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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60 杨伯霖的儿子杨子杞,人称“新五”,为十世祖,生卒年不详,大体在元代后期。“读书,善务仁人长者之行,守祖训,亦不仕元。”(36)本来,他的辈分是“元”字,因厌恶元朝,将“元”字改成“新”,故称“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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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62 杨子杞是镜川杨氏发迹的关键人物。他不出仕,专注于教育与农业,经过不断努力,成为当地富户,“以高赀闻,大构堂宇”(37)。虽然富裕起来,但他并不欺贫,“见有孤寡无助者,辄周恤之”(38)。他对儿子教育非常严,“每饮酒,令诸子歌颂以乐,若有及他曲者,即叱出之,其严正如此”(39)。连乐曲都有限制,可见其为人处世要求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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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64 杨子杞的贡献之一是确立了镜川杨氏按辈分取名的制度。说到中国特色的行第、辈分制度,在此有必要作一溯源考察。行是“雁行”,排行是指兄弟们出行如大雁一样排列有序。考察辈分制度,要注意单名与复名的不同,要区分同胞兄弟与同宗兄弟取名。因取名方式的不同,行第的表达方式也不同。汉唐时期,中国人多喜欢取单名。由此,兄弟取名的行第,往往是通过偏旁的相同性来体现的。“单名以偏旁为排行,始见于刘琦、刘琮,此后应璩、应玚,卫瓘、卫玠之流踵之而出矣。”(40)汉唐时期,当然也有复名者。由是,兄弟间会用一个共同的行辈字来取名,顾炎武以为:“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谓之排行,如德宗、德文,义符、义真之类,起自晋末,汉人所未有也。”(41)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不管是单名或复名,往往局限于同一父亲所生的同胞兄弟间,不是宗族兄弟间的行第名。同胞兄弟取名有相同性容易做到,但同宗兄弟较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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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66 同宗兄弟间讲行第,始于唐朝。唐人单名之外,多用“姓氏+数字”格式,表达的是同族不同年月出生男子自然大小顺序,如白居易称“白二十二”之类(42)。这应是非正式的同宗兄弟称谓。这种模式的缺陷是不分上下代,只按出生时间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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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68 同宗兄弟间普遍按辈分取复名习尚的形成,大体始于北宋。《宋史》卷二一五《宗室世系表》,明确有字辈。上行下效,于是形成习尚。到了南宋前期,民间已经有了按辈分取名习惯,如宁波著名的史氏家族,第四代为“师”字辈,第六代为“弥”字辈,第七代为“之”字辈,第八代为“卿”字辈。此为目前笔者所见最早的完整的同宗兄弟辈分制度。这种辈代制度,应该是从士大夫家族开始的,进而影响到民间其他普通家族。要做到同宗兄弟取名的共同性,应是宋元等级宗族观念与宗族制度强化以后的产物,也是家谱编纂制度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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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70 不过,在行第演变过程中,民间还经历了“姓氏+字辈+数字”模式。杨子杞是杨氏家族中的文化人,有着较强的宗族共同体意识,开始重视家族辈分制度。他认为“宗族浩瀚,曷能备记?后岂不有分处他邦,以至尊卑无辨,疏戚无分,失其源绪者耶”(43)?于是按当时习惯,定下“梦觉云臣,时如应显,元成兴熙,自守茂美,承德秉文,式永益伟”(44)20字,作为后辈取名之行第。从此,杨氏家族子孙的取名始有规矩,改变了随意取名的旧习惯,初具文化家族之气韵。不过,杨子杞确定的行辈,在“新、成、兴”三代,仅是作为统一行名出现的,行名、名字分离。如杨子杞的儿子杨景彝、杨景修、杨景芳、杨景常,四人名字中“景”是共同的,其行辈是“成”,行名分别是杨成一、杨成二、杨成七、杨成九。这在其他家族中也有所反映,如江西婺源咸丰六年成的《槐溪王氏支谱·行第引言》称:“宋元以前,合族中一代之人,以一字为行,照生辰之先后,以数目叙之而为第。”这种“姓氏+字辈+数字”模式有别于唐代的“姓氏+数字”模式,更加细化,突出了辈代概念。这可能是乡村文化层次较低家族经历过的同宗兄弟取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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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72 从镜川杨氏来看,名字、行辈统一的时间点在元末明初。到了“熙”辈,多数人直接以辈名当人名,如东杨的杨熙洁(1344—1426)、杨熙文(1357—1425)、杨熙均(1364—1444)兄弟,名字、行辈完全统一,只有个别人如西杨的杨范兄弟仍坚持原来的名字、行辈分离模式,说明尚处于过渡时期。到了“自”字以后,杨氏后裔取名,名字、行辈完全统一。这也就是典型的明清辈分取名制度,其特点是:第一个字由家族字辈谱所定,是家族辈份的象征;第二个字由父母自由意愿所定,也是同辈不同男子的个性所在。由名字、行辈分离到名字、行辈统一,当然是一种更为规范、更易识别的行辈取名方式,尤其适合家谱编纂。