为目前笔者所见最早的完整的同宗兄弟辈分制度。这种辈代制度，应该是从士大夫家族开始的，进而影响到民间其他普通家族。要做到同宗兄弟取名的共同性，应是宋元等级宗族观念与宗族制度强化以后的产物，也是家谱编纂制度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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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行第演变过程中，民间还经历了“姓氏＋字辈＋数字”模式。杨子杞是杨氏家族中的文化人，有着较强的宗族共同体意识，开始重视家族辈分制度。他认为“宗族浩瀚，曷能备记？后岂不有分处他邦，以至尊卑无辨，疏戚无分，失其源绪者耶”(43)？于是按当时习惯，定下“梦觉云臣，时如应显，元成兴熙，自守茂美，承德秉文，式永益伟”(44)20字，作为后辈取名之行第。从此，杨氏家族子孙的取名始有规矩，改变了随意取名的旧习惯，初具文化家族之气韵。不过，杨子杞确定的行辈，在“新、成、兴”三代，仅是作为统一行名出现的，行名、名字分离。如杨子杞的儿子杨景彝、杨景修、杨景芳、杨景常，四人名字中“景”是共同的，其行辈是“成”，行名分别是杨成一、杨成二、杨成七、杨成九。这在其他家族中也有所反映，如江西婺源咸丰六年成的《槐溪王氏支谱·行第引言》称：“宋元以前，合族中一代之人，以一字为行，照生辰之先后，以数目叙之而为第。”这种“姓氏＋字辈＋数字”模式有别于唐代的“姓氏＋数字”模式，更加细化，突出了辈代概念。这可能是乡村文化层次较低家族经历过的同宗兄弟取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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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镜川杨氏来看，名字、行辈统一的时间点在元末明初。到了“熙”辈，多数人直接以辈名当人名，如东杨的杨熙洁（1344—1426）、杨熙文（1357—1425）、杨熙均（1364—1444）兄弟，名字、行辈完全统一，只有个别人如西杨的杨范兄弟仍坚持原来的名字、行辈分离模式，说明尚处于过渡时期。到了“自”字以后，杨氏后裔取名，名字、行辈完全统一。这也就是典型的明清辈分取名制度，其特点是：第一个字由家族字辈谱所定，是家族辈份的象征；第二个字由父母自由意愿所定，也是同辈不同男子的个性所在。由名字、行辈分离到名字、行辈统一，当然是一种更为规范、更易识别的行辈取名方式，尤其适合家谱编纂。不过，这类统一的、强制性的家族“谱名”，有的个体小家庭并不喜欢，他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会使用另外的名字，此为“小名”。进一步要说明的是，辈分制度主要适用于男子，女子取名不一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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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同反映了等级秩序的加强，即一个字辈表示一代，不同字辈形成自然的等级关系。《槐溪王氏支谱·行第引言》称：“族大人蕃，难以编载，故有自明来，易一字之行冠于名上，闻其名则知系属某代，事较简而齿亦易序也。”同宗男子结成了一个共同体，辈分体现的是宗族共同体内部的等级秩序，是确保家族血缘秩序永不紊乱的关键所在。这是理学家加强宗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果，是唐代行第制度的深化。“自昔名贤严于辈行，尤笃通家之好，子弟见父执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礼，呼以排行，或称小字，书问，以从表兄叔自处。”(45)可见，辈分制度也是社会交往必须遵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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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杞四子，成家以后，分别称为仁、义、礼、智四房，可见理学文化色彩。不过，民间俗称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为十一世祖。由于儿子数量多，“故其子孙独昌”(46)。杨子杞作《示四子诗》称：“人生有四德，仁义并礼智。人生有四子，伯仲洎叔季。吾幸承先德，生子今有四。四子分四房，宜以德为序。伯子为仁房，仲房即次义。叔子为礼房，智房季又次。四房分四德，交互思其义。仁存恻隐心，义发羞耻意。礼存恭敬心，智辨非与是。四端知扩充，万善无不备。此为赵氏简，汝曹当勉励。无忝尔所生，垂法贻后嗣。四子同一心，一心传百世。”(47)由此可知杨子杞对四子的精心寄托。杨子杞重视教育，“延师督课，各得成立”(48)。重视教育，这是家族发迹的关键因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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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杞别有《游湖心寺》、《种竹》、《春寒》诗三首。杨子杞卒后葬小洞桥东南。杨守阯《祭新五朝奉墓》诗称：“家道中兴擅一乡，百年乔木历冰霜。一枝摧折三枝茂，八世承传五世昌。”(49)长子杨景彝后来立“仁实堂”，以纪念父亲杨子杞(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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