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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更易?“先儒尝戒人,不可以脱简疑经。诚如其说,则虽如《大学》之错简者,皆必强信,固执曲解迂说,宁失圣贤之本旨而不更耶!今一新学小生,乃于先儒之所未尝疑者亦过疑,以为错简而更之。或疑《章句》而附以己见,可谓僭妄之极矣。然千虑或有一得,今迷尚待后悟,姑钞而藏之,未敢以示人也。”(23)由此可知,不更正而固执曲解迂说,会失圣贤之本旨。从认识论来说,千虑或有一得,人人有可能获得独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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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语》与《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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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于《论语》和《孟子》各有集注,“明且精矣”。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于经文之错简未正”,“中间亦皆杂记”,二是“其言议或有隐奥遗漏,而后儒能发之者”。针对这些问题,他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移正错简,择抄后儒之说,二是将两书作了分类抄录,各附己意于后(24)。杨守陈移正错简,对朱子《章句》增损不少,并且广搜程朱以后学者的观点和论述,加上自得的独特见解,成《四书私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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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论语私钞序》:“经以注而明,亦以注而晦,注之下复有注焉。经宜益明,而或反晦焉者,盖烛笼添骨,则障其明。朱子尝言之矣。《论语》,自汉魏以来,传注日众,然何晏所集八家之解,惟训诂而已。至宋邢昺之疏,稍陈文义,犹有未详说奥论也。厥后,说浸详,论浸奥,经从而浸明。然或流于芜蔓,或堕于幽玄。至有假儒先以文异端,如张无垢(九成)者,经其不晦乎?”杨守陈提出了经典的名言,“经以注而明,亦以注而晦”。这属诠释学问题。经典通过诠释获得新生,适应不同的时代需求。后人的诠释越多,离经典原貌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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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朱子而否定后人。“朱子以《论语》与《孟子》、《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初取程、张以下九家之说,为《论孟精义》,寻改名《集义》,复因之而作《集注》,辞简而尽,义精而周,经于是乎大明矣。后儒乃复杂取其《集义》、《或问》、《语录》及诸儒之说,皆附注其下,若《纂疏》、《辑释》、《发明》、《大全》之类,皆博而寡要。初学读之,茫乎若泛巨涨,棼乎若治乱丝,徒足以弊精神,惑心志。虽《集注》,亦反为之晦,而况经乎!”(25)杨守陈坚持要保持经典的原味,至多保留朱子《论语集注》,而否定此后出现的赵顺孙《四书纂疏》、倪士毅《四书辑释》、陈栎《四书发明》、《四书大全》等注疏之作,将之斥为“竹笼之剩骨”,明确要将他们开除出去,这是要点胆量的。尤其是《四书大全》,可是明朝永乐时期钦定的四书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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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思考获得理解。“夫经之言,不过人心之理耳。使微传注,人但熟读详味之,久将见吾心之理亦与经遇,而自无不明。其有难明者,《集注》既明之矣,何用杂说以反晦之哉?彼竹笼之剩骨,良可除也。故蒙独钞经与《集注》,以诵味之,《集注》间有义尤深、辞甚简者,择钞他说以明之,然亦罕矣。若蒙见未逮朱子,而不能无疑者,以附之各篇之末,俟异日学进而无疑,直削耳。”(26)杨守陈坚持通过思考来理解经典文本的内涵。经典文本内容不过是前代学人思想的文字表达而已,古今人心相通,后人可以理解前人,这在理论上是对的。不过,信朱子而不信其他人,仍是权威理念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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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私钞》体例同于《论语私钞》,“蒙钞《孟子》,一如《论语》之例”。据台湾学人的研究(27),这是明代第二部有关《孟子》研究之作。