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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结束后，杨益宝再度倡议修谱。杨益宝（1760—1848），字嘉善，号稼船。杨守阯十世孙，家居桂芳桥（今宁波梅园小区内）。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五岁，“家道素约，食指复繁”，其父命其“废学，客缑城”。缑城是宁海别名。所谓“客”，实是做生意。“翁先年客宁海贸易，以信行著闻。”(67)“操筹之暇，每以定省疏旷为憾。”嘉庆四年（1799）四十岁后，归家主持家政。杨益宝膝下无子，其子杨伟儒是过继的。杨益宝家财颇丰，嘉庆三年（1798），“倡捐白金二百两”(68)，建世德堂，以合祀杨范以下列祖。嘉庆十年（1805），斥资重修碧川公精舍，修葺碧川公影堂，对宗族事务十分热心。他认为：“夫谱者，属也，谓世数之周普也。谱者，属也，谓人生相系属也。宗谱自修于乾隆年间，迄今阅一世有余。而数千家之生人，蛰蛰绵绵，蕃衍莫叙。倘不及时而敬宗收族，廓前谱而大同之，将创议于前者，其志不遂，而何以告成功，以昭祖宗之美而纪子孙之盛耶？”(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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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益宝虽有续修之倡，捐资之举，然毕竟年事已高，经族人商议，这次主修的使命落到杨学载身上。杨学载（1790—1849），字笔言，号碧厓，又号东桥，郡增广生。这次续修，有明确分工负责机制。“世系俱各房主事者查明，……倘有遗漏，责有攸归。”(70)这一机制使得分工明确，责有专属，减少了讹误的发生，这在后来的几次续修中成为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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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修谱，也得到了杨伟儒的全力赞助。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杨学载找杨伟儒商量，说：“重修宗谱，多历年所议，印刻经资未敷，奈何？”杨伟儒说：“心未坚，志未决，是以愿不遂而功不成也。”答应出资。不久，延聘暨阳傅文耀先生“审详锓版，立局在东、西杨间新风堋庙，邀宗人备器什，权舆其事。于是，鉴阅前谱，搜罗遗编，获寸缄尺牍，长章大篇，有关先代者，随时钞录，递柬于局内，循次而补辑之。第家务烦冗，不得时时在局中同襄厥政，而一棹来过，风雨寒暑，往返数十次。族中琐碎轇轕，一切调停毋畸。至修谱章程，惟略表其大端，而未遑细核。若夫世系，向交各房分校。碧川房派独膺其役，不惮家稽户察，废修坠举，详考细征，四易稿而后定。似井然不紊，而涣然靡遗，盖所条陈而缕述之者此耳。自春徂秋，六阅月而葳事，读终篇，瞻洽周详于前谱。虽有增删处，修短合度，疑信相参，荟萃而汇为巨观，非妄行窜易也。而卷帙浩繁，较前过半。纸札印料等费都钜，将伯者，其谁助之。家大人有训云‘钱财当须为祖宗用耳’。经资未敷，独任奚辞。上以光祖宗，下以示子孙。谱牒煌煌，亘诸久远矣。”(71)由此可知，宗谱的编纂与刊刻，均放在新风堋庙。刊工傅文耀承担了家谱的刊刻工作。杨伟儒不仅出资，而且承担了碧川房派支谱的编纂工作。全部工作，花费了六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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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镜川杨氏宗谱》，报本堂木活字本，二十六卷。此版本宗谱印刷了28部，现唯天一阁收藏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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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编撰，分氏原、卜籍、地图、行次、家训、世系、仕宦、宠命、科贡、庠俊、吏掾、处士、宗公、寿考、佚传、阃范、第宅、祀墓、著述、祀典、辨疑、集证、旧谱序源、采访录存、谨守家乘、补序题跋，共26类。增《佚传》一卷，《祀典附遗藏》一卷，《集证》一卷，《旧谱序源》一卷，《采访录存》一卷。《佚传》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延时送来的各房所收藏的文章，一是杨氏先祖文集中应当收入宗谱的文章，前者来不及分类，后者与一般著述不同，故将二者另为《佚传》一卷。《祀典附遗藏》一卷主要记录当祀典之先祖及祖上的诗文典册的相关内容。《集证》一卷是对前谱中不确之处的考证内容，解决了不少阙疑。修谱时，对所有联谱的杨氏分支都进行了严格的专人采访，考证其是否为镜川杨氏之分支，采访的内容记录，另辟一卷，是为《采访录存》。另外重修时，增录辨疑两条，分别是对其先祖杨正权和杨成七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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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学载辨析了宗谱创修与继修之异同，而强调继修之难。“或谓宗谱在创而修之者能耳，而继而重修之者殊易。不知创修者，汇先世遗编，条序而鳞次之，至无所证据，曰以俟后人再订，是盖深望与。继修者虽有全帙可凭，而每卷每篇，疑信相参，欲求先世遗编，十不得一二焉。传记之矛盾，世系之龃龉，科贡仕宦之无征，祠墓第宅之不核，种种抵牾，心曷以安？故继修者较创修者为尤难。且夫散者而使之聚也，绝者而使之续也，亡者而使之存也，略者而使之详也，非修谱之常经乎？岂攀援附会得以了厥事哉？”(72)由此可知，续修的考订难度也较大。道光《镜川杨氏宗谱》的特点是考订精详。“锦心铁手，殚力纂修，仿史氏之体裁，补宗牒之阙漏，正误刊谬，考订详明。五阅春秋，始克告竣，而规模更见完备焉。”(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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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乾隆谱做了一些更定。“前谱世系以六代为行，今遵欧法，横列五世，提为一章，以明五服，更以五世起至九世，列为一图，以明九族，世经人纬，仍遵欧法，以五代为准。”(74)改五代为一图，五服与九族的宗族伦理观念得到更多的体现。