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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见杨太公时，提出了一个请宗人写传的要求：“吾死矣，然吾宗刺史，文人也，乞之为杨郎兄弟作传，吾死瞑矣。”(666)所谓刺史，是指前高唐牧杨德周。结果，杨德周“年老畏祸，逡巡不敢执笔”(667)。全祖望作《妾面惫》：“郎真好须眉，装以故冠带。含笑随伯兄，羽化听虚籁。可怜吾宗老，缩肭缘利害。有侄怯表章，潜德定终晦。……”(668)然而，张氏卒后二天的六月四日，杨德周写了《楚石圆石二侄孙合传》、《烈女张氏纪略》(669)。《楚石圆石二侄孙合传》末称：“闻受戮时，文瓒大呼高皇帝不绝声，士论壮之”(670)。《烈女张氏纪略》称张氏：“嗟乎！妇之殉夫，自是分内事，然偷生因循者比比。有如氏之死靡贰，视之如归，可不谓从容中之慷慨竞烈古人耶！元石有知，当为辗然而暝。其坟上必化为连理木，亭亭于白杨哀草间，操足凌霜矣。”(671)开始时犹疑不决的杨德周何以后来作传了？最大的可能是张氏的烈女行为改变了杨德周的观念，于是自愿完成了作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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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琦夫人沈氏听说张玉如自杀以后，噭然而哭曰：“吾姒烈矣，吾后之哉！”或劝之，叹曰：“昔陈同甫之传烈女，其姊不屈而死，其妹畏死，卒受辱，诸君将陷我为畏死之妹耶？”亦自经。关于沈氏之死，流传着另一个版本，杨文琦死后，沈氏认为“吾夫始为名士，继拜广文，复擢监军，殉义殉忠，名成论定矣”，所以决定“断不作未亡人，以贻夫人羞”。张氏告别时，沈氏说“兄先弟死，娣先姒死，非我濡滞也，娣誓以夫死七日为期，吾志以夫七终为限，追随亦不远矣”。她也效张氏，叫来了自己的六个兄弟，告诉他们必死的理由。其长兄支持她，称“妹能如是，杨之光、沈之庆也”。六月二十日早上吊而死，年仅36岁(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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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球入闽后，在福宁谒见了兵部尚书刘中藻（1605—1649），刘氏要杨文球参加幕府军事。时杨文球尚未结婚，刘中藻想给他配婚，杨文球说：“谢三宾仇首未悬，未可也。”(673)次年（1649），福宁失守，杨文球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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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的张煌言（1620—1664）闻讯后，后悔当日反对杨文瓒之议，作《挽杨瑶仲广文》、《挽杨玄石侍御》、《挽侍御室人从容就义》三诗吊之(674)，且让人送信，称赞“杨氏一家忠节”。于是，老二杨文琮亲谒张煌言，张煌言“把臂痛哭，托以联络中土事”。此后，杨文琮来往海上不绝。杨太公“亦弗以前祸为戒，勉以善成家风”。可惜，“海上之局日削”，杨文琮“悲愤益甚”(675)。康熙二年（1663）正月初二日，杨太公逝世。不久，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病逝。张煌言听说鲁王病故后，悲痛欲绝，眼见抗清斗争大势已去，于是将义军人马全部解散。降兵们回到大陆，也将海上的秘密信息公开化了。有一位来自海上将领赵彪营中的降卒告状，称杨文琮“将引海上将赵彪为患”。于是，杨文琮被逮到杭州，叹曰：“吾父以天年终，吾可死矣。且吾固雁行中漏网也。”(676)赋绝命词，称：“忠义吾家萃一门，芳名未必寿乾坤。恨深骨肉谁能恤，冤及妻孥何足论？黑地但闻厉鬼啸，青天那管寸心存。凭谁瘗我孤山上，魄是梅花鹤是魂。”(677)他扼吭而卒。卒后，同难的归安人韩炎士遵其遗愿，将他葬于杭州南屏山寺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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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杨文琦四兄弟先后被杀，后人称为“杨氏一门四忠”。而杨文琦妻沈氏、杨文瓒妻张氏则被后人称为“双烈”。全祖望称：“迹其一门被歼，不可谓不惨，然而为故国增重矣。”(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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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五年（1648）以来，杨氏因为抗清之故，“家经再籍，寸丝粒粟，无复存者”。杨文琮案件，对杨氏一门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事后，其庶弟杨文珽、杨文玠暨诸侄，皆因杨文琮之故遭遣戍，相继毙命在去苏州、常州的路上，尸体不得归。