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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范虽然不做官，但声名渐大以后，也就由不得自己了。宁波知府郑珞、鄞县知县张铎“或礼其庐，或宾致以咨政”(159)。郑珞是明代宁波最著名的知府，宣德七年（1432）、正统二年（1437）曾两度任宁波知府，至正统九年（1444），前后长达13年，任职时间最长。宣德十年（1435），江西清江人张铎任鄞县知县，杨范以“德学高迈，望尊一邦”而“首被延礼”。当时，杨自惩在县府担任吏员，张铎“知其然，亦甚器重”(160)。由此可见，这位鄞县知县有恩于杨范一家。可惜，因守制，张铎任职三个多月就离任了(161)。明代前期地方官与地方士绅的互动比较好，“往时从政者，每以礼教为大务，于境内贤士大夫，岁时造请，往来仪节，雍容甚盛。乃至山林韦布，有修辞饬行者，辄亲屈邦君之重，与之为礼，其人皆褒衣大冠，盘辟雅拜，坐则讲说今古，移日乃罢，以为常”(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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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地方官联系较多，所以地方政府也常会将编纂之事交给杨范来做。“聘修实录者三，郡乘者一，俱为总裁。”(163)所谓郡乘，应是永乐《宁波府志》。所谓实录总裁，是指地方实录资料征集总裁。杨范永乐二十年（1422）完成的《壬寅集》收有一诗，小序称：“近闻朝命，令郡国纂图志。郡博楼睦中先生以予能文报，官遣庠生蔡豹、杨迪敦请。自顾谫陋不足用，因作口号以自述。”其诗称：“郡国修书聘总裁，远将尺素两生来。欲为一统方舆志，愧乏三长良史才。朴学粗知蝌蚪字，拙工难造凤凰台。逊辞再四终难免，拂拭荷衣起草莱。”(164)由此看来，他参加过永乐《宁波府志》编纂。康熙间学者李邺嗣说：“会诏天下纂修图志，太守汪旭起李本总裁郡乘，书成而卒。”(165)考汪旭为宁波知府是永乐十九年（1421），则将修府志时间点定在永乐二十年是可以成立的。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四《永乐宁波府志题词》以为永乐《宁波府志》修于“（永乐）六年以前也”，这应该是将两次修志时间混淆所致。从有关情况来看，永乐时期的《宁波府志》纂修，至少有两次，一是为《永乐大典》服务的，时间在永乐六年前，二是为《一统方舆志》作准备的，时间在永乐二十年左右。鄞县栎社人李孝谦（1365？—1422？）参加了两次府志纂修，前次与纪宗德（1361—1431）(166)合修，后次与杨范合修。由于这两部方志是为大典或一统志作底本的，没有独立刊刻，所以没有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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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范前后三次参加了实录资料集的总裁工作。根据有关记载，洪熙元年（1425）、宣德元年（1426）、宣德十年（1435），为了纂修太宗、仁宗、宣宗三朝实录，曾派人到各省负责各郡实录资料的编纂工作(167)。杨范承担了这三次实录的资料搜集工作。正统二年（1437）成的《丁巳集》收有《纂修实录次总裁钱先生韵》：“圣主宾天甫半年，纂修史籍例何先。缙绅名宦当朝选，纶綍遗音率土传。美政安民沾笔录，元勋辅国拟碑镌。草臣野处无才思，法祖春秋讵敢偏！”(168)说明杨范在实录资料编纂中遵循了客观全面原则。从另有“总裁钱先生”来看，杨范仅是参与编纂者，不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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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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晩年，杨范造履弥笃。“老而望尊赀给，子孙荣贵，其服食言行一如人，不见其少异焉。”(169)穷达生活风格不变，这样的描述是适合儒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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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范喜欢在屋上种芸草，这是一种香草，可以防书虫，香化居室。