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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雍正二年（1724），时在杭州为塾师的全祖望，与杭州朋友厉鹗（1692—1752）一同到南山谒拜张苍水及雪窦山人、慈溪籍抗清志士魏耕（1614—1662）(697)墓，顺便寻找杨文琮殡。在灌莽中，他终于找到杨文琮坟，在上面加了封土，作《瘗孤山》诗，后又作《杨职方茔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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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年（1738），全祖望得杨式傅所写《杨氏葬录》，写下《杨氏四忠双烈合状》，称：“《葬录》一卷，成于式傅，述其事甚详。予少时求之式傅之后人，不得。岁在戊午，因撰《李舍人昭武阡表》，昭武之曾孙贫甚，困于屠。顾能以表章先人为念，为之起敬。问以昭武遗书，则散佚无有，顾独以《杨氏葬录》来。予惊喜，盖楚石先生与昭武同被囚，昭武狱中与楚石弟圆石为儿女姻，故是书存于李氏。呜呼！杨氏兄弟死义，其家靡有孑遗，而远思以圆石同年贡士，地之相去八百余里，乃推爱于一门，十棺同葬，以同里诸公所未能者一人任之，高义孰与京哉？吾闻乙酉之夏，远思预于禾中，城守之役，慬而得免。其后，累以蜡书致海上，频遭不测，盖平日素同臭味，非一时慕义强仁者比也。呜呼！古今贤愚，总随大化以俱尽。即镜川之抔土，今亦鞠为荒丘。惟是殉国之大节，闵忠之古道，天荒地老，终于不朽。读斯编者，其尚有感于斯文！”(698)李舍人昭武，即史学家李清（1602—1683）。偶然之中，竟然从李清后裔中得到了杨式傅所写《杨氏葬录》，这让全祖望大为感动，于是写了六人合传，以宣扬其忠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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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全祖望写了《监军佥宪楚石公翁洲乞师纪略》、《密揭告变考》(699)。又《续甬上耆旧诗》中，辑录了四忠的遗诗。作《妾面惫》诗，歌颂小杨夫人张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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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嘉庆间的表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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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的活动，与清政府的忠烈表彰有关。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初十日，乾隆皇帝要求崇奖忠贞，风励臣节。“朕惟以大公至正为衡，凡明季尽节诸臣，既能为国抒忠，优奖实同一视。……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使天下万世共知。朕准情理而公好恶，以是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所有应谥诸人，并查《明史》及《辑览》所载，遵照世祖时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谥号。其如何分别定谥之处，著大学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议以闻，并通谕中外知之，钦此！”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初八日，“大学士九卿等将明季并建文时殉节诸臣，悉案史乘核查，拟予专谥、通谥及应入祀忠义祠者，分册具奏，甚为允协，著照所议行。其进呈各册，于姓名事实，摘其梗概，颇见详备，著名为《胜朝殉节诸臣录》，交武英殿刊刻颁行”(700)。从有关的社会反响来看，这项政策深受欢迎与肯定。“昭代大度同天地，迥非汉魏唐宋可得企。”(701)这可能是当时汉族士人的普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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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四忠双烈也在名单之列，允许四忠入忠义祠、双烈入节孝祠，这让镜川杨氏后裔十分激动。可惜，过了二十年，祠未入，碑未立。杨氏后裔杨永赞一直关心此事，出面邀请族人出资完成遗愿，族人响应不多。到了嘉庆元年（1796），国学生杨益焕（1763—1828）独自出资，在聚魁坊东立专祠“忠烈祠”(702)。嘉庆八年（1803），杨思亲（1757—1798）妻陈氏（1759—1833）建文昌阁十余间，又奉主于阁之东，置田祭祀(703)。嘉庆十八年（1813），杨学泗汇订记录四忠双烈事迹有关文献，编为《杨氏一门忠节录》。嘉庆十九年（1814），杨伟仪作律二首，称：“昭代垂怜故国忠，君仁臣义道原同。一家正气留青史，十柩正气化白虹。”(704)嘉庆二十二年（1817），杨益宝、杨学载等人重立碑石，请余文统大书“杨氏一门忠烈”六字。九月十七日，杨氏上额于郡城旌忠庙，杨伟仪复作《旌庙悬额祭祖诗》，称：“庙貌巍然壮郡城，衣冠拜谒聚群英。兴朝大度同天地，易代孤臣遇圣明。抗节一门留士气，推恩千古快人情。悬堂题词应无愧，敬告先灵荐特牲。”(705)杨学载作《祭烈愍公祠诸公位次配享并祭文》，杨学泗作《祭烈愍一家文》、《合祭先四忠公及同难诸先生文》。道光二十六年（1846），《杨氏一门忠节录》由杨伟儒刊刻于世(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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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明清王朝更替中的抗清人物？从明朝来说是忠孝，而从清朝来说是顽民。到了康熙时代，因形势的变化，民间发动了纪念忠烈的活动。到了乾隆中后期，政府也开始肯定抗清之士，给予忠烈称号。由此，嘉庆年间，杨氏开展了四忠双烈的纪念活动。不管如何，由民间而政府，最终肯定抗清之士，从政治气量上说是很大的。这样的事，确实在历史上不多。“君仁臣义道原同”，这样的活动有利于清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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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七、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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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的变化，决定其与政府合作与否。在汉族王朝之世，杨氏乐与朝廷合作。而到了蒙古人统治时期，则坚决不出仕，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气节。结果，这个家族在元代没有政治人物。进入新王朝以后，也因打击豪右政策而受到牵连。虽然有人想走科举之路，但显然缺乏准备，成功率低。直到明中叶景泰初年，才有突破。此后百年左右，成为宁波科举大家族。正德以后，少有人中举，固然有杨氏后裔退化因素，也与宁波科举教育大环境变化有关。正德以后，宁波科举中式率越来越低。在科举时代，参加科举是家族兴旺发达的关键。而科举的衰落，则使它成为一个普通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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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家族有可能成为科举家族？有实力的富户，重视教育的家庭，有可能中进士。有了经济基础，才可能成为近世家族。有了文化基础，才有可能成为科举家族。有钱不一定有文化，有了钱再有文化，才是成为科举家族的因素所在。一个家族要积累多少代才有可能中进士？明代镜川杨氏，经过祖上三代的积累，到了第四代，才中了进士。