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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霖的儿子杨子杞，人称“新五”，为十世祖，生卒年不详，大体在元代后期。“读书，善务仁人长者之行，守祖训，亦不仕元。”(36)本来，他的辈分是“元”字，因厌恶元朝，将“元”字改成“新”，故称“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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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杞是镜川杨氏发迹的关键人物。他不出仕，专注于教育与农业，经过不断努力，成为当地富户，“以高赀闻，大构堂宇”(37)。虽然富裕起来，但他并不欺贫，“见有孤寡无助者，辄周恤之”(38)。他对儿子教育非常严，“每饮酒，令诸子歌颂以乐，若有及他曲者，即叱出之，其严正如此”(39)。连乐曲都有限制，可见其为人处世要求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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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杞的贡献之一是确立了镜川杨氏按辈分取名的制度。说到中国特色的行第、辈分制度，在此有必要作一溯源考察。行是“雁行”，排行是指兄弟们出行如大雁一样排列有序。考察辈分制度，要注意单名与复名的不同，要区分同胞兄弟与同宗兄弟取名。因取名方式的不同，行第的表达方式也不同。汉唐时期，中国人多喜欢取单名。由此，兄弟取名的行第，往往是通过偏旁的相同性来体现的。“单名以偏旁为排行，始见于刘琦、刘琮，此后应璩、应玚，卫瓘、卫玠之流踵之而出矣。”(40)汉唐时期，当然也有复名者。由是，兄弟间会用一个共同的行辈字来取名，顾炎武以为：“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谓之排行，如德宗、德文，义符、义真之类，起自晋末，汉人所未有也。”(41)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不管是单名或复名，往往局限于同一父亲所生的同胞兄弟间，不是宗族兄弟间的行第名。同胞兄弟取名有相同性容易做到，但同宗兄弟较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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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宗兄弟间讲行第，始于唐朝。唐人单名之外，多用“姓氏＋数字”格式，表达的是同族不同年月出生男子自然大小顺序，如白居易称“白二十二”之类(42)。这应是非正式的同宗兄弟称谓。这种模式的缺陷是不分上下代，只按出生时间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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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宗兄弟间普遍按辈分取复名习尚的形成，大体始于北宋。《宋史》卷二一五《宗室世系表》，明确有字辈。上行下效，于是形成习尚。到了南宋前期，民间已经有了按辈分取名习惯，如宁波著名的史氏家族，第四代为“师”字辈，第六代为“弥”字辈，第七代为“之”字辈，第八代为“卿”字辈。此为目前笔者所见最早的完整的同宗兄弟辈分制度。这种辈代制度，应该是从士大夫家族开始的，进而影响到民间其他普通家族。要做到同宗兄弟取名的共同性，应是宋元等级宗族观念与宗族制度强化以后的产物，也是家谱编纂制度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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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行第演变过程中，民间还经历了“姓氏＋字辈＋数字”模式。杨子杞是杨氏家族中的文化人，有着较强的宗族共同体意识，开始重视家族辈分制度。他认为“宗族浩瀚，曷能备记？后岂不有分处他邦，以至尊卑无辨，疏戚无分，失其源绪者耶”(43)？于是按当时习惯，定下“梦觉云臣，时如应显，元成兴熙，自守茂美，承德秉文，式永益伟”(44)20字，作为后辈取名之行第。从此，杨氏家族子孙的取名始有规矩，改变了随意取名的旧习惯，初具文化家族之气韵。不过，杨子杞确定的行辈，在“新、成、兴”三代，仅是作为统一行名出现的，行名、名字分离。如杨子杞的儿子杨景彝、杨景修、杨景芳、杨景常，四人名字中“景”是共同的，其行辈是“成”，行名分别是杨成一、杨成二、杨成七、杨成九。这在其他家族中也有所反映，如江西婺源咸丰六年成的《槐溪王氏支谱·行第引言》称：“宋元以前，合族中一代之人，以一字为行，照生辰之先后，以数目叙之而为第。”这种“姓氏＋字辈＋数字”模式有别于唐代的“姓氏＋数字”模式，更加细化，突出了辈代概念。这可能是乡村文化层次较低家族经历过的同宗兄弟取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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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镜川杨氏来看，名字、行辈统一的时间点在元末明初。到了“熙”辈，多数人直接以辈名当人名，如东杨的杨熙洁（1344—1426）、杨熙文（1357—1425）、杨熙均（1364—1444）兄弟，名字、行辈完全统一，只有个别人如西杨的杨范兄弟仍坚持原来的名字、行辈分离模式，说明尚处于过渡时期。到了“自”字以后，杨氏后裔取名，名字、行辈完全统一。