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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31 杨仁爽从鄞县东乡的青山迁居到西乡仲夏里,其具体的时间点,杨守随认为是“吾祖正六府君,宋仁宗时,自青山徙居碧川之阴,镜川之阳,麟、凤洲之上。居凤洲者曰东杨,居麟洲者曰西杨。”(27)如果仁宗时期(1023—1063)说成立,则杨仁爽迁徙时间应在仁宗末期的青年时期。其迁移之因,据说是“宗族蕃衍,有别墅在西乡之仲夏里之小江之上,因徙居此”(28)。这也证明与明州太守楼异的废“陂湖以为田”政策无关,杨家早在此前已经建立草房而有所开发了。如此,杨仁爽成了小江湖较早的拓荒者之一。杨守阯《小江湖》诗称:“自变桑田后,满目皆膏腴。”(29)因为杨氏不断地在此生根发展,这块地后来也被称为“杨家堍”,而杨仁爽自然也就成为镜川杨氏的肇基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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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33 (4)东杨、西杨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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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35 杨仁爽有两个儿子。长子杨顒(1058—1117),字廷望,娶张氏,自明行桥北徙千丈镜之杨家堍,也称麟洲,为东杨;次子杨硕(1061—1127),字廷器,娶何氏,自明行桥北徙,居东南小漕西的西杨宅,也称凤洲。因漕底旧有合抱樟树,又名樟树下杨。杨顒、杨硕兄弟隐居乡村,是普通的农民。戴灏称“二公昆季,笃于天性孝友,良能垂统继志,蕴经世之才,然不及用。……可知一庭聚顺,蔼然太和之气,溢于两间。虽韬晦川原,而才猷自具,殆所谓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者欤?”(30)东杨与西杨,中间隔了一条河,实际是两片为河水所围绕的小洲。杨守阯《东西杨》诗称:“原自青山来,分疆如曾、卫。云仍数百年,同祖连枝墓。”(31)由西面的碧川发展到东面的镜川,正是杨氏家族人口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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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37 为什么杨家堍杨氏不称碧川杨氏而称镜川杨氏?显然与杨守陈号镜川有关。杨守陈的成功,让“镜川”也跟着出名,于是后代就称为“镜川杨氏”。“人之名世者不择地而居,地之名胜者必因人而著”(32),杨自惩的话道出了这个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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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39 杨硕有二子,即杨世二、杨世七,为迁鄞五世祖。次子杨世七后迁周家桥,即为中杨。从此,杨氏“鼎分为三”。杨世二有三个儿子,即杨百十二、杨百十四、杨正权(百二十),为六世祖。杨正权有四个儿子,即杨添四、杨添七、杨添八、杨添十二,为七世祖。杨添八的儿子即再十一公杨珪,为八世祖。以上四代人物,是南宋140年间镜川杨氏的主要祖先。这几代人物,没有大的事迹可记录下来,说明是一些普通的低层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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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41 (5)杨四太尉建新风伯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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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43 两宋时期,流传下来的有关鄞县杨氏的事迹不多,设新风伯庙是值得关注的大事。北宋熙宁(1068—1077)间,鄞县令虞大宁鉴于它山堰配套的三座碶即乌金碶、积渎碶、行春碶设置空间有缺陷,即积渎碶与行春碶间隔了30里,道远途长,洪水难尽泄,淡潮未易通,于是在北渡的风堋新建望碶,以增加它山堰水的泄量。从此,“田畴可种,远迩咸欢”。有人为了感恩,在风堋边建庙纪念,人称风堋庙。后来,当地人将“堋”讹读为“伯”,于是成为风伯庙。宋神宗元丰(1078—1085)末年,杨氏后裔有官至太尉者,人称杨四太尉。杨四太尉觉得此风伯庙离家太远,四时祭祀不便,于是“分其香火,立祠于第宅之南”(33),人称新风伯庙。死后,杨四太尉祭于新风伯庙,人称“杨四太尉尊神”。这段事实如果存在,属于鄞县杨氏后裔发生的故事。民国《镜川杨氏宗谱》卷一九《著述》所谓“庙毁碑烬,遂失其名”是比较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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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45 据民国《镜川杨氏宗谱》,宋代杨氏进士有50人,这应是全国杨氏进士统计数。其中,仅杨畏是鄞县青山杨氏后裔进士。问题是,查龚延明等《鄞县进士录》,这位杨畏也不见记载。由此可知,青山杨氏、镜川杨氏均处于草昧发展时期。所谓的“世为宋臣”,仅是就全国杨氏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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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47 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866]
