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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觐光、杨观光兄弟似乎是外迁镜川杨氏后裔，故《镜川杨氏宗谱》卷二《卜籍》称：“一派居山东招远县，有讳槐者，生子州牧，州牧生三子。”事实上，这个记载是错误的。据天一阁藏《招远杨氏族谱·特卷》，明初，招远杨氏始祖杨彦通，由浙江宁波府鄞县贡士到山东登州府黄县任教谕，后定居于招远。明初，镜川杨氏受打击，没有人出仕。复据天一阁藏光绪《光溪杨氏宗谱》，杨彦通属鄞县鄞江桥光溪杨氏后裔，他们与镜川并不同支。永乐年间，杨彦通参与修《光溪杨氏宗谱》，明确作“彦通，字梅斋，迁招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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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是一种竞争相当强的活动，秀才、举人、进士，实际是三个层级。举人与进士的数量，取决于底层秀才的数量。秀才数量多，才有希望出稍多的举人，进而出进士。明中叶镜川杨氏之所以出了那么多进士，与杨范的严格教育是分不开的。科举考试是一种激烈的教育竞争，教育的质量直接决定考试的成功率。明朝没有正规教育体系，只有考前辅导机构、助考机构。从中央到地方的儒学，均为秀才集中地。在此之前，必须靠民间教育来完成。由此可知，一个人能否成才的外在因素取决于是否有优秀的塾师与官学中的辅导老师。杨范擅长教育，亲自承担了三子九孙的教育任务，找到了《易经》这样的突破口，终于取得了可喜的科考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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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以后，杨氏科举竞争力的下降，从小环境来说，主要是缺乏杨范那样的优秀师资，缺乏互相传承的教育传统。科举考试是一种教育竞争，所以教育积累相当重要。只有优秀的师资与优秀的生源相结合，才可能有优秀的教育成果。杨范时代，杨氏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族，杨范承担了儿子、孙子们的教育之任。杨范之后，杨守陈、杨守阯、杨守隅继续承担了后代教育之任。但弘治五年（1492）以后，杨氏分家，成为小家庭。这样的结果是，家族互助式教育传统中断，家族成员的教育水平下降，应试能力也跟着下降。从大环境来说，晚明以后，教育越来越发达，参与科考的士子越来越多，科举竞争越来越激烈。当然，也不排除一代不如一代的自然规律。弘治以后，杨范一支已经迁移到宁波城中。“守”字、“茂”字两辈的成功，为家族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后面几代子孙有资本可依，自然会出现努力程度不够的现象。不少子孙缺乏长期刻苦努力与竞争的精神，只想着走捷径，通过恩荫入仕。科举家族的兴衰是必然的，因为缺乏持久坚持的机制。科举竞争的成功率，有一定的偶然性，难度系数比较高。科举教育本质上是一种高端政治资源竞争，并非人人适合，人人可以成功，而且做了官也并非人人可能做大官。科考成功与做上大官，均有较多的偶然因素。只有少数几个家庭可以做到，其他家庭难以做到，受惠面不会太广。实践证明，没有永恒的科举家族，只有流动的科举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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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六、四忠双烈：收三百年世臣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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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镜川杨氏集中出了六位进士，三位尚书，如此快速地成为官宦世家，引起了世人的注目。到了南明时期，又集中出了“四忠双烈”，同样引起世人的关注，“遂以收三百年世臣之局”(640)。“四忠双烈”何许人也？下面拟结合有关材料，集中叙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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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忠双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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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忠”是西杨智房太仆卿杨美益的后代。杨美益之子杨承龙（1534—1601）官泽州通判，他有六个儿子，即杨德烈、杨德述、杨德迈、杨德逵、杨德遴、杨德逑。