这样，杨秉鼐一支遂绝(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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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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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伸张忠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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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熙年间的收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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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忠双烈卒后，遗骨暴露在祖茔侧，没有后人来料理，别人又畏法不敢收瘗，结果，“土浅草长，麦饭无主”(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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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康熙二年（1663）左右，曾参与抗清的南明太常博士、鄞县人王玉书（1603—1672）(681)，想埋葬他们，写了疏文，告诸好义之人，结果无人响应(682)。那年，发生了庄氏明史案。七年后的康熙九年（1670）冬，杨式傅经过杨美益坟，见诸棺暴露于外，好生奇怪。回家询问其父杨文迅，杨文迅说：“此公鼎叔祖一家柩也。吾杨氏九世事明，而终于瑶仲、赞玉两叔。余与两叔，分则昆弟，谊则朋友（崇祯乙亥同进）。久欲埋之，而力不逮。”杨式傅建议向亲族募捐，杨文迅出面写了引，结果过了几年仍未有人响应。显然，政治形势非常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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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又过了七年，到康熙十六年（1677）夏，杨式傅在石门人曹广家做塾师，教授其长孙曹仔任。谈及杨氏四忠双烈遭难始末，很是同情。曹广（1624—？）(683)，字远思，别号兼山，崇德籍歙县人，与杨文瓒是同年举人。他顺利中了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汀州推官，清冤狱，清廉有循声，调漳州，擢刑部主事。乞养母归。预嘉兴起兵事，不克，监国擢给事中，进左仆卿。后以蜡书致海上，频遭不测”(684)。由此可见，曹广也是一个抗清官员。“盖平日素同臭味，非一时慕义强仁者比也。”(685)曹家是石门县三大家族之一，是徽商后裔，家庭相对富裕，所以有兴趣、有能力做善事。有一次，曹广弟曹度来聊天，当得知四忠双烈未入土事，说：“盛族无一义举乎？”杨式傅回答：“有心者无力，有力者无心。家父欲葬而不能，引以募者有年。”过了几天，曹度再次过来问：“每棺三两可否？”杨式傅回答说够了。十二月初一，杨式傅准备回家过年，除了塾师费，曹广另外拿出20两银子，要杨式傅回家完成埋葬之愿。复写信给宁波的同年进士林时对（1615—1705）(686)，要他事成后回信报告。商人家庭出身的曹广，考虑确实周到，既找到经办者，又设置监督者。完整的体制，保证了做事的效率。十二月六日，杨式傅回到家中，告知了父亲。七日，又与杨美益房房长杨秉纮（1614—1693）商量，杨秉纮当然乐意，称：“曹年伯，异姓也，而葬杨氏之遗骸；汝外房也，而念我房之枯骨。我当拜汝，谁无人心其阻之也。”(687)杨式傅原计划葬六人，即杨秉鼐夫妇、杨文琦夫妇、杨文瓒夫妇。杨秉纮希望增加杨文琮夫妇、三叔杨文瑛、杨秉鼐妾胡氏四棺。杨式傅同意了，称：“此举不葬，当无葬日，当竭力为之。”(688)八日，又拿了曹广的信与银子，谒见了林时对。经过商量，他们最后选定在镜川聚奎桥西立墓。十二月二十八日，即过年前二天，迁葬工作完成，共费银26两多。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林时对回信曹广，告知了详细事宜，顺便也提到了一句“葬费透用”。曹广考虑到杨式傅家庭条件不好，再次补寄6.6两，以体现独立承担之责。此事让曹广十分有成就感，在年谱中自记称：“葬杨赞玉年兄一事，费廉而工省，事集而心劳，皆其家雪岩先生力也。”(689)康熙十七年，曹度应邀作《鄞南杨氏一门忠节合藏记》，称：“此虽一家殉国之忠，则亦累朝养士之报也。”