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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对杨永赞说：“修谱易有过，子宜勿为也。”杨永赞回答说：“吾尽吾心而已，有过与否，所勿计也。故每有未立传而急补者，有既立传而仍删者。向各房查系，并有至十数往还而不怠者，可谓尽心矣。夫百口之家，更十余稔，而偻数其人，多有遗忘者，况网罗四方百代之族耶？镜川一支，考核务严。他如支分派远，未及详载，非遗忘也，盖将阙以有待也。然则有过之名，不容受也，亦不必辞耳。”(59)由此可知，杨永赞修谱的决心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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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杨伟烈、杨伟英等人协助纂修。杨伟烈(60)（1739—1827），字丕哉，号培斋，邑庠生。杨伟英（1754—1821），字首春，号西庚，官名邦墉，邑庠生，晋封通议大夫，好读乡贤遗稿，并为之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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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六年（1791）春，60岁的杨永赞“谋诸宗族，猛勇钞此”。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冬，“稿成”(61)。乾隆六十年正式刊刻。前后经过了十多年时间。乾隆《镜川杨氏宗谱》，封面题“四知堂藏本”，内文题“报本堂木活字本”，六卷，四册，现唯天一阁收藏一部。这部族谱是镜川杨氏现存最早的版本，后世族谱的续修皆以此为本。杨永赞等在镜川谱散失殆尽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终完成族谱创修之大业，“以一身当百有四十余年之中绝，网罗故系，采辑旧闻，久乃告成，厥功非小”(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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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赞重修《镜川杨氏宗谱》，其体例主要参照了邻村的《槎湖张氏谱》。乾隆本《镜川杨氏宗谱》分上中下三卷，除序和义例，共有21类，分别是地图、氏原、卜籍、家范、行第、世系、宠命、仕宦、科贡、庠俊、吏掾、处士、阃行、宗公、寿考、第宅、祠墓、著述、辨疑、守谱、题跋后序。这次家谱的编纂更加严谨、求实。如新增凡例言“我族厚公自苏迁鄞，当首鄞谱以系世。而旧谱必自康国公、砺公始者，不欲迁其祖父也。今定以厚公为一世肇基之祖，再追叙康国公祖父两代，连厚公，仍以五代起世。自厚公以前，则为占籍姑苏之远祖。其不联一图者，使后人知世次所由起而源流亦易明云”(63)。杨永赞等认为杨厚才是镜川杨氏的肇基始祖，而杨康国、杨砺等只能算是远祖，其求实之态度可见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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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谱靠修，也要靠传承。乾隆本《镜川杨氏宗谱》对于守谱有着严格的规定。其一，守谱乃是宗族事之大者，不可有半点疏忽，“子孙而不知守其谱，是忘乎其先也”。其二，旧谱之所以散佚，是跟守谱不得法有密切的关系，断不可重蹈覆辙，“欲垂永久而勿失，则必慎所守也”。其三，明确族谱分管之家，以防日久遗失。“凡正谱三册，东杨藏一册，西杨藏一册，中杨藏一册。副本共七册，青山存一册，东杨前宅存一册，后宅一册，西杨仁、义、智三房各存一册，夹塘礼房一册。”其四则提出了几种具体的守谱方法，如“加封锁架阁于祠宇，一如镇宅莲经，此乙法也。或付宗长收藏，送迎输守，严加珍护。每逢伏日晒烺，勿致稍有蛀烂，此乙法也。抑或付当年者输守，于正月交出，各房挨次输守。岁时祭祀之日，通族会集，展阅一回，亦所以防蛀烂，此又一法也”(64)。此外，还收录诸家守谱条例，有《引证守谱条例》，以供子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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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本《镜川杨氏宗谱》有《辨疑》一卷，史料价值弥足珍贵。《辨疑》一卷是宗谱编纂者对旧谱的辩证，这是研究镜川杨氏历史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很多信息难以得到考究或佐证。如对于杨氏字辈的考证，十分清楚。“梦觉云臣，时如应显，元成兴熙，自守茂美，承德秉文，式永益伟”六句，乃是镜川杨氏远祖康国而下八世祖所创书。至新五朝奉训诫子弟义不仕元，改“元”字为“新”字。