老三杨德迈（1562—1631），是一个诸生。杨德迈之子杨秉鼐（1589—1663），字公鼎，号仙岩，万历四十三年（1615）庠生，隆武元年（1645）恩贡。杨秉鼐“能守文懿之教，以名节勖诸子，里中以杨太公称之”(641)。杨秉鼐有六个儿子，其中两个早卒。长子杨文琦（1605—1648），字瑶仲，号楚石，邑庠生。次子杨文琮（1608—1663），字天璧。四子杨文瓒（1614—1648），字廷珪，一字赞玉，号圆石，别号天放野人。五子杨文球（1618—1649），字天琅。他们都是杨秉鼐妻陈氏（1586—1642）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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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琦“孝友植性，兼有家庭之教。自少怡和，端愿不见喜愠。好施济急，往往义气激发”(642)。由于家里贫穷，“馆榖四方”，替人做塾师。夫人沈氏出身城南大家，鼓励他“一志大业，琐屑家政毋烦内顾”(643)。别人说他家穷志难长，杨文琦回答说：“吾志不可一世，岂计较锱铢者哉？”(644)他“尤喜交当世豪杰，以引进其诸弟”(645)。崇祯八年（1635）为诸生，“益力学励行，不复为诗酒之游”(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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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瓒“生而秀异颖拔，弋猎文史，似不经意，所得已胜人”(647)。宁波府推官李清（1602—1683）“搜五邑佚才，公奏艺七文，不加点，拔冠军”(648)。第一次参加浙江乡试，失败而回。李清十分惋惜，延至家中，亲自教授。崇祯十二年（1639），杨文瓒幸运地中了浙江乡试第66名。与杭州人张季初的“知书善琴，女红无不精”(649)的才女张玉如结婚(650)。次年参加会试，失败而归，就留在杭州丈母娘家中，“游览佳山水，竟日吟咏”(651)。崇祯十五年（1642），知父亲杨太公生病，情急之下，从杭州步行五百里回家看望，可见非常孝顺。这年底，母亲陈氏病故，于是兄弟守丧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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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春，守礼期结束，杨文瓒经过江山、仙霞关，准备到福建漳溪“多交名贤硕士”。半途上，闻北京事变，李自成军入都，皇帝自杀，“痛愕几绝”，急忙回宁波，杜门不出。弘光二年（1646），南京失守，福王政权倒台。浙东义师画钱塘江为界，准备拒守，人称“画江之役”。鲁王监国于台州，唐王称帝于福建，建元隆武。杨太公亲自率领诸子从军。唐王派使下诏唐王，鲁王手下商量“开读礼”。具有大局意识的杨文瓒竭力主张浙与闽联合抗清，“浙、闽宜合不宜分，即使主上屈节于天兴，将来无损于配天之业”(652)。利益意识很强的鲁王诸臣根本不理睬杨文瓒的意见，同里张苍水尤竭力反对。鲁王授杨文瓒为监察御史，杨文琮为职方郎中。杨文瓒以大议未定，辞不赴。隆武二年（1646），杨文瓒奉鲁王监国之命入闽，向唐王力陈闽、浙联合抗清的道理。“力言当联络闽浙，以为同仇，不当启争端，闽强而浙弱，莫若输闽饷以助浙，自足以服其心。”此议受到唐王的肯定，“即赐食，撤御前灯，送至邸”。在聊天中，唐王知道杨文瓒长兄杨文琦也很优秀，于是临轩试之。杨文琦对言：“今日宜作马上天子，未可狃承平积习。”(653)唐王非常赏识。取得恩贡第5名、廷试第138名好成绩，以明经上等，即授惠安训导，寻加监纪推官，视惠安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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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唐王派杨文瓒到温陵恤饥赈给，杨文瓒上疏，请发帑金三千。赈给归，杨文瓒陈四难十失诸奏疏。唐王特用为云南巡抚，杨文瓒力辞，请如前旨，得领饷，入浙中，以图会师。因强臣郑芝龙的阻挠，闽、浙合作没有成功。唐王又命杨文瓒掌贵州道，扼防建延三关，便宜行事，召募义勇。浙东亡，仙霞关告急，唐王出走。杨文琦跑来与杨文瓒商量下一步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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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其父杨太公挈三媳妇张玉如到了福建。1645年变故时，张玉如正在杭州娘家。不久，杭州失守，回宁波的道路不通。听说丈夫在福建、浙江两地来回奔波，决意回到丈夫身边。其家人力阻之，她说：“吾岂不知江上难越？但此心悬悬，吾宁死道路死锋镝耳。”(654)于是，在弟弟的精心策划下，从小亹那儿渡江，艰难地回到了宁波。当时两军对阵，夹岸钲鼓，连鸟都难飞过来。张氏能回到宁波家中，确实让人惊奇。不久，钱塘江快守不住了，张玉如决定带着杨太公、杨文球一起投奔福建，而让杨文琮留守家中。