涉及到一些隐晦的书法也有一定的更改，如“谱中所记，与史例异，盖为亲者讳，为尊者讳耳。若旧谱有书‘降等’，书‘死非命’，一概节删，崇宗谊也，以寓有褒无贬之意”。“改适者，书其姓氏不详。”“有随母改适及出赘者，后许归宗，故并志之，以昭一本。”(75)这些皆属于家谱的笔法，可以看出伦理观念在家谱编修过程中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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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绪《镜川杨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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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初年，距道光修谱又有近四十年，续修族谱再次提上议程。杨习梴《重修宗谱序》称：“至今一世有余，子孙繁衍，虽昭穆攸分，而近世生卒配葬事多未曾入谱。……或迁居于外，或散居于城中，未能详悉。若不及时重修，其远出者固恐日久难稽其世系，而在近居者亦将有遗漏之虞，非所以追远睦族也。”(76)杨存本《重修宗谱序》言：“迄今阅年四十，汇议续修。荷蒙列祖神灵，同宗欣然，咸有是志。特翻阅旧谱，章程条目虽立于前，祖德宗功虽表其美，而子侄之繁衍，支派之浩瀚，迁徙散处之纷纭，盛于今而胜于昔也。使非勤于访问，详为稽查，必至谬误遗漏，愈久愈失，其何以承先而启后乎？”(77)可见，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杨氏人多支繁，迫切需要重修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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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1882）四月，杨习龄（1811—1882）、杨习祚（1868—1900）与杨习梴商议续修，取得堂叔杨学沚、杨学济及族叔杨学政的支持，同往东、西杨村，会同公议。大家踊跃支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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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宗谱的纂修，经过了支谱与总谱两个阶段。“特族大支繁，经费浩大，一时不能汇同，请宗干等自举，采访各房支谱，先行纂修。”(79)经宗族商议，由杨习梴、杨习镜、杨存本(80)三人担任主修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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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习梴（1853—1916），学名开祺，字景松，号忠栻。父亲早逝，四岁由伯父抚养，“十二岁始与伯父分炊”(81)，独立门户。“少习举子业，文章平正通达，不炫新奇。因久困童试，乃纳粟，游武林，十赴秋闱，两膺鹗荐。奈命途多舛，不获售。既乃弃而习医，兼精内外，以活人存心，不亟亟以利为。当新政发生，立宪自治，君为都人士推许膺选。尔时，任议员之职者，屡多假名公益，自专权利，遭乡里诽谤者比比也。君独静默自持，以好事为戒，惟于议地方利弊之事，不肯以泄泄沓沓可否峡谷岐耳。”杨习梴的“城自治议员”身份，是宣统三年（1911）宁波府地方自治会职务(82)。杨习梴壮年时，“修辑十六宗族宗谱，独任其劳，费多补助，并绘十五代相册，兼修历代祖墓”(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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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习镜（1850—1890），字迁范，号虚堂，庠生，享年41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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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存本（1835—1907），一名力田，学名世友，字立生，号律笙，别号筱岩，国学生，例封征仕郎。杨存本幼时多病，“人佥谓少年虚损，必不久于世”，后经其母悉心调养，逐渐健实。他“常潜修一室，左右置经史，供朝夕观摩”，特立独行，喜读古诗文，淡泊名利，不应科举，“惟族中义塾、祠众、庙会、宗谱诸要务，责无旁贷”(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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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年余的努力，到光绪十年（1884）春，各支谱完成。其间，杨学政、杨学济、杨习龄相继离世，杨习梴“虽有志协修而力不足”(86)。在最后汇总阶段，杨习镜（1816—1879）承担了主编任务。“幸西杨房长伟铨公议定协修”(87)，此谱得成。杨伟铨“魁梧其貌，旷达其胸”(88)，对宗族事务十分热心，此次续修家谱用力颇多。此次修谱经费，按人口捐款。“仍照前例，设局于风堋新庙，汇合支谱，再行检阅，以付枣梨。”(89)四月开工，八月刊刻完成。光绪《镜川杨氏宗谱》，分教堂木活字本，二十六卷。此版本宗谱印刷了22部，现唯天一阁收藏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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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会习俗的变化，光绪本《镜川杨氏宗谱》有几点具体的变更。如“古无冥配礼，今冥配甚多，且有以夭殇冥配者。公议未十六岁者，虽配不书；已十六岁者，书冥配某氏，不详生卒，而亦不得立继”。冥配，又叫阴婚或冥婚，是将已死男女配成夫妇，汉代之前即已出现。有清一代，随着贞节观念的加深，冥配的习俗盛行，此次续修，对于是否入谱，做了明确的规定。再如当时娶典妇的现象较为普遍，“议以典妇生子，书典某氏，削其生卒，未生子者不书，惟贫乏不能娶而以典妇为原配者，只书典某氏。若典有夫之妇，虽生子不书。其子有出典于人者，作改适论。”