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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这部书呢？“其所移者既未必合乎古经，所补者又未必胜乎旧传，徒为纷更，以取僭窃之罪。然饱食终日而于此乎用心，差贤于博奕者而已。虽然，世有古今，人有圣愚，而理之在人心者，则无古今圣愚之异也，以今窥古，以愚测圣，虽不能尽合，而理之所在，亦岂无一二其庶几乎？后之君子，倘有取其一字一言之合，则亦不枉其用心矣。若不较其可否，一以妄更圣经贤传罪之，则亦甘受而安敢辞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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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私钞》不传，所以无法知其详细具体的观点。不过，零星的文献也透露出一些。如谓《舜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语。“余读《舜典》，自‘正月上日’至于‘达四聪’，皆史官记事之辞。中间‘象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一节，乃帝舜命官之语。”(38)又如称：“古者罪人不孥，而《汉书》引《汤誓》，孥作奴，盖或奴或戮，随其罪之轻重施之也。”(39)又如“《大诰》今蠢今翼日，《蔡传》谓今之明日也。疑以今蠢今翼为句，言武庚今无知，如虫之蠢动，今有辅如鸟之羽翼。而以日字属下句，犹《左传》日卫不睦也。”(40)他的串讲未被后人接受，但他释“翼”为羽翼，却给后人以启发。今人出版的《尚书》著作，亦不乏如此解释的。今人又释“日”为“近日”，也多少证实了杨氏之疑是有一定道理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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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怀疑过度的。“《酒诰》明大命于妹邦，疑明字本封字之误，不然，则下文乃穆考文王，终不可通。”(42)这么一移动，原来的突兀感消除了，上下文的文意也很通顺。但这种怀疑缺乏实证，故难免存在主观臆断之嫌。今人释“明”为“宣布”，比较确切。这正是杨氏的局限所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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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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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问题在序。杨守陈《诗私钞序》：“《诗》三百篇，皆孔子所录，世无异论矣。其《序》，或谓作于孔子，又或以为子夏、毛公，或以为卫宏，莫能定也。然自汉毛公据《序》作《传》，而郑康成之《笺》从之，唐孔祭酒之《疏》、宋吕东莱之《读诗记》，皆从之，他儒亦莫不尊序如经，无敢有议而违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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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到了宋代，出现了变化。欧阳修、苏辙，“始皆疑《序》而嫌《传》、《笺》，各出其所见。颖滨则例取《序》之首句，尽去其下文而说之。文忠则于《传》《笺》之善者皆从之，而其间有悖理咈情者，始易之耳。独郑夹漈（樵）深辟《传》、《笺》之妄，尽去《序》，而自为之说。或谓其私心自是，殆于不知而作者尔。晦庵朱夫子博考诸家，深探古始，以为《集传》，多主夹漈之说，且断然以《序》说谬妄浅拙，实汉儒所作，不当分冠诸篇。因并为一编，而详论其得失，学者莫不信而遵之。奋千古之卓见，以扫百代之陋闻，非命世之大儒，其孰能与于此哉！然其主夹漈而以郑卫诸《风》，尽断为淫诗，则东莱固尝议之。其后马氏端临亦尝辨之。今虽专门举子，尚或有疑于此者。”这里叙述了欧阳修、苏辙、郑樵、朱熹四人对诗序的不同看法。杨守陈肯定了朱子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朱子的不足，吕祖谦、马端临等人均已经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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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蒙少从先祖栖芸先生授《诗》，仅闻大旨，已厌淫《诗》之繁而疑之矣。其后遍考诸家，益详味之，则所疑又不止此。历岁洊久，疑犹未能释也。今居闲处静，日味诸经，因详考各家传注，择而钞之，以诵习。《诗》则专钞《集传》，独于疑未释者，或仍从《传》《笺》，或易以他说，或写愚见附焉。”终成《诗私钞》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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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杨守陈感叹地说：“嗟乎！《序说》多谬妄浅拙，信有如朱子之言者。徒以其托名于圣贤，故世儒尊而信之。历数百年之久，无敢更者。况朱子之道，学无愧圣贤，何啻百世之山斗。而其为《集传》也，贯穿古今，折衷百氏，发理精到，措辞简明，诸家莫有能逮之者。而初学小生，乃敢私窃去取于其间，岂非昏愚僭妄之极者哉！虽然，自昔儒生，治经讲道，皆由粗以造精；而于前言往行，亦始多疑而终信者。今蒙学未至，而轻遽言之，不自知其说之谬甚也，俟他日改正焉，斯可以验学之进矣。”由此可知，他非常推崇朱子的集传，但也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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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鏊曰：“《诗》小序，序所以作者之意，而或与诗词不应。自宋以来，人多疑之，未敢尽屏。