他们买了一条船，到达福建寿宁，遭遇一伙乱兵，张玉如诸人隐居深涧四昼夜，那伙贼人绑架杨太公，扬长而去，索要万金，称如不送来就要烹了杨太公。杨文球在路边散发狂号，路人怜其孝顺，不数日，得金数千缗。赍入贼寨，贼以数不足，要杀他。杨文球对着父亲长恸，贼亦感动，终同意放回(655)。不久，终于找到杨文瓒，夫妇抱着痛哭。因福建危急，杨太公带领家人逃到温州泰顺的一片茂竹园定居下来。以寻找、扈从唐王未果，不得已返回甬上，前后花了五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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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四年（1647）冬，宁波发生了“五君子翻城之役”。“五君子”是指宁波人华夏、王家勤、屠献宸、杨文琦、杨文瓒，他们在宁波秘密策划反清斗争。当时清军在浙江的驻军相对单薄，浙东四明山寨兴起了抗清斗争，舟山群岛则有南明黄斌卿的水师。华夏等五人认为形势比较有利，于是密谋把各种抗清力量联合起来，一举收复绍兴、宁波。杨文琦因与四明大岚山寨主王翊关系最好，负责与王翊方面的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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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如对杨文瓒说：“翁洲黄将军未可信，宜慎之。”结果，翁洲黄斌卿倒“未尝愆约”，却在陆地联络中出了事。华夏致大岚山寨的帛书，中途为缙绅谢三宾所得。谢氏向清军告密，上面并列杨文琦、杨文瓒名，牵涉杨文琮，只有杨文球不在其列。当时兄弟四人正在外面，听说此事后，有人劝他们逃亡。杨文琦说：“吾以义动，而临难不赴。且将陷父于辟，安用义为？然偕死，亦无益，吾独承之。”(656)于是，要杨文瓒、杨文球入闽。杨文瓒不肯走，愿共同承担罪责，独遣杨文球便服去福建。杨文琦向宁波地方政府自首，审讯时，“忼慨无巵词”，反复强调杨文瓒“不预谋，请释之，以养父，而自请速死”。时华夏已先在囚中，听说后眼泪涔涔落下(657)。押解杭州过程中，杨文琦作《途中题壁》诗，称：“主不可背，仇不可事。遁迹林泉，聊以明志。鼎钟勿加，刀斧奚怖？陵谷变迁，此节靡贰”(658)，表达了自己的誓死无贰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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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五年（1648）春，杨文琦在杭州的省城狱中，其父杨太公通过送饭的人递进条子，嘱托他“一日未死，当一日读书”(659)。杨文琦作《戊子春日答父狱中好读书手谕》诗以明心志：“圜底愁云惨不舒，遥怜春色到荒庐。半生报国惭无补，一日思亲痛有余。作鬼直须闻道后，断头才是息肩初。此时正可亲圣贤，严训勤拳敢背欤？”(660)在监狱中，杨文瓒与同牢的老师李清唱和不辍。《狱中题壁》：“生为大明臣，死作大明鬼。铁石或可磨，贞心良独韪。”(661)由于华夏独自承担了信书的责任，所以同难之人得逃避责任，但杨文琦坚持要同担责任，结果只有杨文瓒被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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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六年（1649）夏五月二日，杨文琦与华夏同时被害。料理完杨文琦后事，张玉如觉得事情还没有过去，对杨文瓒说：“难犹未止，可速去。”杨文琮也说：“弟但去，有我在。”(662)杨文瓒犹豫不决。果然，谢三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收买地方当局，出狱才18天的杨文瓒又被捕了。五月二十六日，杨文瓒被处决，临终连呼“高皇帝”，享年35岁。谢三宾何以如此仇恨杨氏兄弟？据说谢氏是杨太公的同学，“少相好，长相密也”。明清更替之际，谢氏态度反复无常，杨氏四兄弟“不复以父友事之”(663)，得罪了谢氏，于是才有此报复之举。杨文瓒有《缑城吟》、《东山吟》、《虫史》、《鸟史》、《水仙传》等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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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瓒死后，张玉如负着丈夫的尸体，“纫其首，吮其血，哭尽哀”。忽然有所感悟，说：“杨郎死忠，分也，何以哭为？”于是决定以身相殉，她非常高调地准备着后事。她让人准备了两副棺材，两套寿衣，又召来画师，“写双影”。又上华、屠、董三家，称“余未亡人，明将从地下矣。幸诸姒各自裁”。复遍辞宗亲，拜谢于太公之前。然后投缳自杀，结果被救，没有死成，她大怒说：“将隳我节耶？杨郎迟我久矣！”张玉如在桌几上大写《遗戒》曰：“杨郎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国家。偷生一载，有为而然。妾今从之，亦可无愧于杨郎。所遗二女，杨郎在囚中，已为择婿矣。”