不过,这类统一的、强制性的家族“谱名”,有的个体小家庭并不喜欢,他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会使用另外的名字,此为“小名”。进一步要说明的是,辈分制度主要适用于男子,女子取名不一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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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74 这种不同反映了等级秩序的加强,即一个字辈表示一代,不同字辈形成自然的等级关系。《槐溪王氏支谱·行第引言》称:“族大人蕃,难以编载,故有自明来,易一字之行冠于名上,闻其名则知系属某代,事较简而齿亦易序也。”同宗男子结成了一个共同体,辈分体现的是宗族共同体内部的等级秩序,是确保家族血缘秩序永不紊乱的关键所在。这是理学家加强宗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果,是唐代行第制度的深化。“自昔名贤严于辈行,尤笃通家之好,子弟见父执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礼,呼以排行,或称小字,书问,以从表兄叔自处。”(45)可见,辈分制度也是社会交往必须遵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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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76 杨子杞四子,成家以后,分别称为仁、义、礼、智四房,可见理学文化色彩。不过,民间俗称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为十一世祖。由于儿子数量多,“故其子孙独昌”(46)。杨子杞作《示四子诗》称:“人生有四德,仁义并礼智。人生有四子,伯仲洎叔季。吾幸承先德,生子今有四。四子分四房,宜以德为序。伯子为仁房,仲房即次义。叔子为礼房,智房季又次。四房分四德,交互思其义。仁存恻隐心,义发羞耻意。礼存恭敬心,智辨非与是。四端知扩充,万善无不备。此为赵氏简,汝曹当勉励。无忝尔所生,垂法贻后嗣。四子同一心,一心传百世。”(47)由此可知杨子杞对四子的精心寄托。杨子杞重视教育,“延师督课,各得成立”(48)。重视教育,这是家族发迹的关键因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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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78 杨子杞别有《游湖心寺》、《种竹》、《春寒》诗三首。杨子杞卒后葬小洞桥东南。杨守阯《祭新五朝奉墓》诗称:“家道中兴擅一乡,百年乔木历冰霜。一枝摧折三枝茂,八世承传五世昌。”(49)长子杨景彝后来立“仁实堂”,以纪念父亲杨子杞(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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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80 (3)杨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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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82 老大杨景彝,字佐道,仁房始祖,“守父遗训,以仁厚起家,敦本积行,一乡称为善士焉”(51)。老二杨景修(1309—1381),字辅道,人称成二,为九世祖,属义房。杨辅道继承父亲仁厚之德,“振起家声,所谓光前裕后者”(52)。他是杨守陈的直系高祖。杨辅道卒于明洪武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可见是一位身跨元明两朝的人物。杨守阯《祭高祖成二处士》称:“明行桥东北渚边,亭亭华表识幽阡。封崇马髯才四尺,树老龙麟几百年。熙正长房今有后,式中诸子已无传。缅怀物理荣枯事,拜奠西风为怆然。”(53)老三杨景芳,家中相当富。老四最能干,“创造有为,克阜厥家”(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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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84 (4)族蕃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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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86 元代时,镜川杨氏虽不与朝廷合作,拒绝入仕,然坚守诗书传家。不论是从文化抑或从经济角度而言,都算是当地名门望族。杨氏子孙大多治家有方,颇有资财。杨守陈说:“当宋元世,族蕃家盛,居室亦繁且侈矣。”(55)“在宋元时,世以高赀,武断乡曲”(56)。如仁房的杨起宗一支,“虽显荣者稀,而赀产之饶,人物之秀,读书俎豆之盛,环鄞四境,鲜或过之”(57)。杨自惩说:“我家全盛时,丰屋天际翔。三十六隈水,流落九明堂。”(58)可见漂亮房子已经相当多了。所谓“九明堂”,是南宋以来江南典型的“三推(透)九明堂”豪宅。杨守陈《碧川》诗称:“碧溪流下庙湾东,一片蓝光远近同;……五桥冠履行天上,万户楼台入镜中”(59)这是诗人对碧川、镜川一带乡村田园风貌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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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88 由此可知,政治上没有前途的家族,同样可以在经济上与教育上取得不错成绩,获得地方上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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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93 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867]