明代洪武年间舒经所作的谱序称新五朝奉“缀十六字，为后来子孙第行”(65)，且言新五朝奉改“承德秉文”句为“承厚积宏”，而后杨守陈复改“承厚积宏”为“承德秉文”。杨永赞等通过《青山谱》等资料的考证，证明舒经所言有误。再如，对杨再十一君名为杨珪的考证。这些考证，都为镜川杨氏家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诸多依据，同时大大增加了其自身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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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光《镜川杨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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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道光年间，距乾隆末修谱已经有四十余年，于是杨氏家族中有识之士提出续修族谱。道光二十一年（1841），仁房杨伟灿、澄川房杨学载倡议续修家谱，邀宗人在镜川里开会，商议开局修谱之事。“旋遭夷扰，中止”(66)。所谓“夷扰”，指第一次鸦片战争，这年十月，宁波城陷，也致使修谱活动一度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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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结束后，杨益宝再度倡议修谱。杨益宝（1760—1848），字嘉善，号稼船。杨守阯十世孙，家居桂芳桥（今宁波梅园小区内）。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五岁，“家道素约，食指复繁”，其父命其“废学，客缑城”。缑城是宁海别名。所谓“客”，实是做生意。“翁先年客宁海贸易，以信行著闻。”(67)“操筹之暇，每以定省疏旷为憾。”嘉庆四年（1799）四十岁后，归家主持家政。杨益宝膝下无子，其子杨伟儒是过继的。杨益宝家财颇丰，嘉庆三年（1798），“倡捐白金二百两”(68)，建世德堂，以合祀杨范以下列祖。嘉庆十年（1805），斥资重修碧川公精舍，修葺碧川公影堂，对宗族事务十分热心。他认为：“夫谱者，属也，谓世数之周普也。谱者，属也，谓人生相系属也。宗谱自修于乾隆年间，迄今阅一世有余。而数千家之生人，蛰蛰绵绵，蕃衍莫叙。倘不及时而敬宗收族，廓前谱而大同之，将创议于前者，其志不遂，而何以告成功，以昭祖宗之美而纪子孙之盛耶？”(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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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益宝虽有续修之倡，捐资之举，然毕竟年事已高，经族人商议，这次主修的使命落到杨学载身上。杨学载（1790—1849），字笔言，号碧厓，又号东桥，郡增广生。这次续修，有明确分工负责机制。“世系俱各房主事者查明，……倘有遗漏，责有攸归。”(70)这一机制使得分工明确，责有专属，减少了讹误的发生，这在后来的几次续修中成为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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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修谱，也得到了杨伟儒的全力赞助。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杨学载找杨伟儒商量，说：“重修宗谱，多历年所议，印刻经资未敷，奈何？”杨伟儒说：“心未坚，志未决，是以愿不遂而功不成也。”答应出资。不久，延聘暨阳傅文耀先生“审详锓版，立局在东、西杨间新风堋庙，邀宗人备器什，权舆其事。于是，鉴阅前谱，搜罗遗编，获寸缄尺牍，长章大篇，有关先代者，随时钞录，递柬于局内，循次而补辑之。第家务烦冗，不得时时在局中同襄厥政，而一棹来过，风雨寒暑，往返数十次。族中琐碎轇轕，一切调停毋畸。至修谱章程，惟略表其大端，而未遑细核。若夫世系，向交各房分校。碧川房派独膺其役，不惮家稽户察，废修坠举，详考细征，四易稿而后定。似井然不紊，而涣然靡遗，盖所条陈而缕述之者此耳。自春徂秋，六阅月而葳事，读终篇，瞻洽周详于前谱。虽有增删处，修短合度，疑信相参，荟萃而汇为巨观，非妄行窜易也。而卷帙浩繁，较前过半。纸札印料等费都钜，将伯者，其谁助之。家大人有训云‘钱财当须为祖宗用耳’。经资未敷，独任奚辞。上以光祖宗，下以示子孙。谱牒煌煌，亘诸久远矣。”(71)由此可知，宗谱的编纂与刊刻，均放在新风堋庙。刊工傅文耀承担了家谱的刊刻工作。杨伟儒不仅出资，而且承担了碧川房派支谱的编纂工作。全部工作，花费了六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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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镜川杨氏宗谱》，报本堂木活字本，二十六卷。