完稿以后,杨守陈想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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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肯定了孟子宣传孔子之功,《孟子私钞序》:“孔子在当时,或讥或毁,鲜知其圣,惟其门人若回、赐数人知之深耳。暨其卒也,世稍诵法之,然皆识其小而遗其大,得其粗而忘其精。虽《檀弓》所记之言行,亦或有失其真,而况乎他!逮夫世远言湮,异端杂出,惟孟子传得其真,所著若性善四端、义利王霸之类,皆发明其大与精者。且辟杨、墨,拒仪、衍,而独尊之,谓其贤于尧舜,迈于夷、尹、惠,自生民以来,所未有者。其论明辨博伟,足诏万世。至今,人仰孔子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者,孟子之力居多也。”由此可知,“孔子之道,得孟子而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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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肯定了朱熹宣传孟子的功绩。“孟子在当时,亦多讥毁之者,后世若荀卿、王充、苏轼、李觏、郑樵、冯休之论,尚諵諵不已。尊信之者,惟赵邠卿(歧)、韩文公(愈)、二程子(程颢、程颐)、张南轩(栻)、陆嘉材(筠)、余隐之(允文),才几人耳。至朱子尊信尤至,谓其道性善,大有功于圣门也。言思诚,得曾思之所授受也;论经界丧礼,见命世亚圣之大才也;历叙群圣,见自任之重也。凡七篇之言,皆为发明其蕴奥。至于冯(休)、李(觏)、郑(樵)三人之说,又皆别白其瑕疵。故至今,论书则必称《论》、《孟》,论人则称孔、孟,而翕然无异词者,朱子之功多矣。”(28)也就是说,“孟子之道,得朱子而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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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杨守陈坚持“三子之道一也,而浅深异焉”,所以主张以朱子而近孟子,以孟子而近孔子。“三子之道一也,而浅深异焉。志学从心,孔子之所以圣也;知言养气,孟子之所以亚圣也;穷理反躬,朱子之所以贤也。学朱子而渐造乎孟子,造孟子而浸近乎孔子,此士之所当务也。”(29)这基本符合朱熹尊孟的主张,与陆九渊的疑孟相差甚远。这里,志学从心、知言养气、穷理反躬,对孔子、孟子、朱子成功因素的归纳也相当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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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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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易》,杨氏没有单独的序传承下来,略见于《私钞序》。《易私钞》失传,但其主旨尚可见。杨守陈称:“四圣之《易》,自汉以来,传注无虑数百家,惟宋程子之《传》、朱子之《本义》,并行于世。国朝选士之制,治《易》必兼《传》、《义》,士遵之久矣。至于近时,乃往往废《传》而专《本义》,岂谓《传》、《义》有得失而取舍之哉?惟以《传》详《义》简,竞务简以利捷耳。夫士不能博通五经而各治其一,已愧于古,况治《易》而不兼《传》、《义》,惟简是务,益趋于陋矣。暨其幸得一官,则并其简者亦视之如弁髦,弃不复顾,其能仕而学者,几何人哉?是皆可慨已夫。……余少尝读《易》,间作举子文字,亦主《义》宾《传》,与李君(鸣盛)同者。暨擢第而归,益味经旨,著《易私钞》,所见有异于前时,盖以《易》为卜筮而非为卜筮作者。伏羲则《河图》而作《易》,所以顺性命之理也;大禹则《洛书》而作《洪范》,所以叙彝伦之道也。《图》、《书》非为卜筮而出,《易》、《范》岂为卜筮而作?尚占惟《易》之一道,稽疑特《范》之一畴耳,《易》岂《火珠林》(30)之比哉?程子作《传》,实采伏羲之精以发性命之理,盖不但衍周经而已。朱子尝谓《程传》至备,象数犹欠,故作《本义》,推象数而明占筮,其辞尚简,不过补《传》之不足耳,学者岂可废《传》而专《本义》哉?且《易》道广大,无所不备,非博学详说,不足以究之。诸家之说,百氏之书,皆有可取而不可废也。博而详焉,精择而反诸约,于是恒存诸心,实践诸己,推而普济于人,则庶乎得《易》之道也,岂当但以决科而已。”(31)可见,杨守陈是从儒学角度理解《易》学的,而不同于时人从儒术角度来理解《易》。他以为要研究透《周易》,必须博采精择。而且,要成为自己的思想,加以社会实践。关于《周易》本身,他以为这是一部卜筮之书,但不是为了卜筮而写的,尚有其他目标。这是一部讲性理的书,程颐《程氏易传》,朱熹《周易本义》,也是从发明性理之道角度来诠释的。宋代《易》学主要分为象数学和义理学,杨守陈主张义理而非卜筮。“程子之《传》主义理,朱子《本义》主卜筮,各极其精矣。然《易》道广大,卜筮特其一端,而学者非所当务。《易》理无穷,程朱间有微漏,而诸儒亦或可补。”