1706172394 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二、富户败落:明初的杨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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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96 元明政权交替,国家政策不同,导致富户们的悲惨命运。浙江为天下首富,其运更烈。洪武三年(1370)二月,朱元璋问户部:“天下民孰富?”对曰:“以田税之多寡较之,惟浙西多富民巨室。”(60)由此,浙西(钱塘江的三吴地区)富户受到的打击也最重。浙东的富户虽不及浙西,同样摆脱不了被打击的命运,杨氏即为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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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398 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868]
1706172399 1.明初的豪右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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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401 西杨义房杨景修长子杨起汶(1349—1420),字浩卿,号颐正,排行兴七,为十二世祖。他是一个横跨元明两朝的人物,经历了新旧王朝的更替,备尝人间艰辛。由于家境优裕,杨起汶走的是读书之路,“究心儒书,兼通释典”(61)。其家到杨起汶时,“累世所畜之书,殆充栋矣”(62)。其弟杨起哲,字彦卿,号式中,亦能诗,有《式斋稿》。杨范有《贺式斋诗韵》,称:“老成人物擅吾宗,冠服从来有古风。笔阵已遵义献法,诗坛欲蹑孟韩踪。”(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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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403 新王朝建立的时候,杨起汶刚好20岁,正是可以入世时期。然而明初朱元璋实行打击豪右的政策,他将东南富人及从事“三产”之业的人统统迁徙到“二都”(南京、中都)及边境等地。“高皇帝初定天下,征江南诸郡民称大家者,悉赴阙。既至,造于廷,亲训谕之。”(64)吴兴商人沈万三“家富敌国”,朱元璋就想借事杀掉他,马皇后反对:“彼固富可敌国,然未尝为不法事,奈何疑而杀之?”由于皇后的极力相救,沈万三得以不死,但仍被流放到云南(65)。据《明会要》卷五〇《民政·移徙》,至少有五次。吴元年(1367)十月,迁苏州富民于濠梁。洪武三年(1370),迁苏、松、嘉、湖、杭4000户于临濠。洪武七年(1374),迁江南民14万户于凤阳。洪武十三年(1380),苏浙地区四万五千多户富户被朱元璋强行迁到南京。洪武二十四年(1391)七月,迁浙江、应天等富民5300余户于京师。其他地区也有移民活动,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迁杭、湖、温、松、苏等富民于淮、泗。“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66)。一直到永乐元年(1403),仍有迁直隶、苏州、浙江等3000户富民于北京之事。二是借故整治。当时人方孝孺(1357—1402)明确说:“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断治海内,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间,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67)又说:“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68)丘濬(1421—1495)称:“我圣祖承元人叔季不纲之余,尤疾兼并之俗,豪家巨族往往以失道逾制获戾。”(69)方孝孺父亲方克勤(1326—1376)上皇帝书,其中就有“黜豪强,除暴敛”(70)一条,说明打击豪强是当时不少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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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405 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869]
1706172406 2.镜川杨氏的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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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72408 从镜川杨氏来看,明初打击富民的手法,主要有以下几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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