这也就是典型的明清辈分取名制度，其特点是：第一个字由家族字辈谱所定，是家族辈份的象征；第二个字由父母自由意愿所定，也是同辈不同男子的个性所在。由名字、行辈分离到名字、行辈统一，当然是一种更为规范、更易识别的行辈取名方式，尤其适合家谱编纂。不过，这类统一的、强制性的家族“谱名”，有的个体小家庭并不喜欢，他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会使用另外的名字，此为“小名”。进一步要说明的是，辈分制度主要适用于男子，女子取名不一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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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同反映了等级秩序的加强，即一个字辈表示一代，不同字辈形成自然的等级关系。《槐溪王氏支谱·行第引言》称：“族大人蕃，难以编载，故有自明来，易一字之行冠于名上，闻其名则知系属某代，事较简而齿亦易序也。”同宗男子结成了一个共同体，辈分体现的是宗族共同体内部的等级秩序，是确保家族血缘秩序永不紊乱的关键所在。这是理学家加强宗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果，是唐代行第制度的深化。“自昔名贤严于辈行，尤笃通家之好，子弟见父执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礼，呼以排行，或称小字，书问，以从表兄叔自处。”(45)可见，辈分制度也是社会交往必须遵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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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杞四子，成家以后，分别称为仁、义、礼、智四房，可见理学文化色彩。不过，民间俗称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为十一世祖。由于儿子数量多，“故其子孙独昌”(46)。杨子杞作《示四子诗》称：“人生有四德，仁义并礼智。人生有四子，伯仲洎叔季。吾幸承先德，生子今有四。四子分四房，宜以德为序。伯子为仁房，仲房即次义。叔子为礼房，智房季又次。四房分四德，交互思其义。仁存恻隐心，义发羞耻意。礼存恭敬心，智辨非与是。四端知扩充，万善无不备。此为赵氏简，汝曹当勉励。无忝尔所生，垂法贻后嗣。四子同一心，一心传百世。”(47)由此可知杨子杞对四子的精心寄托。杨子杞重视教育，“延师督课，各得成立”(48)。重视教育，这是家族发迹的关键因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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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杞别有《游湖心寺》、《种竹》、《春寒》诗三首。杨子杞卒后葬小洞桥东南。杨守阯《祭新五朝奉墓》诗称：“家道中兴擅一乡，百年乔木历冰霜。一枝摧折三枝茂，八世承传五世昌。”(49)长子杨景彝后来立“仁实堂”，以纪念父亲杨子杞(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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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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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杨景彝，字佐道，仁房始祖，“守父遗训，以仁厚起家，敦本积行，一乡称为善士焉”(51)。老二杨景修（1309—1381），字辅道，人称成二，为九世祖，属义房。杨辅道继承父亲仁厚之德，“振起家声，所谓光前裕后者”(52)。他是杨守陈的直系高祖。杨辅道卒于明洪武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可见是一位身跨元明两朝的人物。杨守阯《祭高祖成二处士》称：“明行桥东北渚边，亭亭华表识幽阡。封崇马髯才四尺，树老龙麟几百年。熙正长房今有后，式中诸子已无传。缅怀物理荣枯事，拜奠西风为怆然。”(53)老三杨景芳，家中相当富。老四最能干，“创造有为，克阜厥家”(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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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族蕃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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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时，镜川杨氏虽不与朝廷合作，拒绝入仕，然坚守诗书传家。不论是从文化抑或从经济角度而言，都算是当地名门望族。杨氏子孙大多治家有方，颇有资财。杨守陈说：“当宋元世，族蕃家盛，居室亦繁且侈矣。”(55)“在宋元时，世以高赀，武断乡曲”(56)。如仁房的杨起宗一支，“虽显荣者稀，而赀产之饶，人物之秀，读书俎豆之盛，环鄞四境，鲜或过之”(57)。杨自惩说：“我家全盛时，丰屋天际翔。三十六隈水，流落九明堂。”(58)可见漂亮房子已经相当多了。所谓“九明堂”，是南宋以来江南典型的“三推（透）九明堂”豪宅。