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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修俱检束，后辈太荒唐。不解谀言恶，安知苦药良。 亲疏忘物则，厚薄反天常。怒甲犹移乙，差讹失审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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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交须直谅，便佞莫相求。作伪劳而拙，思诚逸且休。 己非无过耻，心放欲知收。早夜能勤慎，何忧事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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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执冬曹事，才能患不多。任人应在尔，舍己去求他。 家达邦还达，心和气始和。三年期不远，考绩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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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忆相逢好，相逢似九疑。语言安可合，恩义亦如衰。 风断衡阳雁，雷轰荐福碑。有家徒四壁，何日是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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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多少事，错误在忙中。暴怒须知戒，勤劳必见功。 瞻称三语掾，珣作黑头公。克慎初来志，终当不困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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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唐虞圣，焉能无是非。慎终惟慎始，防隐又防微。 谑浪中心悼，端严自已威。昕宵如白事，亦用转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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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形与同气，恩义是谁嘉。兄弟有急难，友朋空叹嗟。 当忧身上事，莫论眼前花。管鲍无人继，何如自一家。(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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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当是杨昱为吏以后所作。由此可知，杨昱担任冬曹事，即工科，任期是三年。家徒四壁，说明葑里别业生活之简陋。官场生活，风险较高。于是，杨范写诗告诫弟弟，交待有关注意事项，譬如交友要有原则，知面又知心；做人要诚实，不要虚伪；办事要公正，兼听各方意见；做事要勤劳而谨慎，心态要平和，这些正是研究杨范为人处事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世间人祸确实难免，但天心不可欺，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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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吏不好做，杨昱最终仍是“被诬，征吏赃至万，别业亦荡覆”(94)。杨氏被逼得卖掉了葑里别业，用来抵债。后来，杨昱只身逃难到直隶武清县小直沽（今天津）。正统十四年（1449），杨自惩《到直沽》诗称“扰扰征行客，离家近五旬”(95)。也就是说，杨昱离开宁波时约49岁。杨守陈《哭墓诗》称：“公生富豪家，尘土殊珪璧。文肄黉业内，欲射金门策。岂料图南鹏，未翔先锻翮。漂泊至于斯，犹能大其宅。余尝奉尊颜，颜朱鬓才白。对酒笑轰雷，雄谈髯奋戟。气压五陵豪，心轻九州伯。抚我如亲孙，待之若嘉宾。累月始分携，忽复幽冥隔。”(96)由此可知，杨守陈幼时曾见过这位小爷爷杨昱。考杨守陈生于洪熙元年（1425），则杨昱逃难天津时间应在正统初年。杨自惩《直沽哭季叔父》：“南浦三鸣雁，飞飞独离群。秋风家万里，夜月客孤坟。花落无由见，鹃啼不忍闻。睽违犹子罪，空自泪纷纷。”(97)由此可知，杨昱客居天津以后，在宁波的亲人们不知道杨昱是何时故世的。杨昱生卒年不详，约卒于正统年间，有三个儿子，这一支情况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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葑里别业失掉以后，杨氏一家只得重新回归到祖居枫江。这个时间点，应在永乐八年（1410）前后。杨自惩《喜复故宅》：“家难久流离，归来喜可知。枫江鸥落处，桃浦燕来时。堂室徒悬罄，田园但卓锥。重闱总无恙，百事不须疑。”