(690)由此，杨氏一门阴魂分离三十年后得相聚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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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十六年底的迁葬活动，宁波城内主要的文化人如林时对、林时跃（1609—？）、林必达（1625—1717）(691)、全吾骐（1629—1696）、杨式傅、李邺嗣、李文纯（1599—1680）、高宇泰（1614—1678）、万斯备（1636—？）、万斯同、徐凤垣（1614—1684）、张瑶芝（1614—1684）(692)等参加了，可以说，宁波城内的几大家族均有人参加。受林时对之托，李邺嗣撰《赠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玄石杨公一门合葬墓志铭》，高宇泰作《合葬殉难杨氏圹志》。全吾骐、林时跃、李文纯、李邺嗣、万期备、万斯同、钱肃乐、徐凤垣、倪元楷、张瑶芝、杨式傅，均作了谢诗(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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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忠双烈安葬活动之所以能顺利完成，除了杨式傅关注、曹氏资助外，与政治形势的缓和有一定关系。这个时候，清朝入关已经三十年，汉人的政治黎明将来临，康熙十七年正月即诏开博学鸿儒科。这正是曹氏敢助葬明代英烈而宁波城内知识分子敢公开活动的背景所在。这是由民间掀起的明朝忠烈纪念活动，是一项有肯定明朝历史符号意义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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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祖望与杨氏四忠双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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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是明朝忠烈事迹保存的积极推动者，他们家时刻关注忠烈事。其高祖全大程（1608—1667）作诗：“辛苦杨家有太公，殷殷教子读囚中。贞臣不必多书卷，一曲《平陵》贯白虹。”(694)这是针对杨太公狱中要儿子读书而作的诗。祖全吾骐（1629—1696）《挽杨职方天璧》称：“一代有忠臣，盛哉三杨裔。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更复雄其间，碧血孤山瘗。殄瘁嗟无路，镜川泪。”(695)康熙十六年（1677），曹广仗义葬推官父子兄弟十棺后，留下一些小遗憾，参军杨文球死在福建，无骨可归，职方杨文琮葬在杭州，“以待迁祔”。三年后的康熙十九年（1680），林时对、全书（1663—1738）诸人曾替杨文球招魂，也想迁葬杨文琮。全书以为：“职方遗意，不必归也。夫南屏数里，张公苍水之骨在焉，而职方偕雪窦山人，均以幕府宾客，其死同，葬之地又同，又奚殊骨肉之相聚矣？”(696)诸遗民与杨氏后裔皆认同此论，于是没有迁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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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雍正二年（1724），时在杭州为塾师的全祖望，与杭州朋友厉鹗（1692—1752）一同到南山谒拜张苍水及雪窦山人、慈溪籍抗清志士魏耕（1614—1662）(697)墓，顺便寻找杨文琮殡。在灌莽中，他终于找到杨文琮坟，在上面加了封土，作《瘗孤山》诗，后又作《杨职方茔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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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年（1738），全祖望得杨式傅所写《杨氏葬录》，写下《杨氏四忠双烈合状》，称：“《葬录》一卷，成于式傅，述其事甚详。予少时求之式傅之后人，不得。岁在戊午，因撰《李舍人昭武阡表》，昭武之曾孙贫甚，困于屠。顾能以表章先人为念，为之起敬。问以昭武遗书，则散佚无有，顾独以《杨氏葬录》来。予惊喜，盖楚石先生与昭武同被囚，昭武狱中与楚石弟圆石为儿女姻，故是书存于李氏。呜呼！杨氏兄弟死义，其家靡有孑遗，而远思以圆石同年贡士，地之相去八百余里，乃推爱于一门，十棺同葬，以同里诸公所未能者一人任之，高义孰与京哉？吾闻乙酉之夏，远思预于禾中，城守之役，慬而得免。其后，累以蜡书致海上，频遭不测，盖平日素同臭味，非一时慕义强仁者比也。呜呼！古今贤愚，总随大化以俱尽。即镜川之抔土，今亦鞠为荒丘。惟是殉国之大节，闵忠之古道，天荒地老，终于不朽。读斯编者，其尚有感于斯文！”(698)李舍人昭武，即史学家李清（1602—1683）。