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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视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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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牒是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发明。“国必有史，家必有谱也”。自魏晋以下，上至君主，下到庶人，都非常重视家谱的编纂与续修，家之不可以无谱犹国之不可以无史。家谱的编纂到明代趋于完善，杨守陈“尝阅天下之谱多矣”(127)，故对家谱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反对某些宗谱“一以务博而杂伪，一以慕高而矫诬”。主张从可以考见的祖先写起。观家谱可以生敬心、爱心、劝戒之心，“敬心生则思尊其祖，爱心生则思收其族，劝戒之心生则思淑其身，以延其后”(128)。杨守陈认为家谱的重要性不限于家族内部，对地方社会乃至整个国家都有着重要之影响。“族谱盖与宗法同，所以尊祖敬宗而收族者也。天子则有帝系，诸侯则有世本，庶人则有家谍（通‘牒’），其已尚矣。”(129)族谱可以维系宗法秩序，使下层庶民皆有一个归属，尊同祖，敬同宗。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而家谱则是这个纽带的外在体现。正如杨守陈所言：“夫谱所以明本源、辨昭穆、叙尊卑、别疏戚，启尊祖睦族之心，兴象先贻后之道，信不可无者。”(130)家谱犹如国家民族的历史，它是家族发展的记忆，人们可以从其中找到自己的归依。尊祖敬宗，也是维系宗法秩序与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内容。反过来说，“无之，则本原不得而明也，昭穆不得而辨也，尊卑疏戚不得而叙与别也。于是，上祖疏族，皆莫知其为谁，而安得尊之睦之？先奚以象？后何以贻？愈远愈失矣”(131)。如果不知家族的本原，宗法的秩序难以维系，在社会关系较为单一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不论对国家统治，亦或于社会个体，皆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文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家族关系，而家谱是维系家族内部关系乃至对外联系的一个重要媒介，故家谱亦是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杨守陈曾言：“彼庶姓之家，其宗祖未必淑也，其族属子姓未必蕃也，尤不可以无谱，亦或能谱之。而所谓贵戚徹侯者，其祖宗必积善而累仁，其族属子姓率葛帛而螽揖者。苟无以谱之，是使积善累仁者泯没而无闻，葛帛螽揖者涣散而不收，曾庶姓之弗逮也，而可乎？”(132)言下之意，庶人贫寒之家，族辈或旁支可能很不一般，祖上的荣耀可以激励后世之子孙，旁系宗亲的昌盛亦可以当做家族的奋斗目标，甚至说可以得到其可能的帮助。至于富贵显宦之家，是经过祖上的不断积累，族辈肯定经过他们的艰辛努力才造就如今之繁荣，忘恩弃祖实乃不孝，得知先辈创业之不易，亦是一个家族保持长久兴盛的重要因素。这是从正面之论述，换个角度来说，“夫谱牒不作，则系世不明，亲属莫辨，上之祖祢以前莫知其谁何，下之昆弟子姓之外皆为途人，人道不几于禽兽矣乎？”(133)中国古代社会，人伦关系最为重要的，如果不知宗祖，昆弟子姓同于路人，那实乃与禽兽无异。故杨守陈说：“故谱牒正而后人伦明，而后风俗美，风俗美而后四方万国一归于理。此古之圣君贤相、仁人君子所以重此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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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四、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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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员全权代表百姓做事的政治体制下，优秀的中国士大夫往往喜欢用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思百姓所思，做百姓想做的事。这种代民行事的思想，可称为民本思想。杨守陈正是这么一位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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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心民间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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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性格因素，也可能是受家庭影响，杨守陈自青少年时代起，就关注时政。