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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受教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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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鄞县地方影响之外，杨氏还有不少弟子，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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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有不少学生，得杨氏《易》学而成名。“游吾门者众矣，慧者恒殆于学，而愿者多啬于才。正所谓马之蹄，啮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驯，理故然也。慧而学，愿而才者，仅于吾子见之，吾子其犹骥乎？世之所不常有者也。”(102)冯汝止是其中比较满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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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年间北京之行以后，杨守陈名声大震，“学徒麋至，不能尽拒，因而抗颜，亦不得已耳，非好为也”(103)。由此可知，杨守陈同时担任塾师之任。因杨守陈的声名，时在金华县学学习的徐升跑到宁波，向杨守陈学习。一月以后，又因官师的逼迫，重新回到了金华儒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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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吕氏家族，也受杨守陈影响。宁海吕彦韬、吕彦璋、吕彦成、吕彦玉、吕彦润五兄弟，多受杨守陈之教。“余忆彦成诸为诸生时，公尝携之走数百里，谒余兄维新于镜川上，俾成学焉。公与处旬日而还，虽在邸舍，怡怡如也。越三月，彦璋来视之。又数月，彦玉来省之。未逾岁，彦润又至，源源而来，怡怡若一，余未尝嘉叹之也。”(104)当时，吕彦成“游乡校者十余年，再举不偶，自疑其学未得硕师”(105)，于是不远数百里，来到镜川，拜杨守陈为师，前后学了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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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吴澜，“天禀颖迈，博学强记”，以“举不伦魁，仕不卿相”为目标。不远百里，随杨守陈学习。杨守陈“抑而厉之，幡然悔其往志，而欲进于道。居数月，浸浸乎不已”(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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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苍（今丽水）孔生，“性敏而气和，家甚贫而笃于问学，从余游，方数月，遽以薪水之不属而去，余为之慨然”(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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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生员王宁“少游庠序，中治经学，……来从吾游”(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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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随杨守陈学习且考上进士的人，至少有三人，一是钱鉴，一是张文曜，一是陆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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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富商钱震（1409—1496）将儿子钱鉴送到杨守陈处学《易》学。钱震早年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中，转而经商以致富。“公将教二子经学，未知所授，乃列五经于前，纵其自取。鉴得《易》，钺得《春秋》。公叹曰：‘圣人之道见于经，莫精于《易》，莫大于《春秋》，二子其得吾志矣。’时甬东杨文懿公以《易》名，遣鉴师之”(109)。钱鉴（1434—1478），字克明，杭州前卫军余，“禀颖明之资，负远大之器，尝不远数百里，涉三江九坝之阻，从余于鄞，归入郡庠。其学若春木之庵，秋涛之涌也。然累屈于乡闱，仅获一举，复见屈于春官。既升太学，与余告归”(110)。钱克明的科举之路相当不顺，“屡挫于乡论，七举而名始登于天府之中，又久淹于璧水，五战始得隽于南宫”(111)。也就是说，考了七次，始中成化元年（1465）举人。复考了五次，始中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年四十五”(112)。