其叔杨起哲《题栖芸室诗》：“吾家犹子异寻常，手植仙芸绕曲房。”(170)由此，将其书屋命名为栖芸室，自号栖芸生。杨范《自咏》：“后生绍我辛勤志，毋让元家旧阁名。少壮穷经未足夸，老摆芸草乐无涯。”(171)杨范七十岁所作《自述》称：“家住枫江守祖基，年登七十古来稀。能增旧业辛勤子，解织新缣老耄妻。……诗书是我平生事，一室香芸足可栖。”(172)此可见他的读书生活。正统、景泰间，鄞县人杨范、王用宾，定海人陈浩渊等结为诗社，“篇章流播，价重鸡林”(173)。这是明代中叶宁波文人结社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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晩年更号思诚叟，正统元年（1436），杨范建思诚堂五架。杨范十分开心，作《秋日闲居诗》称：“旧居虽户窄，新构且轩明。……朝夕但思诚。”(174)《自咏诗》称：“少小思诚至艾耆，艾耆犹自识操持。但存方寸怀真实，不使寻常有诈欺。万语千言徒口佞，三纲五典是天彝。正当笃慎成终始，只恐违忘造次时。”(175)杨守阯《吏部侍郎栖云府君像赞》：“思诚有堂，潜心以处。真知实践，希踪邹鲁。栖芸有室，藏修之所。左图右书，博观约取。矢口为文，言质理钜。”(176)此可见杨范以诚为高，强调按三纲五典标准，修炼性格与涵养。正统九年（1444），杨范七十大寿。作《自咏诗》：“老处芸窗喜自闲，日逢初度倍开颜。一家服食田园里，七秩春秋典籍间。瑶斝献酬朋友礼，彩衣舞拜子孙斑。幸承先德能安此，漫声吟肩作两山。”(177)“一家服食田园里，七秩春秋典籍间”，这正是杨范耕读生涯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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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儿孙满堂，有9个孙子，2个曾孙，十分欣慰。正统七年（1442）正月十六日，作诗称：“一点明星照我堂，子孙宦达应天命（祥）。文章得志名方贵，灯烛联辉夜未央。不用繁弦和脆管，且将鲜味配清觞。老年已喜跻中寿，自觉榆桑景尚长。”(178)景泰元年，曾孙杨茂元生，作《曾孙弥月喜成口号》：“元孙生子是曾孙，拟显吾宗积善门。不展酒尊招客饮，止分汤饼任人论。一家保抱渠为幼，四世相看我是尊。堂上侵晨焚宝炷，拜酬先德与乾坤。”(179)四代同堂，其乐融融，幸福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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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尤其看到了长孙杨守陈的发迹过程。杨守陈行成人礼时，作《孙守陈加冕》诗，称“阶庭綵服孙，今已冠儒巾”，他期望长孙成为“折桂”人。杨守陈也确实不负所望，以治《易》补邑庠增广生。景泰元年，杨自惩上福建就任，杨守陈前往杭州参加浙江乡试，杨范作《与自惩携守陈出行诗》称：“父向闽山子浙江，之官赴举两匆忙。……双亲皓首居堂上，日听佳音入故乡。”(180)杨范又作诗称：“少处家庭我授文，长游京国友如云。经师引进闻名久，郡守称扬属意勤。道慕孔颜须得志，策希董贾务超群。秋风好折蟾宫桂，满袖天香觐圣君。”(181)杨范作《喜孙守陈中解元诗》：“吾孙折桂入蟾宫，归带天香满袖中。十载雪霜原剔蠹，万程云路拟乘骢。作兴每赖黄金守，指荐难忘绛帐公。未有涓埃施报礼，春闱催试已匆匆。”(182)不久，杨守陈上北京应会试。杨范作《期守陈会试中式诗》：“二月九日礼闱开，吾孙入试聘奇才。淮拟三场中程式，更期一宴陪鼎台。风云际会日边起，雨露恩荣天上来。伫待南薰拂窗户，五千里外佳音回。”(183)景泰二年，杨守陈中进士。不久，进翰林。《喜守陈中甲科选为翰林庶吉士诗》：“秋闱发解已称元，春试登科入禁垣。非是早年勤圣学，可能今日受皇恩？黄金殿上频趋拜，白玉堂中细讨论。老我得沾分禄养，一经乐矣教诸孙。”(184)景泰三年（1452）初，作《东阁口号次守陈韵十首》，其一称：“寰区均沐圣人清，士子穷经志得行。身入翰林沽宠渥，坐听宫树转春莺。”(185)自己亲自调教出来的长孙杨守陈，竟然破了杨氏天荒，进入翰林院，着实让祖父杨范激动了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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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二年十一月，长子杨自惩卒。此事对杨范夫妇的打击不小。景泰三年三月初，杨范自作墓志铭，称：“少而慕古，壮而学古，老而益好古，吾之行也。”