“余家食时，颇有志于天下。”(134)他出生于社会底层，所以，对底层社会的辛苦有着深切的体验与感受。当他看到奢侈浪费现象，就会深恶而痛疾之。早在景泰二年（1451）刚入翰林院时，就已经体现出这一特色。深宫长大、时值青年期的景泰帝，暴得大位，一时忘乎所以，宫中颇事奢侈，曾经以银豆、金钱等物撒地，让近侍来争拾，以此为乐。来自乡村的新科进士杨守陈听说此事后，百感交集，作《银豆谣》以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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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金银入天府，堆积如山贱如土。 尚方承诏役良工，冶银作豆凡几颗。 颗颗匀圆两铢重，朱函进入蓬莱宫。 御手亲将十余把，琅琅乱洒金阶下。 万颗珠玑走玉盘，一天雨雹敲鸳瓦。 中官跽俯鱼鳞集，两手如耘竞前拾。 拾多拾少曾盈袖，金珰半堕罗裳绉。 赢得天颜一笑欢，拜赐归来坐清昼。 闻知昨日六宫中，翠娥拾得黄金豆。 别有银壶薄如叶，并刀剪碎盈丹匣。 也随银豆洒金阶，满地春风飞玉蝶。 每月中官拾几回，豆将盈斗叶成堆。 日用奢华不曾惜，满函犹似雪皑皑。 谁知此是民膏血，一黍半铢非易得。 内中宝藏固如山，悬溜能穿太山石。 君不见，民餐木皮和草根，梦想豆食如八珍。 官仓有米无银籴，操瓢尽作沟中瘠。 明主由来爱一嚬，安邦只在恤穷民。 愿将银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万人。(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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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诗，会让人掉泪。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反映出中国帝国体制的私有属性。在这种体制下，全国的财富集中于“天府”。财富既是皇家的，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知此是民膏血”，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根本不会珍惜，哪会想到百姓的穷苦与死活。“安邦只在恤穷民”，此言至今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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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颇关心时事，尤其是关心民间疾苦。“吾浙虽曰富淳易理，然比岁旱潦相仍，官冶方兴，而赋敛者暴行，民于是饥寒疾苦，而滨于死亡。草窃奸宄，以干夫典宪。甚者，乞于道，转于沟壑，杀人干货于郊门之外，吏莫敢孰何。若是者在在有之，日寖以夥，世犹以为富淳如故而莫或虑之。”(136)浙江人虽然“富淳易理”，但这是丰年的事。一旦到了歉收之年，百姓仍会面临“饥寒疾苦”。走投无路之余，就会作上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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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陆太守书》是他在宁波时针对地方饥荒提出的对策。天顺年间，杨守陈在家守丧，身体不太好，知府陆珞主动下询，让杨守陈十分感动。针对连年的饥荒，他大胆给宁波知府写了信，称“盖吾郡连岁旱潦，荐饥仍馑，以至于今，民滋困而不能堪。近者，雨雪连日，殣殍处处有之，存者多掘根为粮，刮榆皮为食，道中丐夫乞妇，皆菜面柴骨，行步不前，而声气仅属，有垂死之状，手持空囊，遍历村落，莫或赈之。不知后此三四月间，将何如也。有鬻赀产子女者，价至贱，而患无人售。询之，则非独为饥饿所驱，又多为秋盐二税与买赃之粟、僧田之租所逼迫耳，亦有因是被棰楚至死者矣。”(137)针对这些情况，杨守陈提出三条建议，要求停止秋盐二税、买赃之粟、僧田之租，以解眼前之急。“窃惟海贾之赃，散之久矣。丰年不敛其粟，而于今敛之，欲藉是以赈饥，是剜肉而补疮也。民家之租，太半不收，皆不足供官税，而独僧田以官税为辞，是或一道耶？二者皆可暂已。秋盐二税，固宜征之，然征之于秋成之时则可，征之于今则民之贫者有死而已，不能供也。今粮储之运，惟沿海为急，而南京犹或可缓，移彼济此，虽于法有妨，亦无大害。”他建议陆太守用官库之积余以救济垂死之饥民，“矫制发仓”。他希望知府出面救五县百万生灵，思善政而力行之。杨守陈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请托地方官，但肯为了公共利益出面请求，这正是他民本思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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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民在于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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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为朝廷清要之官，不直接治理地方，所以，对政治少了怕烦应付的官僚想法，多了一些理性思考。