对于典妇是否入谱，如何书写，都很明确。另外，考虑前谱可能混淆生卒无考与改适之人，“明书改适，再削生卒，以杜混淆”(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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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国的宗谱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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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四年《镜川杨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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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民国初年，离前次修谱又近三十年时间，杨氏考虑重修宗谱。“迄今又阅一世，续修之议，怦然以动。进商同族，欣然乐从。”(91)这次修谱，是杨存淇首先提出的。“偶阅报章，见政府有修史之令，而家乘思想，不禁怦然发生。屈指三十年，正在大修之例。爰偕族叔，发起续修。谋及同宗，极形踊跃。”(92)所谓修史，是指民国三年修《清史稿》。民国三年（1914），杨习蓥、杨习梴（1853—1916）、杨习仕、杨存宝（1877—1937）、杨存淇发起续修，杨习梴督修。杨习仕（1879—1938），字馥茆，号勉斋，别号梅庭，又号翔圃居士。续增凡例六条。至民国四年季秋，宗谱成稿。“我宗谱自甲寅重修以来，越明年而告成。两载之间，采访者严行审查，广为搜罗，积几许奔走力。校对者考订同异，厘正得失，积几许心目力。”(93)此谱刊刻过，惜今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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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年家谱续修人员分工有发起人、督修、协修、管理、总调查、参订、分采几类。与前谱相比，“管理”这一职位是新增的，体现了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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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年所修谱，最大的贡献是有各支户丁数量统计，见《卜籍》。上杨9家，23丁；下杨，180丁；东杨24家，439丁；西杨517家，1209丁。四支共有552家之多，1805个男丁。由此可知杨氏子孙之多，其中又以西杨子孙最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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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修谱后的民国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成立了修谱远虑会。次年，杨存淇作《修谱远虑会碑记》称：“为宗族倡亿万年大计，为后世创千百世宏猷，所谓修谱经常费是也。我杨氏自有谱以来，每届大修时期，恒以经费无备为苦。同人等念筹款艰难，谋预备良策，发起一修谱大会。将此次修谱余银七十二圆有奇，不支薪修，移作是会之起点。商诸同族，罔不赞成。复承诸君子倍极热心，又能继续完全。千万钜资，一呼而集，是会于以成立矣。於戏！全宗大计倡于一时，奕叶宏猷创于一旦，岂非历祖神灵，有以默默呵护之哉！是会也，虑及后人，藉图久远之基，俾流传于千百世、亿万年，为唯一之目的。凡我宗族，共鉴此心。谨将各户助赀，勒石声明，以为世世子孙纪念。……发起人，习梴、习蓥、习仕、存宝、存淇等五人，赞成员……等二十人。”(94)这是一种民间基金会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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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国三十二年《镜川杨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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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民国三十二年（1943），杨良善再次发起修谱活动，终得成功。这次修谱的总裁是杨存淇。杨存淇，学名翊圣，字庆祺，号博济，又号菉园居士，别号钟英，晚号松庵道人。宁波师范学校毕业(95)。家学之传承与新式学堂之教育使得杨存淇颇具才学。杨存淇是民国两次宗谱续修的中坚人物，两次参与编修，第二次担任大总裁。此前，杨存淇有过编撰族谱的实践。民国十年（1921），为车氏编纂家谱，修成《山西运城绛县中林车氏支谱》，顺德堂木刻活字本，5册，十四卷，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杨存淇才被族人推举为修谱总裁。此次修谱时，杨存淇已经66岁，“年逾花甲，心甚惮烦，再三固辞，终不获命。不得已，强膺斯任”(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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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1948年，杨存淇又替人纂修了《浙江鄞县蕙江何氏宗谱》，木活字本，五册，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结合民国十年的《山西运城绛县中林车氏支谱》编纂，可知杨存淇实际成为职业谱师了。职业谱师的出现，是民国时期家谱编纂的新特点之一。这种职业群体的出现，说明了民国时期修谱的普及。也说明了修谱家族的变化，不再是士大夫家族，而是普通职业家族。他们可能经商发财，因受周边村庄修谱的影响，也要求修谱。但他们没有修谱能力，于是就请当地有名的谱师来修。职业分工的广泛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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