此版本宗谱印刷了28部，现唯天一阁收藏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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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编撰，分氏原、卜籍、地图、行次、家训、世系、仕宦、宠命、科贡、庠俊、吏掾、处士、宗公、寿考、佚传、阃范、第宅、祀墓、著述、祀典、辨疑、集证、旧谱序源、采访录存、谨守家乘、补序题跋，共26类。增《佚传》一卷，《祀典附遗藏》一卷，《集证》一卷，《旧谱序源》一卷，《采访录存》一卷。《佚传》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延时送来的各房所收藏的文章，一是杨氏先祖文集中应当收入宗谱的文章，前者来不及分类，后者与一般著述不同，故将二者另为《佚传》一卷。《祀典附遗藏》一卷主要记录当祀典之先祖及祖上的诗文典册的相关内容。《集证》一卷是对前谱中不确之处的考证内容，解决了不少阙疑。修谱时，对所有联谱的杨氏分支都进行了严格的专人采访，考证其是否为镜川杨氏之分支，采访的内容记录，另辟一卷，是为《采访录存》。另外重修时，增录辨疑两条，分别是对其先祖杨正权和杨成七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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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学载辨析了宗谱创修与继修之异同，而强调继修之难。“或谓宗谱在创而修之者能耳，而继而重修之者殊易。不知创修者，汇先世遗编，条序而鳞次之，至无所证据，曰以俟后人再订，是盖深望与。继修者虽有全帙可凭，而每卷每篇，疑信相参，欲求先世遗编，十不得一二焉。传记之矛盾，世系之龃龉，科贡仕宦之无征，祠墓第宅之不核，种种抵牾，心曷以安？故继修者较创修者为尤难。且夫散者而使之聚也，绝者而使之续也，亡者而使之存也，略者而使之详也，非修谱之常经乎？岂攀援附会得以了厥事哉？”(72)由此可知，续修的考订难度也较大。道光《镜川杨氏宗谱》的特点是考订精详。“锦心铁手，殚力纂修，仿史氏之体裁，补宗牒之阙漏，正误刊谬，考订详明。五阅春秋，始克告竣，而规模更见完备焉。”(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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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乾隆谱做了一些更定。“前谱世系以六代为行，今遵欧法，横列五世，提为一章，以明五服，更以五世起至九世，列为一图，以明九族，世经人纬，仍遵欧法，以五代为准。”(74)改五代为一图，五服与九族的宗族伦理观念得到更多的体现。涉及到一些隐晦的书法也有一定的更改，如“谱中所记，与史例异，盖为亲者讳，为尊者讳耳。若旧谱有书‘降等’，书‘死非命’，一概节删，崇宗谊也，以寓有褒无贬之意”。“改适者，书其姓氏不详。”“有随母改适及出赘者，后许归宗，故并志之，以昭一本。”(75)这些皆属于家谱的笔法，可以看出伦理观念在家谱编修过程中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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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绪《镜川杨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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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初年，距道光修谱又有近四十年，续修族谱再次提上议程。杨习梴《重修宗谱序》称：“至今一世有余，子孙繁衍，虽昭穆攸分，而近世生卒配葬事多未曾入谱。……或迁居于外，或散居于城中，未能详悉。若不及时重修，其远出者固恐日久难稽其世系，而在近居者亦将有遗漏之虞，非所以追远睦族也。”(76)杨存本《重修宗谱序》言：“迄今阅年四十，汇议续修。荷蒙列祖神灵，同宗欣然，咸有是志。特翻阅旧谱，章程条目虽立于前，祖德宗功虽表其美，而子侄之繁衍，支派之浩瀚，迁徙散处之纷纭，盛于今而胜于昔也。使非勤于访问，详为稽查，必至谬误遗漏，愈久愈失，其何以承先而启后乎？”(77)可见，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杨氏人多支繁，迫切需要重修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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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1882）四月，杨习龄（1811—1882）、杨习祚（1868—1900）与杨习梴商议续修，取得堂叔杨学沚、杨学济及族叔杨学政的支持，同往东、西杨村，会同公议。