至朱子一切刮去，自讽其诗，而为之说，卓哉其为见也，视古注亦简切易晓，可谓有功于《三百篇》矣。但古人作诗，必自命题；国史采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其人去之千古，安知微意所属？使今人为诗，不自命题，则释之者人人殊，不知果谁能得作者之心也。毛、郑泥于小序，宛转附会，多取言外之意。朱子不泥小序，独味《诗》之本旨。毛、郑固多失，然去古未远，其说亦或有自。朱子以夫子郑声淫之说，于郑卫之风，多指为淫奔。杨文懿公守陈谓：春秋列国大夫会盟，多赋诗以见志，使皆淫辞焉，肯引以自况！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于多若是！如《风雨》《鸡鸣》《丘中有麻》之类，序以为思贤，《木瓜》以为报功，《采葛》以为惧谗，《青青子衿》以为刺学校废。如此之类，姑从其旧，未为不可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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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佐（1490—1566）有不同看法，称：“朱子所指淫诗，与小序说异者，近世四明杨氏，直以为秦火之后，汉儒误收，以备三百之数，故其所著《私钞》，删削而改编之。愚谓《左传》载列国所赋者，诸淫诗具在，误收之说，岂其然乎？”(46)这样的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学术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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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在《诗经》研究上也有一些新观点，据程敏政称：“于《诗》，以《卷耳》为大夫行役者之作。谓陟冈、陟砠、马瘏、仆痡，非后妃思虑所及。以《柏舟》为非妇人之作，谓其心不可转，威仪不可选，正孔子所谓吾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者也。至以郑、卫之诗，非孔子所谓郑声，其辨尤详。大约谓《春秋》主事，当无不载；《诗》主辞，当有所择。朱子修《通鉴纲目》，于莽、操、吕、武之事，靡不备载。其续楚词，则神女季姬，皆断为礼法之罪人。《高唐赋》亦视为倡家之渎礼。若郑、卫诸篇非刺淫，而果为淫者所自作，圣人必不录之矣。”(47)戚雄（1478—？）称：“镜川《私钞》，于《兔罝》引墨子曰：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此说有据。”(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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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如安充分肯定了杨守陈的成绩。譬如，《诗序》以为《卷耳》是写“后妃之志”，朱熹《诗集传》认为《卷耳》一篇是后妃思念文王之作，杨守陈认为：“《卷耳》为大夫行役者之作，谓陟冈、陟砠、马瘏、仆痡，非后妃思虑所及。”现代研究者多以为是女子怀念征人的诗，且此诗所写的人物似是贵族。可见杨守陈之说已发现代之说的先声。杨守陈还提出“郑卫之诗非孔子所谓郑声”，这确实是一个卓越的见解。“郑声”，并不等于“郑诗”。千年以降，误读“郑声淫”，是经师入解《诗经》犯下的第一等错误。杨守陈将音乐与歌词区分开来，认为“诗主辞，当有所择”(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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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春秋》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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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守陈之前，胡安国已对《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三传进行了增损和更定，成《春秋传》。对于《春秋》，杨守陈基本认同了朱熹的观点，所以《春秋私钞》主要以胡传为蓝本，博取左氏以下诸家之说，各取精要而成。不过，杨守陈认为“传则纪事莫翔于左氏，而公、穀亦或可信，立论莫正于胡氏，而诸家尚多足取”(50)。由此可知，《春秋》三传仍有可取之处。此外，杨守陈认为《春秋》“所以叙彝伦而明先王之教者也”，“周衰，先王之教弛，彝伦倾颓荡然，若坊坏而川泆，沦胥以溺，而莫之极也。仲尼于是乎作《春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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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论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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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有郑玄注、孔颖达疏及吴澄传、陈澔传等，其中陈澔《礼记集说》为元明权威注释之作。杨守陈认为《周礼》除《冬官》以外，错简很多。唯《仪礼》经文独全，《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皆多错简。杨守陈《三礼私钞序》：“古之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至秦皆缺亡矣。汉人仅求得《仪礼》十七篇，其余亡篇断简，稍有存者，大戴氏掇拾为八十五篇，小戴氏损益之为四十三篇，而《曲礼》、《檀弓》、《杂记》，各分上下。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乐记》，共四十九篇，后世总谓之《礼记》，列在五经。而大戴氏仅存四十篇，不与列焉。宋朱子尝欲析《仪礼》诸篇，而取戴《记》中可为《仪礼》传者，分附其间。余仍别为记其后，编《仪礼》经传，则又杂取诸事，不专于二戴。