镜川杨氏，出了十个进士，三个尚书，一个侍郎，一个省级官员，其他级别官员无数，从而成为科举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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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因素，决定科举家族发达与否。明代，国家只管选举，不管教育。秀才之前的教育，完全是私塾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好的塾师，决定了科考的成功与否。杨氏的成功，是因为出了一个优秀的塾师杨范。其子与孙辈，均是由杨范一手教育出来的。杨守陈成功以后，又承担了弟弟与子孙们的教育工作。家族的教育互助，优秀人员的带动，成功人士的辅导，是家族发迹的关键因素。在杨氏家庭教育中，专攻《易》经，自杨起汶开始，前后几代，甚至女婿外孙，均靠《易》经中进士。这样，把教育落实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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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上进，是成功的内在因素。在一个大环境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家族是否发达，与个人是否要求上进，是否能干有关。观察杨氏家族发展史，可以发现，杨氏代有能人。这个家族的人，因为勤奋与能干，成为当地富户。在家族中落后，又因杨自惩能干，夫人张氏更能干，结果生出三个能干的儿子，让杨氏成为江南大家。因父亲能干，女儿也能干。结果，三个陆氏外甥也能干。这种遗传基因，是这个家庭不断出能人的内在因素。这种能干，施之于科举，就使他们成为科举强势家族，科举让其成为东南地区最著名的大家族之一。成功，是要付出个人努力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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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家族是一个典型的“士型大夫”家族。所谓“士型大夫”，是相对于“吏型大夫”而言的，指知识分子习气较重的官员。借用雍正皇帝的话说，前者可称“秀才”，后者可称“奴才”。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国家长远原则（“义”）为首任，后者以个人眼前利益（“利”）为首务。“士有所见，则趋舍之际不夺于爱憎利害之私，特立而独行矣。……世之搢绅学士，自谓见道，而其趋舍之际卒夺于私而不率乎道者，皆无见者耳。”(707)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往往以国家的长远利益为己任；而多数情况下，皇帝与下属官员往往只顾自己眼前在任期间的个人利益。如此，官场时常出现正义与邪气的斗争。杨氏家族自杨守陈开始，直到杨守随、杨守阯、杨守隅、杨茂元、杨茂仁，两代达官均有士大夫习气，“平生视天下事皆分内”，一身正气，容不得半点邪气。他们所处的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时代，又是明朝政治问题特多的明中叶。这个时代，注定了他们难以有较大的正面作为。由此，这个家族成员的批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们受到的政治打击也特别大。特别在与权宦刘瑾的斗争中，达到了高峰。虽然正德五年八月后政治名誉有所恢复，但副作用也是明显的，导致他们害怕涉足政治舞台。三杨“素以名节勗，子孙之继起者亦莫不以名节自励”(708)，这就出现了清初的“四忠双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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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家族成员也是典型的浙江人，比较实干。杨守陈、杨守随、杨守阯、杨茂元四人最为典型，他们不会为了自己的官场利益而钻营讨好皇帝。一旦外放出任地方官，也不会计较，如杨茂元在长沙与安庆知府任上，政绩卓著。因为他们心中只有国家利益而没有自身个人利益考虑，他们的民本意识很强，关心民间百姓。这样的官员会得到历史的公正评判，而对其家族自身的眼前发展不太有利。要平衡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寻找到合适的分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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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一三《重建州学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491册，第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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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高宇泰《敬止录》第五册《学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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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国）杨存淇《镜川杨氏宗谱》卷一八《祠墓》，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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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钱嗣容《式攀公传》，杨存淇《镜川杨氏宗谱》卷一五《行传》，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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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国）杨存淇《镜川杨氏宗谱》卷一八《祠墓》，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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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郑真《荥阳外史集》卷四〇《跋彩烟杨氏族谱》，《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1234册，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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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雍正《山西通志》卷六四《氏族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544册，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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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明）郑真《荥阳外史集》卷四〇《跋彩烟杨氏族谱》，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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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三《洛阳杨氏族谱序》，《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1207册，第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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