偶然之中，竟然从李清后裔中得到了杨式傅所写《杨氏葬录》，这让全祖望大为感动，于是写了六人合传，以宣扬其忠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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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全祖望写了《监军佥宪楚石公翁洲乞师纪略》、《密揭告变考》(699)。又《续甬上耆旧诗》中，辑录了四忠的遗诗。作《妾面惫》诗，歌颂小杨夫人张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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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嘉庆间的表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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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的活动，与清政府的忠烈表彰有关。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初十日，乾隆皇帝要求崇奖忠贞，风励臣节。“朕惟以大公至正为衡，凡明季尽节诸臣，既能为国抒忠，优奖实同一视。……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使天下万世共知。朕准情理而公好恶，以是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所有应谥诸人，并查《明史》及《辑览》所载，遵照世祖时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谥号。其如何分别定谥之处，著大学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议以闻，并通谕中外知之，钦此！”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初八日，“大学士九卿等将明季并建文时殉节诸臣，悉案史乘核查，拟予专谥、通谥及应入祀忠义祠者，分册具奏，甚为允协，著照所议行。其进呈各册，于姓名事实，摘其梗概，颇见详备，著名为《胜朝殉节诸臣录》，交武英殿刊刻颁行”(700)。从有关的社会反响来看，这项政策深受欢迎与肯定。“昭代大度同天地，迥非汉魏唐宋可得企。”(701)这可能是当时汉族士人的普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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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四忠双烈也在名单之列，允许四忠入忠义祠、双烈入节孝祠，这让镜川杨氏后裔十分激动。可惜，过了二十年，祠未入，碑未立。杨氏后裔杨永赞一直关心此事，出面邀请族人出资完成遗愿，族人响应不多。到了嘉庆元年（1796），国学生杨益焕（1763—1828）独自出资，在聚魁坊东立专祠“忠烈祠”(702)。嘉庆八年（1803），杨思亲（1757—1798）妻陈氏（1759—1833）建文昌阁十余间，又奉主于阁之东，置田祭祀(703)。嘉庆十八年（1813），杨学泗汇订记录四忠双烈事迹有关文献，编为《杨氏一门忠节录》。嘉庆十九年（1814），杨伟仪作律二首，称：“昭代垂怜故国忠，君仁臣义道原同。一家正气留青史，十柩正气化白虹。”(704)嘉庆二十二年（1817），杨益宝、杨学载等人重立碑石，请余文统大书“杨氏一门忠烈”六字。九月十七日，杨氏上额于郡城旌忠庙，杨伟仪复作《旌庙悬额祭祖诗》，称：“庙貌巍然壮郡城，衣冠拜谒聚群英。兴朝大度同天地，易代孤臣遇圣明。抗节一门留士气，推恩千古快人情。悬堂题词应无愧，敬告先灵荐特牲。”(705)杨学载作《祭烈愍公祠诸公位次配享并祭文》，杨学泗作《祭烈愍一家文》、《合祭先四忠公及同难诸先生文》。道光二十六年（1846），《杨氏一门忠节录》由杨伟儒刊刻于世(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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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明清王朝更替中的抗清人物？从明朝来说是忠孝，而从清朝来说是顽民。到了康熙时代，因形势的变化，民间发动了纪念忠烈的活动。到了乾隆中后期，政府也开始肯定抗清之士，给予忠烈称号。由此，嘉庆年间，杨氏开展了四忠双烈的纪念活动。不管如何，由民间而政府，最终肯定抗清之士，从政治气量上说是很大的。这样的事，确实在历史上不多。“君仁臣义道原同”，这样的活动有利于清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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