1706172348 3.义不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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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50 南宋灭亡以后,原来南宋地盘的汉人,称为“南人”。“南人”受故国情感因素影响,讲究民族气节,多不与蒙元政权合作,宁可自我边缘化,回归民间,以求经济文化上的发展。镜川杨氏正是这么一个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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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52 (1)杨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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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54 杨氏八世祖杨珪,人称再十一公,少长于诗。南宋灭亡以后,以世为宋臣,义不仕元,作《咏史诗》,有“吾家世臣宋,绂冕兴如去。今虽为庶义,义不忘宋恩。国亡幸免死,忍复干禄云。耻为肤敏士,宁作殷顽民”之句。又作《书感》诗,称:“枫江渡口草萋萋,桃浦桥边夕照低。惟有旧家双燕子,年年飞绕绿杨隄。潦倒江南一布衣,家贫岁晚寸心违。不堪倚杖枫江路,手种青松大十围。”(34)可见,杨珪过着十分普通的平民生活。他会作诗,讲究儒家气节,说明读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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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56 杨珪有三个儿子,杨伯雷、杨伯震、杨伯霖,为九世祖。临终前,杨珪要求子孙不能出仕,称:“张良大父父,相韩五世君。报仇误一击,佐命筹三军。灭秦复诛项,兴汉称元勋。始终心为韩,义烈千载闻。我家世仕宋,沐恩厚,不可以背旧主,臣新主。”(35)这可见宋代忠义观念教育影响之深。考虑到镜川杨氏两宋时代没有出过多少大官,所以,此所谓“我家”,应是就更大范围的杨氏而言的。再加上断续的科举制度,使汉族士人很难有机会出仕。如此,子孙守其遗训,没有人入元版,家谱中确实也没有做官记录,后人称为“镜川之杨,执义不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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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58 (2)杨子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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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60 杨伯霖的儿子杨子杞,人称“新五”,为十世祖,生卒年不详,大体在元代后期。“读书,善务仁人长者之行,守祖训,亦不仕元。”(36)本来,他的辈分是“元”字,因厌恶元朝,将“元”字改成“新”,故称“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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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62 杨子杞是镜川杨氏发迹的关键人物。他不出仕,专注于教育与农业,经过不断努力,成为当地富户,“以高赀闻,大构堂宇”(37)。虽然富裕起来,但他并不欺贫,“见有孤寡无助者,辄周恤之”(38)。他对儿子教育非常严,“每饮酒,令诸子歌颂以乐,若有及他曲者,即叱出之,其严正如此”(39)。连乐曲都有限制,可见其为人处世要求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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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64 杨子杞的贡献之一是确立了镜川杨氏按辈分取名的制度。说到中国特色的行第、辈分制度,在此有必要作一溯源考察。行是“雁行”,排行是指兄弟们出行如大雁一样排列有序。考察辈分制度,要注意单名与复名的不同,要区分同胞兄弟与同宗兄弟取名。因取名方式的不同,行第的表达方式也不同。汉唐时期,中国人多喜欢取单名。由此,兄弟取名的行第,往往是通过偏旁的相同性来体现的。“单名以偏旁为排行,始见于刘琦、刘琮,此后应璩、应玚,卫瓘、卫玠之流踵之而出矣。”(40)汉唐时期,当然也有复名者。由是,兄弟间会用一个共同的行辈字来取名,顾炎武以为:“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谓之排行,如德宗、德文,义符、义真之类,起自晋末,汉人所未有也。”(41)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不管是单名或复名,往往局限于同一父亲所生的同胞兄弟间,不是宗族兄弟间的行第名。同胞兄弟取名有相同性容易做到,但同宗兄弟较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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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66 同宗兄弟间讲行第,始于唐朝。唐人单名之外,多用“姓氏+数字”格式,表达的是同族不同年月出生男子自然大小顺序,如白居易称“白二十二”之类(42)。这应是非正式的同宗兄弟称谓。