杨守陈《碧川》诗称：“碧溪流下庙湾东，一片蓝光远近同；……五桥冠履行天上，万户楼台入镜中”(59)这是诗人对碧川、镜川一带乡村田园风貌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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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政治上没有前途的家族，同样可以在经济上与教育上取得不错成绩，获得地方上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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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二、富户败落：明初的杨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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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政权交替，国家政策不同，导致富户们的悲惨命运。浙江为天下首富，其运更烈。洪武三年（1370）二月，朱元璋问户部：“天下民孰富？”对曰：“以田税之多寡较之，惟浙西多富民巨室。”(60)由此，浙西（钱塘江的三吴地区）富户受到的打击也最重。浙东的富户虽不及浙西，同样摆脱不了被打击的命运，杨氏即为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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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初的豪右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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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杨义房杨景修长子杨起汶（1349—1420），字浩卿，号颐正，排行兴七，为十二世祖。他是一个横跨元明两朝的人物，经历了新旧王朝的更替，备尝人间艰辛。由于家境优裕，杨起汶走的是读书之路，“究心儒书，兼通释典”(61)。其家到杨起汶时，“累世所畜之书，殆充栋矣”(62)。其弟杨起哲，字彦卿，号式中，亦能诗，有《式斋稿》。杨范有《贺式斋诗韵》，称：“老成人物擅吾宗，冠服从来有古风。笔阵已遵义献法，诗坛欲蹑孟韩踪。”(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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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王朝建立的时候，杨起汶刚好20岁，正是可以入世时期。然而明初朱元璋实行打击豪右的政策，他将东南富人及从事“三产”之业的人统统迁徙到“二都”（南京、中都）及边境等地。“高皇帝初定天下，征江南诸郡民称大家者，悉赴阙。既至，造于廷，亲训谕之。”(64)吴兴商人沈万三“家富敌国”，朱元璋就想借事杀掉他，马皇后反对：“彼固富可敌国，然未尝为不法事，奈何疑而杀之？”由于皇后的极力相救，沈万三得以不死，但仍被流放到云南(65)。据《明会要》卷五〇《民政·移徙》，至少有五次。吴元年（1367）十月，迁苏州富民于濠梁。洪武三年（1370），迁苏、松、嘉、湖、杭4000户于临濠。洪武七年（1374），迁江南民14万户于凤阳。洪武十三年（1380），苏浙地区四万五千多户富户被朱元璋强行迁到南京。洪武二十四年（1391）七月，迁浙江、应天等富民5300余户于京师。其他地区也有移民活动，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迁杭、湖、温、松、苏等富民于淮、泗。“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66)。一直到永乐元年（1403），仍有迁直隶、苏州、浙江等3000户富民于北京之事。二是借故整治。当时人方孝孺（1357—1402）明确说：“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断治海内，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间，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67)又说：“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68)丘濬（1421—1495）称：“我圣祖承元人叔季不纲之余，尤疾兼并之俗，豪家巨族往往以失道逾制获戾。”(69)方孝孺父亲方克勤（1326—1376）上皇帝书，其中就有“黜豪强，除暴敛”(70)一条，说明打击豪强是当时不少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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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镜川杨氏的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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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镜川杨氏来看，明初打击富民的手法，主要有以下几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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