大家踊跃支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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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宗谱的纂修，经过了支谱与总谱两个阶段。“特族大支繁，经费浩大，一时不能汇同，请宗干等自举，采访各房支谱，先行纂修。”(79)经宗族商议，由杨习梴、杨习镜、杨存本(80)三人担任主修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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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习梴（1853—1916），学名开祺，字景松，号忠栻。父亲早逝，四岁由伯父抚养，“十二岁始与伯父分炊”(81)，独立门户。“少习举子业，文章平正通达，不炫新奇。因久困童试，乃纳粟，游武林，十赴秋闱，两膺鹗荐。奈命途多舛，不获售。既乃弃而习医，兼精内外，以活人存心，不亟亟以利为。当新政发生，立宪自治，君为都人士推许膺选。尔时，任议员之职者，屡多假名公益，自专权利，遭乡里诽谤者比比也。君独静默自持，以好事为戒，惟于议地方利弊之事，不肯以泄泄沓沓可否峡谷岐耳。”杨习梴的“城自治议员”身份，是宣统三年（1911）宁波府地方自治会职务(82)。杨习梴壮年时，“修辑十六宗族宗谱，独任其劳，费多补助，并绘十五代相册，兼修历代祖墓”(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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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习镜（1850—1890），字迁范，号虚堂，庠生，享年41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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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存本（1835—1907），一名力田，学名世友，字立生，号律笙，别号筱岩，国学生，例封征仕郎。杨存本幼时多病，“人佥谓少年虚损，必不久于世”，后经其母悉心调养，逐渐健实。他“常潜修一室，左右置经史，供朝夕观摩”，特立独行，喜读古诗文，淡泊名利，不应科举，“惟族中义塾、祠众、庙会、宗谱诸要务，责无旁贷”(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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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年余的努力，到光绪十年（1884）春，各支谱完成。其间，杨学政、杨学济、杨习龄相继离世，杨习梴“虽有志协修而力不足”(86)。在最后汇总阶段，杨习镜（1816—1879）承担了主编任务。“幸西杨房长伟铨公议定协修”(87)，此谱得成。杨伟铨“魁梧其貌，旷达其胸”(88)，对宗族事务十分热心，此次续修家谱用力颇多。此次修谱经费，按人口捐款。“仍照前例，设局于风堋新庙，汇合支谱，再行检阅，以付枣梨。”(89)四月开工，八月刊刻完成。光绪《镜川杨氏宗谱》，分教堂木活字本，二十六卷。此版本宗谱印刷了22部，现唯天一阁收藏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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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会习俗的变化，光绪本《镜川杨氏宗谱》有几点具体的变更。如“古无冥配礼，今冥配甚多，且有以夭殇冥配者。公议未十六岁者，虽配不书；已十六岁者，书冥配某氏，不详生卒，而亦不得立继”。冥配，又叫阴婚或冥婚，是将已死男女配成夫妇，汉代之前即已出现。有清一代，随着贞节观念的加深，冥配的习俗盛行，此次续修，对于是否入谱，做了明确的规定。再如当时娶典妇的现象较为普遍，“议以典妇生子，书典某氏，削其生卒，未生子者不书，惟贫乏不能娶而以典妇为原配者，只书典某氏。若典有夫之妇，虽生子不书。其子有出典于人者，作改适论。”对于典妇是否入谱，如何书写，都很明确。另外，考虑前谱可能混淆生卒无考与改适之人，“明书改适，再削生卒，以杜混淆”(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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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国的宗谱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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