这种模式的缺陷是不分上下代,只按出生时间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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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68 同宗兄弟间普遍按辈分取复名习尚的形成,大体始于北宋。《宋史》卷二一五《宗室世系表》,明确有字辈。上行下效,于是形成习尚。到了南宋前期,民间已经有了按辈分取名习惯,如宁波著名的史氏家族,第四代为“师”字辈,第六代为“弥”字辈,第七代为“之”字辈,第八代为“卿”字辈。此为目前笔者所见最早的完整的同宗兄弟辈分制度。这种辈代制度,应该是从士大夫家族开始的,进而影响到民间其他普通家族。要做到同宗兄弟取名的共同性,应是宋元等级宗族观念与宗族制度强化以后的产物,也是家谱编纂制度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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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70 不过,在行第演变过程中,民间还经历了“姓氏+字辈+数字”模式。杨子杞是杨氏家族中的文化人,有着较强的宗族共同体意识,开始重视家族辈分制度。他认为“宗族浩瀚,曷能备记?后岂不有分处他邦,以至尊卑无辨,疏戚无分,失其源绪者耶”(43)?于是按当时习惯,定下“梦觉云臣,时如应显,元成兴熙,自守茂美,承德秉文,式永益伟”(44)20字,作为后辈取名之行第。从此,杨氏家族子孙的取名始有规矩,改变了随意取名的旧习惯,初具文化家族之气韵。不过,杨子杞确定的行辈,在“新、成、兴”三代,仅是作为统一行名出现的,行名、名字分离。如杨子杞的儿子杨景彝、杨景修、杨景芳、杨景常,四人名字中“景”是共同的,其行辈是“成”,行名分别是杨成一、杨成二、杨成七、杨成九。这在其他家族中也有所反映,如江西婺源咸丰六年成的《槐溪王氏支谱·行第引言》称:“宋元以前,合族中一代之人,以一字为行,照生辰之先后,以数目叙之而为第。”这种“姓氏+字辈+数字”模式有别于唐代的“姓氏+数字”模式,更加细化,突出了辈代概念。这可能是乡村文化层次较低家族经历过的同宗兄弟取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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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72 从镜川杨氏来看,名字、行辈统一的时间点在元末明初。到了“熙”辈,多数人直接以辈名当人名,如东杨的杨熙洁(1344—1426)、杨熙文(1357—1425)、杨熙均(1364—1444)兄弟,名字、行辈完全统一,只有个别人如西杨的杨范兄弟仍坚持原来的名字、行辈分离模式,说明尚处于过渡时期。到了“自”字以后,杨氏后裔取名,名字、行辈完全统一。这也就是典型的明清辈分取名制度,其特点是:第一个字由家族字辈谱所定,是家族辈份的象征;第二个字由父母自由意愿所定,也是同辈不同男子的个性所在。由名字、行辈分离到名字、行辈统一,当然是一种更为规范、更易识别的行辈取名方式,尤其适合家谱编纂。不过,这类统一的、强制性的家族“谱名”,有的个体小家庭并不喜欢,他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会使用另外的名字,此为“小名”。进一步要说明的是,辈分制度主要适用于男子,女子取名不一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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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74 这种不同反映了等级秩序的加强,即一个字辈表示一代,不同字辈形成自然的等级关系。《槐溪王氏支谱·行第引言》称:“族大人蕃,难以编载,故有自明来,易一字之行冠于名上,闻其名则知系属某代,事较简而齿亦易序也。”同宗男子结成了一个共同体,辈分体现的是宗族共同体内部的等级秩序,是确保家族血缘秩序永不紊乱的关键所在。这是理学家加强宗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果,是唐代行第制度的深化。“自昔名贤严于辈行,尤笃通家之好,子弟见父执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礼,呼以排行,或称小字,书问,以从表兄叔自处。”(45)可见,辈分制度也是社会交往必须遵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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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76 杨子杞四子,成家以后,分别称为仁、义、礼、智四房,可见理学文化色彩。不过,民间俗称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为十一世祖。由于儿子数量多,“故其子孙独昌”(46)。杨子杞作《示四子诗》称:“人生有四德,仁义并礼智。人生有四子,伯仲洎叔季。吾幸承先德,生子今有四。四子分四房,宜以德为序。伯子为仁房,仲房即次义。叔子为礼房,智房季又次。四房分四德,交互思其义。仁存恻隐心,义发羞耻意。礼存恭敬心,智辨非与是。四端知扩充,万善无不备。此为赵氏简,汝曹当勉励。无忝尔所生,垂法贻后嗣。四子同一心,一心传百世。”(47)由此可知杨子杞对四子的精心寄托。杨子杞重视教育,“延师督课,各得成立”(48)。重视教育,这是家族发迹的关键因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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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78 杨子杞别有《游湖心寺》、《种竹》、《春寒》诗三首。杨子杞卒后葬小洞桥东南。杨守阯《祭新五朝奉墓》诗称:“家道中兴擅一乡,百年乔木历冰霜。一枝摧折三枝茂,八世承传五世昌。”(49)长子杨景彝后来立“仁实堂”,以纪念父亲杨子杞(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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