卷帙繁重，人不能遍览焉。元草庐吴氏，以《礼记》之完篇无几，其余多掇拾残篇断简，未始诠次，而杂乱无章者，皆为之科分栉剔，以类相从，而上下文理联属，亦颇精审。然人各异见，不尽从也。”朱熹之作称《诗经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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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述《三礼私钞》成书过程时称：“蒙近者不幸当大事，而平昔未能讲礼，故仓卒不能合礼，徒抱恨于无穷。垩室哀慕之余，块然无事，日取三礼，诵且味之，久而粗识其梗概。”(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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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私钞》体例“仿朱子而析经附传，仿吴氏而类序乱篇，亦以二戴《记》之不附经者，别自为记。然传取二戴，有正、附之异，不能尽同于朱子；类序诸篇，自以意次，又不能尽同于吴氏。”(53)关于正附，另有说明：“传又分有正附，如冠礼，则冠义及其他篇章有专言冠者摘出钞之，皆为正传。若《曲礼公冠》，虽言冠，泛及他者，皆为附传。其无经可附者，则别为卷帙。”(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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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治其心而践诸躬”为宗旨。“盖二儒皆务著述之精，蒙但取检阅之便，是以不同。至于传注，虽择钞诸家，而识见庸愚，亦未知其当否也。夫顾米粟者，欲以饱其腹；睇布帛者，欲以暖其躬。蒙之所以钞此《礼》者，岂徒以检阅而已哉！诚欲究其本末源委，以治其心而践诸躬。穷则措之家，达则布之国与天下耳。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服膺是训，其敢失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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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提出，《礼》丧《大记》一篇，乃《仪礼》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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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在五经方面，除了各有私钞外，还有一部《五经考证》，可以理解为“历代五经考证资料汇编”。其《五经考证序》：“昔孔子能言夏、商之礼，以杞宋之文献不足，而不能征其言。窃尝叹之，夫圣人言礼，尚欲有所取证，况下此者乎？六经至秦而亡，汉兴求之，惟得《易》、《诗》、《书》、《春秋》，皆残阙，而《乐》尽亡矣。《礼》仅有存者，小戴氏乃掇拾其亡篇断简，以为《礼记》，后人因谓《易》、《诗》、《书》、《春秋》，并《礼记》，为五经，而并传之。经既残阙亡断，而传注者又专门名家，人各为说。故《易》或主理，或主占；《诗》主美刺，《春秋》主褒贬，亦有不主此者。至若三代之正朔，则《诗》与《春秋》两传各异；日月五星之左右旋转，周公之东征，则《诗》、《书》两传各异。又若《易》之履霜坚冰，《魏志》作初六履霜。《书》之上帝割申劝，《礼记》作上帝周田观。《诗》之假乐君子，显显令德，《中庸》以假作嘉，显作宪。凡若此者，岂可独信一经之文，偏徇一家之说而已哉？蒙少从先大父授读五经，未之讲也。今居闲处静，时取五经讲之，或疑有不能决，或见有异先儒者，皆无所取证。乃考汉魏以上诸书，凡言及五经者，各以类钞之，庶可以广见博闻，参考互订，以求至当归一之论也。惜乎！世无上古之典，家无四库之藏，无以足吾证耳。”(56)由此可知，杨守陈也希望有文献依据，但家庭藏书不允许他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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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疑经特点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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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疑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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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遍及四书五经，全面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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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氏之前的唐末至宋元时期，学人们疑经，多只及一部书或几部书。而杨守陈则兼注九籍，对四书五经皆有私钞。如此全面的疑经，对于一般学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用他自拟的别人疑惑来说：“古人之于九籍者，或从师半载而始见一编，或童习白纷而不能明一经。其为传注者，皆十数年而后成，或临终而尚改，然各专门名家，鲜有举九籍而兼注之者，可谓难矣。今子兼注九籍，仅数年而已，何其易也！岂子反过于先儒也耶？”(57)杨守陈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先儒早已将“大厅堂”构建好了，而自己只是添瓦补缝而已，所以相对而言较为简单。这当然是自谦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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