(186)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杨范过世，享年78岁。所著《四书直说》、《道统言行集》、《栖芸稿》，可惜没有刊刻，仅家中流传，今不传。“道统一编遗手泽，直从伊洛溯唐虞”(187)，可见《道统言行集》是杨范研究程朱之学成果的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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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敏政称杨范：“负用世之才，而卒老死岩穴，岂其本心哉？然先生诸孙，……前后以其遗经显于时，魁元相望，簪绂竞爽。其文行焯焯，类有先生之风。先生亦固自知其有今日哉？古仁人志士，不克自见者，必有所托，以尽发其平生，不徒终也。若栖芸者，非邪！”(188)从科举家族的兴旺过程来看，杨范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杨范沉潜乡村，从事私塾教育，是杨氏由经济富户转向文化家族的开始。正是有了杨范的教育积累，镜川杨氏逐步成为科举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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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范的经历，让我们关注到了乡村塾师的贡献问题。塾师是明清两代基层私立学校的教师，属于“无位无官”之人。明清两代，塾师的足迹已达城乡各个角落(189)。私塾的出现是由古代中国教育体制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虽是古代世界上最为重视教育的国家，然而，古代中国没有类似今天完备的教育体制，它只管考试，不管教育。虽然官方有府县儒学与国子监，但不是正规的学校，更像今天的助考教育机构。秀才进入这些教育机构，实际是注册，学官偶尔会有教育辅导，引导其参加乡试。秀才以前的教育，完全市场化，由民间自主解决。民间自发组织的教育机构，就是私塾。明清设塾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家设塾，教授学生；二是为人所聘，上门服务，人称处馆。杨范一生从事塾师活动，既有上门服务，也有在家设塾活动。一般说来，私塾的规模不大，少者几人，多者也就十多人。数量多，规模小，成本高，这是私塾的一个特点。私塾教育包括了学前教育与成人教育两大类基础教育。任何时代，基础教育的贡献，总容易让人忽视。私塾是文献中看不见的基础教育，塾师是看不见的基础教师群体。相比较而言，浙东的科举比较浙西发达，而这正是建立在浙东乡村教育比浙西发达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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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走向复兴之路的杨自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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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儒治国，以科举选人。“昭代崇儒术，华夷溢教声。皇图天共广，圣德日初升。礼乐威仪盛，文章治化明。风生因虎啸，云翕应龙兴。俊乂俱登用，贤良总发英。”(190)在这种国家政策导向下，全社会都围绕着科举教育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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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家族，到了永乐以后，才逐渐恢复元气。杨范生三子，即杨自惩、杨自悆、杨自忞，在家谱中分别称为义大房、义二房、义三房，为第十四代。教师总是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为了家族的复兴，三兄弟做出了不同的努力。