(32)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更应关注性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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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有不同版本,“古文以伏羲之卦,文王、周公之辞,孔子《十翼》,各为分帙,而经传隔越而不通。今文则是自坤卦而后,以彖象传合掇于卦下,以小象传分掇于爻下,则经传混杂而无别。惟若乾卦,今文则犹古,而且便今,斯亦可矣。”杨守陈《易私钞》的做法是“首钞古文以见其原,次钞今文,皆同乾卦,而杂取于系辞中之文言,分附于各卦之末。其经传之下,则各择程朱及诸儒之说”。抄录的准则是,“凡主义理者钞之,主卜筮者不钞也”。可见,杨守陈属义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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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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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曾经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杨守陈有不同看法,《尚书私钞序》称:“《书》盖唐虞、三代之史所记,孔子所录,何为不可尽信耶?”当然,《尚书》确实有值得怀疑之处,“盖古之《书》传世既久,则其错简缺文讹字,浸浸多有,至孟子时已然。秦人焚之,则并其简编文字荡然亡矣。汉世旁求,一得于女子之口授,一出于先世之壁藏。壁藏者,已经后人修润,故鲜错讹;口授者,盖其所诵已非尽本文,而当时传言,后世誊写,益多阙与错讹,且有重复,滋不可尽信矣。”在杨守陈看来,《尚书》错简现象最为严重。“古经之传至今者,率多错简。《书》其尤者也,不特《武成》一篇而已。”(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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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汉唐诸儒发现不了,“乃尽信力解,至有所难通,则亦强为之说”。到了宋代,才出现疑经现象。如苏轼之于《康诰》,王安石之于《武成》,吴棫之于《梓材》,“皆明其错”。至朱熹又重订《武成》,“且以序非真而去之,皆足以洗千载胶固之习矣。一时诸家传注,往往有愈于汉唐者。”元时,王柏尝作《书疑》,谓《皋陶谟》、《说命》、《武成》、《洪范》、《多方》、《立政》六篇,“多错简讹字”。于是,他“自以其意更定,虽未必尽合于古,然合者亦不鲜矣”。欧阳修说:“经非一世之书也,其传之谬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补辑非一人之能也。使学者各极其所见而明者,择焉以俟后圣之生也。”杨守陈以为“其言至矣”。有人提出“圣人之经当尊信,弗敢考正其文,无宁解失其旨”,杨守陈以为这样的想法“不已过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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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杨守陈讲到了自己学习《尚书》的经历。“先祖栖芸先生,德尊学博,而《书》又其专门者。蒙自童时受读,每遇今文,若学番语,腐唇弊舌而不能以熟。稍长而听讲,若解梵语,苦心焦思而不能以通也。”最后,发现了问题所在。“疑久不释,抑恐为传注之所沽也。乃独取经文熟读而详味,久之,始知其所以乱而倒者,由错与阙讹耳”(35)。“其后,颇觉《蔡传》似欠明备。乃取诸家遍阅,疑久不释。及得鲁斋《书疑》,则跃然喜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者。于是,取《尧典》以下经传,手自钞录。凡经有错简者移之,而其阙讹重复者明言之。《蔡传》有欠明备者,采诸家补之,而或以私说附焉。”(36)如此,《尚书私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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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这部书呢?“其所移者既未必合乎古经,所补者又未必胜乎旧传,徒为纷更,以取僭窃之罪。然饱食终日而于此乎用心,差贤于博奕者而已。虽然,世有古今,人有圣愚,而理之在人心者,则无古今圣愚之异也,以今窥古,以愚测圣,虽不能尽合,而理之所在,亦岂无一二其庶几乎?后之君子,倘有取其一字一言之合,则亦不枉其用心矣。若不较其可否,一以妄更圣经贤传罪之,则亦甘受而安敢辞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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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私钞》不传,所以无法知其详细具体的观点。