可惜，“一命之未受，奄罹疾而告终”，同年早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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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曜（1434—1468），字晖吉，象山人。祖籍山东济南，明朝时随军到象山石浦，后移居昌国卫安家。他自幼聪明过人，好学上进。“曩年方弱，造余门墙，不远千里，浸逾三霜，德学交进，川浩火煌，庶几吾道不坠弥光，岂惟擢第，以破天荒”(113)。天顺六年（1462），张文曜考中举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及第。“贯浙东宁波府象山县，军籍，县学生，治《易》经，字晖吉，行十二，年三十，十二月初八日生。曾祖仲仁，祖伯通，父敬谦，母姚氏。严侍下。”(114)张文曜考中进士后，官为行人，“奉使外国，馈遗一介不取，清节著朝，年三十余，卒，家贫，至不能治殡”(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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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珩（1439—？）是河间府阜城县人陆矩（1408—1455）(116)的季子。陆矩原籍浙江湖州归安县，其父陆斌时谪迁到河间府阜城县（今属河北）。陆矩为宣德八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杨守陈叔父杨自忞曾教过陆矩弟陆平，杨守陈又教过陆矩子陆珩(117)。陆矩擅长《易》经，所以他选择的教师也是擅长《易》经的杨自忞、杨守陈。陆珩以“治《易》经”(118)，中成化五年（1469）进士，后官至应天府府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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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二、对地方事务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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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科举入仕，也就意味着成为全国的人才。他们得听从朝廷的统一调配，到全国各地为官。为了防止官员坐大营私，明朝实行易地做官政策，官员不得在本地为官。又实行官员三年年休政策，所以官员多长期在外工作，回乡时间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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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农耕社会不同于工商社会，在外为官的人员，仍会想着回老家。休假时（年休或守丧期），他们偶尔会在家乡生活一段时间。退休以后，官员多选择回故乡。杨守陈、杨茂元父子虽在北京有寓舍，但他们仍习惯回宁波。他们的后裔并没有在北京发展成强势的一支，可见农耕社会故土意识之强。退休回乡的官员，后人称为士绅。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完全置身于地方事务之外。但镜川杨氏出身理学世家，对自己的道德操守比较看重。官场奉行的谨守职分理念，也不可能让他们对地方有过多的干预。故镜川杨氏在宁波地方的影响是有限的，且正面影响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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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生活的明中叶，正是中外朝贡贸易时期，宁波是中日朝贡贸易口岸。既要国防安全，又不想放弃朝贡美名，这让明朝政府处于十分尴尬境地。面对朝贡贸易及禁止私人海外贸易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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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守陈的绝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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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中叶，杨守陈曾作《与张主客论倭奴贡献书》。除了见于《杨文懿公文集》外，也见于《筹海图编》卷十二，均不详写作时间。高宇泰《敬止录》第十五册《贡使考》笼统地作“成化初”，只有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东夷》明确作成化十三年（1477），称“十三年，日本复遣使入贡，庶吉士、鄞人杨守陈贻书主客郎中，欲请绝之”。更为可贵的是，有上报结果，“礼部不果从”。从“仆虽斩焉在缞绖之中”来看，当时杨守陈正在宁波家中替母亲守丧，故作成化十三年是准确的。《殊域周咨录》所录这篇文章的文字，与《杨文懿公文集》本略有不同，当是传抄者改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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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洪武至成化间的情况。