(664)闻者皆哭。最后饮药自尽，结果毒性没有马上发作，复投缳而绝，时为六月初二日，正好是丈夫头七日，年仅29岁。沈一贯的孙媳卢端姬听说张氏事迹后，认为有“古烈丈夫风”，“良足愧世”，为作《节义咏八首》以纪事，分别称从容就义、题赞小影、书慰兄弟、拜谢媒使、嘱女于归、立邀史笔、焚香别亲、浓妆自尽(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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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见杨太公时，提出了一个请宗人写传的要求：“吾死矣，然吾宗刺史，文人也，乞之为杨郎兄弟作传，吾死瞑矣。”(666)所谓刺史，是指前高唐牧杨德周。结果，杨德周“年老畏祸，逡巡不敢执笔”(667)。全祖望作《妾面惫》：“郎真好须眉，装以故冠带。含笑随伯兄，羽化听虚籁。可怜吾宗老，缩肭缘利害。有侄怯表章，潜德定终晦。……”(668)然而，张氏卒后二天的六月四日，杨德周写了《楚石圆石二侄孙合传》、《烈女张氏纪略》(669)。《楚石圆石二侄孙合传》末称：“闻受戮时，文瓒大呼高皇帝不绝声，士论壮之”(670)。《烈女张氏纪略》称张氏：“嗟乎！妇之殉夫，自是分内事，然偷生因循者比比。有如氏之死靡贰，视之如归，可不谓从容中之慷慨竞烈古人耶！元石有知，当为辗然而暝。其坟上必化为连理木，亭亭于白杨哀草间，操足凌霜矣。”(671)开始时犹疑不决的杨德周何以后来作传了？最大的可能是张氏的烈女行为改变了杨德周的观念，于是自愿完成了作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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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琦夫人沈氏听说张玉如自杀以后，噭然而哭曰：“吾姒烈矣，吾后之哉！”或劝之，叹曰：“昔陈同甫之传烈女，其姊不屈而死，其妹畏死，卒受辱，诸君将陷我为畏死之妹耶？”亦自经。关于沈氏之死，流传着另一个版本，杨文琦死后，沈氏认为“吾夫始为名士，继拜广文，复擢监军，殉义殉忠，名成论定矣”，所以决定“断不作未亡人，以贻夫人羞”。张氏告别时，沈氏说“兄先弟死，娣先姒死，非我濡滞也，娣誓以夫死七日为期，吾志以夫七终为限，追随亦不远矣”。她也效张氏，叫来了自己的六个兄弟，告诉他们必死的理由。其长兄支持她，称“妹能如是，杨之光、沈之庆也”。六月二十日早上吊而死，年仅36岁(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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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球入闽后，在福宁谒见了兵部尚书刘中藻（1605—1649），刘氏要杨文球参加幕府军事。时杨文球尚未结婚，刘中藻想给他配婚，杨文球说：“谢三宾仇首未悬，未可也。”(673)次年（1649），福宁失守，杨文球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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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的张煌言（1620—1664）闻讯后，后悔当日反对杨文瓒之议，作《挽杨瑶仲广文》、《挽杨玄石侍御》、《挽侍御室人从容就义》三诗吊之(674)，且让人送信，称赞“杨氏一家忠节”。于是，老二杨文琮亲谒张煌言，张煌言“把臂痛哭，托以联络中土事”。此后，杨文琮来往海上不绝。杨太公“亦弗以前祸为戒，勉以善成家风”。可惜，“海上之局日削”，杨文琮“悲愤益甚”(675)。康熙二年（1663）正月初二日，杨太公逝世。不久，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病逝。张煌言听说鲁王病故后，悲痛欲绝，眼见抗清斗争大势已去，于是将义军人马全部解散。降兵们回到大陆，也将海上的秘密信息公开化了。有一位来自海上将领赵彪营中的降卒告状，称杨文琮“将引海上将赵彪为患”。于是，杨文琮被逮到杭州，叹曰：“吾父以天年终，吾可死矣。且吾固雁行中漏网也。”(676)赋绝命词，称：“忠义吾家萃一门，芳名未必寿乾坤。恨深骨肉谁能恤，冤及妻孥何足论？黑地但闻厉鬼啸，青天那管寸心存。凭谁瘗我孤山上，魄是梅花鹤是魂。”(677)他扼吭而卒。卒后，同难的归安人韩炎士遵其遗愿，将他葬于杭州南屏山寺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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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杨文琦四兄弟先后被杀，后人称为“杨氏一门四忠”。而杨文琦妻沈氏、杨文瓒妻张氏则被后人称为“双烈”。全祖望称：“迹其一门被歼，不可谓不惨，然而为故国增重矣。”(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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