(98)由此可知，其故居地地名称枫江。据笺注，此诗为“永乐间，自葑里别业复枫江故宅以后所作”。枫江故宅是恢复了，但一时无法住人，暂时只能租房。杨范“少生富家，长罹患难，穷窘至僦屋以居”(99)，可见他们重回镜川的时候，只能租房生活，可以说穷到了极点。族中杨自通建造房屋时，杨范赠《题德庆轩诗》相贺，称“吾宗闻望几荒坠”，可见杨氏之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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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户的落难生活，在杨起汶兄弟身上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失意之余，他们只能以消极态度应世。杨起汶《偶题诗》称“老夫尘事少，不放酒杯空”(100)。杨范《奉父命赋乐闲诗》称：“吾亲明达笑蝇营，自喜优游过此生。心泰本来抛事物，年高犹自遁声名。黄鸡白酒家中宴，绿竹清泉世外情。”(101)此诗反映出杨起汶的自我边缘化生活。杨起哲《隐者诗》称：“茅茨盖屋竹编笆，隐向南村鬓渐华。……功名好似蕉中鹿，富贵何如陌上花。”(102)经历过政府打压的富户们，如惊弓之鸟，能生存下来，就是万事大吉了。因为他们将生活目标降到了最基本的生存线上，少了功名富贵竞争之心，所以心态容易平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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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有一对孤儿寡母，有田数亩，有屋数间，被一学霸看中，蚕食殆尽，母子无以聊生。她想控告那学霸，无奈势单力薄。偶尔遇到杨起汶，哭泣着诉说起此事。杨起汶听后，为之恻然，即以自己的肥田七亩给了她俩。那母子罗拜于地，曰：“愿尔家世世昌荣。”(103)前人多将此事作为杨起汶积德家乡的故事加以记录，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富户不敢与强人斗法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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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七年（1394）七月初九日，杨起汶夫人陆氏（1350—1394）死，其家穷到没地方可下葬。到永乐十八年（1420），72岁的杨起汶卒于先庐时，“先业之未鬻者，独和嘉阜耳”(104)。儿子想将父母葬到那儿，但不知道那块地是否吉利，于是请风水先生来察看，风水先生认为可以做坟地，于是，位于镜川故居西北三四里芝山之阳的和嘉阜成为杨氏坟地。永乐二十一年（1423）(105)，率先葬下了父亲杨起汶，和嘉阜从此成为杨氏祖坟所在地。当时，杨起汶继配陈氏（1349—1434）尚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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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明初的杨氏第十二、第十三两代，受到的打击最大。“国初，法令方严，一时故家大族，鲜有不及者。”(106)镜川杨氏正是这样受打压的大家族。明初，杨氏诸族人多隐居不仕。如东杨的杨熙洁（1344—1426），字仲恺，“昆季切磨，种学渊源，善于诗赋，笑傲丘园，日相唱和，诗酒神仙”(107)。杨熙文（1357—1425），字仲杰，善诗赋，与兄弟们“日相唱和，不以名利为念”(108)。杨熙均（1364—1444），字仲彬，“砥砺讲诵，学贯诸经，期于效用，不获自售，托于吟咏，与栖云公自相唱和”(109)。西杨智房始祖杨复初（1415—1496），“为人诚笃，涉猎经史，老而靡倦”(110)。由于仕途受阻，他们只能隐居乡村，教授子弟，以诗赋自乐。东杨后裔设立的堂，分别称为“积庆堂”、“积善堂”、“积德堂”、“怀德堂”、“尊德堂”、“德庆轩”。由这些堂名可知，他们祁求“庆”、“善”、“德”，这正是高压政策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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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三、读书应举：永乐至正统间的杨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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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永乐时代，明朝打击旧富户的政策大为减弱。在这个重新洗牌过程中，拥护新王朝的人们，通过科举考试，勤劳致富，逐步成长起来。镜川杨氏家族靠自己的勤劳，仍在积极努力向上层流动。有人参加了科举考试，如杨熙端（1371—1444），“素负雄才，读书好善，长于诗赋。屡试不偶，教授闾里间，讲道劝善，引掖不倦”(111)。尽管没有考中，说明仍在努力向上。有人以农致富，如杨熙均之子杨自通（1365—1455），“家赀巨万，粮富雄乡。素慕贤士，尝设一轩以礼之，轩名德庆。抱盖世之材，不欲仕进”(112)。由此可知，杨自通是一个大富户，但没有出仕想法。在农耕时代，粮食就是财富，粮多就可以雄踞一乡。