其中，长子杨自惩起了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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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志期复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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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自惩（1396—1451），字复之，号梅读。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五日生。杨自惩如其父，个子很高，“长身而修髯，言动有则，人望之，知为君子”(191)。他“自幼颖敏，好问学，遵父母训。年十四能干蛊”(192)。干蛊，指儿子继承父亲的事业。“吾乡素文献，吾家本诗礼。今我不力学，汩没良可耻。”(193)他像父亲一样，走上了塾师之路。永乐八年（1410），16岁的杨自惩，到西塾做老师，靠知识赚钱养家。“我今年十六，趋庭方学诗。童蒙乃求我，我岂好为师？学焉知不足，教焉困用知。自反仍自强，古人以为期。”(194)可见，他将教书视为进学途径之一，坚持教学相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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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范《示男自惩诗》：“巨航渡海次边城，长夜无眠听转更。客久怕渠慵进学，家贫愧我拙谋生。……向此勤勤过晚岁，春风三月候归旌。”(195)此诗收入《壬辰集》，成于永乐十年（1412）。可见，这年长子杨自惩曾巨航渡海到边城，可能是做幕僚。杨范担心儿子长时间在外，影响学业，故希望他早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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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自惩“温厚阔达，学古厉行，于孝友睦任尤笃，乡人至今称叹，以为莫及。通《易经》，博览百氏，文辞典雅”(196)。和父亲不同的是，他志向远大，“我有万间屋，结构胸中藏。志期复先业，力乏徒慨慷。草创三四楹，废址重开荒”(197)。永乐中期，他得在故居上建起三四楹的房屋，后人称为梅读公宅。《营屋有感》：“草间卧阶石，一石数丈长。豪家争睥睨，利诱还力攘。哓哓聒吾耳，口舌相支撑。我诿白诸翁，为言公怒瞠。曰此先世物，宝重逾琳琅。欲图一瓦覆，无论千金偿。取予非道义，吾宁畏豪强？彼知不可夺，挥手去踉跄。旧物幸存此，泰山一毫芒。”(198)由此可见，曾有豪家用利诱加抢夺之法，想获取他们的屋基地。杨范父子坚决不同意，最终保住了这块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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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自惩“茹苦躬劬，营訾植产，卓然振奋于倾覆流离之余”(199)，从此，杨氏走上了复兴家族之路。他非常辛苦，《夜泊西渡》：“曙鸡三唱别亲庭，船过西津第一程。……回首郡城犹未远，便风时送夜钟声。”《夜泊西陵阻雪》“客船暂泊浙江头”，说明曾到钱塘江以西。《元旦用前韵》：“忆自离家已越旬，忽惊今日是新春。……无药可医心内癖，有诗难济客中贫。悬知兄弟亲庭下，拜寿称觞少一人。”离开家乡，外出赚钱，难解心头愁。《钱塘归兴》“公事才竣别异乡，月生潮长便登航”，说明年底到杭州是出差办事。《耕读》：“君子当未遇，安居守田庐。安居岂素食，既耕时读书。潜心笃经训，委力躬菑畬。……筑场伺秋登，简编恒卷舒。……谋道复谋食，心力诚勤渠。……吾今耕且读，出处知何如。将为伊尹欤？将为董生欤？”这诗首则写出了他的耕读生涯，担心以后的出路。《次王士原写情韵》：“吉凶消长每相随，命禀初生讵可违？……闲事世态趋炎热，莫与常情较是非。”这首诗写出了他的人生观，祸福命定，要想成就大业，就得有一种心态，不与世事计较。《遗安堂》：“世人徇名利，冯河蹈虎尾。”《偶兴》：“检束身心不外求，飘然应世一虚舟。执鞭求富诚为耻，被褐居贫亦寡尤。……区区人爵何须分，惟日孳孳天爵修。”(200)人爵、天爵说，始于孟子。所谓人爵，就是高级的官职；所谓天爵，就是高尚的品德。他的意思，官大官小不用分，更应追求永恒的道德，那才是完美的人格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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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自惩的自强自力，得到了邻村栎社张侍宗的肯定，将其女儿嫁入杨家。