不过,零星的文献也透露出一些。如谓《舜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语。“余读《舜典》,自‘正月上日’至于‘达四聪’,皆史官记事之辞。中间‘象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一节,乃帝舜命官之语。”(38)又如称:“古者罪人不孥,而《汉书》引《汤誓》,孥作奴,盖或奴或戮,随其罪之轻重施之也。”(39)又如“《大诰》今蠢今翼日,《蔡传》谓今之明日也。疑以今蠢今翼为句,言武庚今无知,如虫之蠢动,今有辅如鸟之羽翼。而以日字属下句,犹《左传》日卫不睦也。”(40)他的串讲未被后人接受,但他释“翼”为羽翼,却给后人以启发。今人出版的《尚书》著作,亦不乏如此解释的。今人又释“日”为“近日”,也多少证实了杨氏之疑是有一定道理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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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怀疑过度的。“《酒诰》明大命于妹邦,疑明字本封字之误,不然,则下文乃穆考文王,终不可通。”(42)这么一移动,原来的突兀感消除了,上下文的文意也很通顺。但这种怀疑缺乏实证,故难免存在主观臆断之嫌。今人释“明”为“宣布”,比较确切。这正是杨氏的局限所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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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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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问题在序。杨守陈《诗私钞序》:“《诗》三百篇,皆孔子所录,世无异论矣。其《序》,或谓作于孔子,又或以为子夏、毛公,或以为卫宏,莫能定也。然自汉毛公据《序》作《传》,而郑康成之《笺》从之,唐孔祭酒之《疏》、宋吕东莱之《读诗记》,皆从之,他儒亦莫不尊序如经,无敢有议而违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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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到了宋代,出现了变化。欧阳修、苏辙,“始皆疑《序》而嫌《传》、《笺》,各出其所见。颖滨则例取《序》之首句,尽去其下文而说之。文忠则于《传》《笺》之善者皆从之,而其间有悖理咈情者,始易之耳。独郑夹漈(樵)深辟《传》、《笺》之妄,尽去《序》,而自为之说。或谓其私心自是,殆于不知而作者尔。晦庵朱夫子博考诸家,深探古始,以为《集传》,多主夹漈之说,且断然以《序》说谬妄浅拙,实汉儒所作,不当分冠诸篇。因并为一编,而详论其得失,学者莫不信而遵之。奋千古之卓见,以扫百代之陋闻,非命世之大儒,其孰能与于此哉!然其主夹漈而以郑卫诸《风》,尽断为淫诗,则东莱固尝议之。其后马氏端临亦尝辨之。今虽专门举子,尚或有疑于此者。”这里叙述了欧阳修、苏辙、郑樵、朱熹四人对诗序的不同看法。杨守陈肯定了朱子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朱子的不足,吕祖谦、马端临等人均已经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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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蒙少从先祖栖芸先生授《诗》,仅闻大旨,已厌淫《诗》之繁而疑之矣。其后遍考诸家,益详味之,则所疑又不止此。历岁洊久,疑犹未能释也。今居闲处静,日味诸经,因详考各家传注,择而钞之,以诵习。《诗》则专钞《集传》,独于疑未释者,或仍从《传》《笺》,或易以他说,或写愚见附焉。”终成《诗私钞》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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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杨守陈感叹地说:“嗟乎!《序说》多谬妄浅拙,信有如朱子之言者。徒以其托名于圣贤,故世儒尊而信之。历数百年之久,无敢更者。况朱子之道,学无愧圣贤,何啻百世之山斗。而其为《集传》也,贯穿古今,折衷百氏,发理精到,措辞简明,诸家莫有能逮之者。而初学小生,乃敢私窃去取于其间,岂非昏愚僭妄之极者哉!虽然,自昔儒生,治经讲道,皆由粗以造精;而于前言往行,亦始多疑而终信者。今蒙学未至,而轻遽言之,不自知其说之谬甚也,俟他日改正焉,斯可以验学之进矣。”由此可知,他非常推崇朱子的集传,但也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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