杨范《题德庆轩诗》称“吾宗闻望几荒坠，幸尔重辉冠右闾”(113)，这是对杨自通不屈精神的肯定。杨自通设立“德庆轩”，请御史张铎题名，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经过明初的政治打压，镜川杨氏声望几垮，杨自通的努力让杨氏重新成为闾右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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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侄子杨自通“以资赋长雄潜于乡”相比，西杨的杨范“以奥学巨儒遁于野”(114)，通过科举以求上升，无疑是另一种上升方式的代表。杨范“隐居教授，不蹈非礼，人以太丘（陈寔）、叔度（黄宪）称之，博涉坟典，刻厉于诗，实启杨氏文献之传”(115)。陈寔、黄宪均为东汉名士，将杨范当作陈寔、黄宪再生，可见评价之高。教育是通往科举家族的阳光大道。杨范、杨自惩父子由私塾教育而走上读书应举之路，是镜川杨氏成为科举家族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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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杨氏文献之传的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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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起汶以自己的忍让，换来了家庭的暂安。其三子杨昱，字九晖，宣德（1426—1435）年间，以《易》补宁波府学庠生。这是明代镜川杨氏第一个进入官学的秀才，自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大事。长兄杨范作《喜弟昱入郡黉学》诗称：“吾家自先世，但以豪富称。虽多尚文学，莫或登科名。我少良有志，蹉跎竟无成。爱尔颇聪慧，进之居郡黉。学文务孳汲，持己当战兢。道艺实根本，爵位乃华英。新民自明德，致用由穷经。勉旃慎无懈，伫见书贤能。”(116)由此可知，杨范对三弟能走科举之路十分期望。不过，杨昱后来受到了挫折，入为吏。后又逃难天津，子孙声望无闻。只有杨范一支才“以理学起家”，其孙杨自惩“以勤谨守职，明德克承”(117)，从而走上读书复兴之路，逐渐成为江南科举家族，一个旧族得以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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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罹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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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范（1375—1452），行熙十四，字九畴，人称栖芸先生。杨起汶长子，为第十三世祖。“体长，美风仪”(118)。他“性庄毅，丰颡伟髯，望之若神人。虽盛寒暑，衣冠皆有常度”(119)。由此可知，杨范个子高，长得相当英俊，风度也相当好。“进止有尺寸，生平操行诚确”(120)，说明杨范对自己要求较为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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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范生于洪武八年（1375）三月十九日，完全是在新王朝出生与长大的人。可惜，他生不逢时，青少年时代正值家族最被折腾的时代，“少生富家，长罹患难”。家族的屡屡遭殃，让他感叹万千。杨范《览旧诗稿书所感闷》称：“十年诗句重论评，无奈心中暗恨生。亲戚几多都索寞，友人一半已飞腾。旧因徭役空家计，今幸文章著姓名。旅邸有愁聊自遣，开轩漫饮酒如渑。”(121)因为徭役的折腾，导致家破人亡，亲朋远离。幸其努力，通过诗文写作获得社会名声，重新成为儒士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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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范《乍贫叹》：“人家十载不相似，古谚传来今信是。复道乍贫愁杀人，近验人情亦如此。吾家自古称右闾，连云大厦门如市。剩藏粟帛与金珠，被服烹炰总奢侈。花满庭除客满堂，酣歌日日春风里。一朝逢难只逃生，僮仆无情各分逝。家赀荡尽今始归，兄弟虽存乏生理。当时车马无复来，新雨荒苔满阶戺。妻孥困苦皆休论，可奈亲闱缺甘旨。回头但想十年前，长叹一声愁欲死。男儿到此须固穷，况我平生饱经史。浮云世事亦何常，且乐箪瓢欢菽水。”(122)这两首诗典型地反映了杨氏家族盛衰过程。十年之前与十年之后，生活面貌完全变样。这样的盛衰经历，对人的影响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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