“倭奴僻在海岛，其俗狙诈而狼贪。自唐以至近代，已尝为中国疥癣矣。国初洪武间，常来贡而不恪，朝廷既正其罪，后绝不与通，著之为训。至永乐初，始复来贡，而后继之。于是，往来数数，知我中国之虚实、山川之险易。因肆奸谲，时拿舟，载其方物、戎器，出没海道，而窥伺我。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侵夷则卷民财，朝贡则沾国赐。间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得，其计之狡如是也。至宣德末，来不得间，乃复称贡，而朝廷不知其狡，诏其至京师，燕赏丰渥，稇载而归，则已中其计矣。正统中，来而得间，乃入我桃渚，犯我大嵩，劫仓庾，燔室庐，贼杀蒸庶，积骸流血如陵谷。缚婴儿于柱，沃之沸汤，视其啼号以为笑乐。捕得孕妇与众，计其孕之女男，剔视之，以赌酒。荒淫秽恶，至有不可言者。举民之少壮，与其粟帛，席卷而归巢穴，城野萧条，过者陨涕。于是朝廷下备倭之令，命重师恒守要地，增城堡，谨斥堠，大修战舰。合浙东诸卫之军，分番防备，而兵威振于海表。肆七八年间，边氓安堵，而倭奴潜伏，罔敢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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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谈了成化年间的情况。“兹者天诱其衷，复来窥伺，而我军怀夙昔之愤，幸其自来送死，皆瞋目砺刃，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彼不得间，乃复称贡，而我帅遂从其请，以达于朝，是将复中其计矣。今朝廷未纳其贡，而吾鄞先罹其扰，芟民稼穑为之舍馆，浚民脂膏为之饮食，劳民筋力为之役使。防卫昼号而夕呼，十征而九敛，虽鸡狗不得宁焉。而彼且纵肆无道，强市物货，善谑妇女，貂珰不之制，藩宪不之问，郡县莫敢谁何。民既哗然不宁矣，若复诏至京师，则所过之处，其有不哗然如吾鄞者乎！矧山东郡县当河决岁凶之余，其民已不堪命，尤不可使之哗然也。且其所贡刀、扇之属，非时所急，价不满千，而所为縻国用、弊民生以通厚之者，一则欲得其向化之心，一则欲弭其侵边之患也。今其狡计如愚前所陈，则非向化者矣。受其贡亦侵，不受其贡亦侵，无可疑者矣。昔西旅贡獒，召公犹致戒于君；越裳献白雉，周公犹避让不敢受。汉通康居、罽宾，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议。况今倭奴，最我仇敌，而于构衅之余，复敢怀其狙诈狼贪之心，而施其奸计以罔我，其罪不胜诛矣，复可与之通乎！然彼以贡献为名，既入我境，而遂诛之，则类于杀降，不武不义。若从而纳其所贡，则中其奸计，而益招其玩侮，又不可谓智。取一而损十，得虚而费实，又不可谓计。弊所恃以事无用，俾其不兵甲而骚，不水旱而窘，又不可谓仁。有一于斯，皆非王者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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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提出了对策。“窃以为宜降明诏，数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杀之仁，归其贡献而驱之出境。申命海道帅臣，益严守备。俟其复来，则草薙而禽猕之，俾无噍类。若是，则奸谋狡计，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临，物莫能遁，故天下咸知朝廷之明。贡献不纳，质贿不贪。虽有远方珍怪之物，无所用之，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廉。自江浙以达京畿，亘数千里之民，举不识输运之劳，不知征敛之苦，父哺其子，夫煦其妻，而优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朝廷之仁。裔夷知吾国有礼义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国有谋猷而不敢发，桴鼓不鸣，金革不试，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威。举一事而众善备焉，斯与劳民费国而幸蛮夷之者，万不侔矣。仆虽斩焉在缞绖之中，然不忍民之罹殃，而虑国之纳侮，故敢布之下执事，冀采择以闻，庶少补庙谟之万一，惟执事其亮之。”(119)杨氏认为，驱逐之策，可以达到让中外知道朝廷之明、之廉、之仁、之威的四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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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上书的背景，与当时朝贡贸易形势的变化有关。成化以后，日本的贸易要求增强，想冲破中国所定的十年一次的在他们看来是极不合理的朝贡贸易成规，经常不到贡期就派出商团来宁波。“成化初，倭船忽至宁波，知我有备，矫称进贡。守臣为请于朝，且欲遣之至京。杨文懿公守陈贻张主客书去”(120)。贡或战，对中国好处不多，对宁波尤其是鄞县，影响十分大，既要提供舍馆、饮食费用，又得提供防卫费用。这些费用，全靠从民间“十征而九敛”来。杨守陈想了一个比较绝对的方略，主张断绝朝贡贸易，“贡献不纳，质贿不贪”。也就是说，实行更为彻底的闭关锁国政策。不过，礼部没有采纳。严从简十分肯定此理念，“今观此书，凿凿正谊，洞烛倭情。使当时肯奏行之，岂有今日扰乱之祸哉”(121)。从嘉靖以后关闭朝贡贸易、导致海上走私贸易实践来看，杨守陈这样的想法当然是行不通的。从今天来看，禁不如疏，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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