张氏本江苏淮阴人，后迁苏州。祖先张礼“当宋季，避金兵，渡浙，宅于吾鄞之栎社。子姓繁昌，代有显宦，号称九世簪缨之家，名声烨乎郡国”(201)。可见，栎社张氏是一个北方来的移民家族，且是一个世宦家族。不过，张侍宗一支并不算太富裕，“曾祖、祖，皆不仕”(202)。张侍宗，攻书善诗，号春乐先生，有《春乐诗稿》藏于家。张侍宗有一个女儿叫张素纶（1400—1474），此女性格如其父，“少敏慧，烹饪、翦制之事，一学辄过人远甚。性婉嬺，寡笑言，志识高远”(203)。鄞人议婚重“世族”，时旧家子弟鲜有当春乐意者。一日，见一少年美秀而文，一问是杨范长子杨自惩，于是下决心将女儿许配给他为妻。杨家托媒婆问名，商量婚姻之事。张氏亲朋坚决反对，称：“是虽旧家大族，奈其贫何也？”张侍宗亲自跑到镜川调查，有人指着杨范三间破屋说“此弊屋，仅三间，空如悬磬，奈何欲女之？”张侍宗态度十分坚决，认为：“世有才如杨氏，而终穷者乎？”有人给其女张素纶出主意，称“汝父陷汝于贫家，将终身不任困苦”，为什么不要求母亲出面阻止呢？结果，张素纶不为所动。张侍宗大喜，称：“吾固知吾女志识不凡。”(204)于是，婚姻成功，嫁入杨家，时间约在永乐后期。由此可见，张侍宗、张素纶父女看重杨自惩的正是其责任心与能力，相信他未来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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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杨氏的发迹，与夫人张素纶的聪明能干不无关系。结婚时，杨自惩仅有破屋三间，有田数亩，园圃数十畦，是一个小自耕农。婚后，杨夫人亲自“纺绩为布帛鬻之，又缀白华草为帽鬻之，又取其珠翠金银、绮缟组绣之物鬻之，赀用日裕，田园日增”(205)。杨夫人亲自织布帛、做草帽，且将之出售，这就是民间家庭手工业。宁波西乡有做草帽的传统，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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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献竟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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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自惩不同于其父，决心走科举之路。约宣德七年（1432）(206)秋天八月，杨自惩到杭州参加浙江乡试。其时37岁，人到中年，报考的是《易》经。张楷称“乡友杨公复之，三世读《易》，学行俱优，交好甚笃”(207)。杨自惩心情非常复杂，作《应举述怀》诗，称：“自少罹家难，辛勤幸有家。正宜锄莠草，强要踏槐花。白屋门将大，青云路不赊。犹嫌干禄晚，亲鬓已将华。”(208)由此可知，杨自惩参加科举考试，并非出其本愿，而是外力的作用，可能是受到地方官的推荐。按明朝习惯，得考中秀才，才有资格考举人。我们未见杨自惩成为秀才的记载，则他是经地方政府的推荐，直接报考举人的。明代前期，科举制度尚未完全定型，故有较多的例外管道可供特殊人才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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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乡试在秋八月，共分三场进行，首场于八月初九日举行，次场在八月十二日举行，第三场在八月十五日举行。遗憾的是，也许是考试经验不丰富，杨自惩出师不利，落榜了。考完以后，杨自惩感叹：“是有命焉，然不可遽已，吾将利吾器，以俟命。”(209)他想回宁波，适遇大雨，作《失解将还，阻雨遣兴》诗。《雨夜书愁次友人韵》：“儿龄尚幼凭谁抚，亲寿将衰每自惊。竟夕几回成永叹，何当忠孝两全情。……十年往事都成梦，万里修程未促装。”《端午感兴》：“三历端阳不奉亲，今年侨寓倍伤神。囊金欲尽思归切，诗卷常增感兴频。”为了不让家中父母担心，他让仆人提前回家报信。《遣仆回家》：“身居逆旅若羁栖，遥想双亲泪暗垂。一纸平安先走报，回期只在月圆时。”(210)《途中偶成》：“劳生尘务苦相羁，跋涉艰难只自知。……自古圣贤多涉难，乐天安命复何疑！”(211)由此可知，杨自惩的心态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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