别人要求他写送序之类应酬文章时，正是表达他治理理想之时。他提出地方管理的核心在于爱民。“有一言可以尽长民之道者，曰爱之而已。今夫农之于禾也，耰而粪之，耘其稂莠，去其螟虫，朝灌而暮溉，何其劳耶！圉之于马也，洁除其厩，中夜而秣之，亭午而饮之，敲冰而澡之，何其勤耶！牧之于牛羊也，时其水旱，安其寝讹，晨而往，夕而回，又何其不惮烦耶！盖农爱其禾，圉爱其马，而牧爱其牛羊。惟其爱之也，故为之所者，无乎不至焉耳。长民者惟不爱其民也，故役之不闵其劳，赋之不虞其匮，刑之罚之而不恤其苦，甚至横征暴敛，剥肤椎肌，用虎冠之吏，受屠伯之名者，皆生于不爱而已。苟有以爱之之心，则见其饥也必思所哺之，其寒也必思所暖之，其嫉痛也必思所疗之，其陷溺而死亡也必思所救之，其愚也必思所牖之，其邪也必思所绳之，其贤也必思所翼之，其材也必思所植之，其被震凌而侵虐也必思所卫之，将如父母之于子，为之深谋远虑而惫精疲力以为之矣。岂直若农之于禾、圉之于马、牧之于牛羊而已耶？夫农与圉、牧之于禾于马于牛羊，各能致其爱也，何长民者之于民独不爱之耶？人之情必有所爱，必有所不爱，此重则彼轻矣。长民而不爱民者，盖于他有所爱焉。爱其位之尊也，爱其财之富也。于凡可以致尊富者，早夜谋之而不暇于爱民，早夜为之而不免于害民。若然，则出乎尔者，必反乎尔，欲保其素且不可得，而何尊富之可觊乎？苟爱其民而俾之乐其生，不失其性，则民戴之，士颂之，大臣扬之，天子陟之，爵日以臻，禄日以厚，虽欲不尊富，不可辞已。然君子之爱民者，岂以是为尊富之媒耶？殆非也。夫民，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同胞者。天之赋我以才智，固欲我爱斯民而觉之；王之宠我以禄秩，亦欲我爱斯民而安之也。”(138)杨守陈善于推类思考。他发现一个怪异现象，优秀的农民、圉人、牧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爱护自己的服务对象。相反，治民的地方官却不爱护自己管理的“民”，任意驱使。接着，他进一步思考了长官不爱民的原因所在，关键他们爱位子与财富。杨守陈认为，地方官只有先爱民，才有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位子与财富。最后指出，百姓是天地之子，我们的同胞，上天与皇上，均要求我们爱民、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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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熊君良佐守镇江序》指出：“即种树为喻。盖仕之郡邑，犹家之圃。郡邑之民，犹圃之果蔬也。民之待抚字，不犹果蔬之待种树乎？抚字者，必课农桑，申孝弟，薄赋而省刑，周贫而辅弱，匡枉直邪。凡贪暴、奸宄、寇贼之殃吾民者，悉捍而去之，俾民皆富以淑。……凡抚字种树之若是者，皆本于爱且忧耳，不爱且忧，其何能然？……吾观令之长人者，孰克爱之忧之，而何太恩太勤之有！有烦其令者，则刑狱赋敛期会之类耳，孰知民之耕缲而督之。夫督耕缲而烦其令，且卒以祸。况刑赋诸令之烦，祸尤甚也。孰念而忧之，此民之所以日困也。”(139)他希望地方官爱民忧民，使民富而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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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嘉兴郡守杨君承芳序》：“知府，民牧也。民事，莫重于农。今天子率公卿而躬耕藉田，所以劝农也。余家本农，识农之详，请举农事以为赠，可乎？夫农，深耕其田，泽其种而播之。苗既达矣，养之若哺儿然，恤恤乎惧其弗长也。溉之粪之，薅其良莠，火其螟螣，为之忧早潦，为之祈雨晹，……其为事至劳，而其用心至勤也。……然则农者，天下之本，而万事所之所由系也，故凡圣帝哲王、硕辅良牧，无不以劝农为务焉。”(140)这样对农耕生活的深入观察，显然只有参与过农耕生活的人才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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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恤民亭记》通过吴地百姓输廪米到翰林院事，阐述了自己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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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而吴民之输廪米者麇至，余为之虑之。盖恒岁输者，奴侩胥隶率附势而邀其贿。以米昼暴之衢途，为舆马所践，或雨潦漂之。夕敛之门庑，复为奴隶所窃无算，朝夕忧劳，累月不克入廪，其苦甚矣，而莫之恤也。于是，余揭榜，禁奴侩胥隶严甚，莫敢犯。暴米于亭前之小庭，与院后之大庭，夕覆以苇席而不敛，晨卷席而又暴之，栖民于庭后之斋庑闬，闬闳深严，舆马奴隶莫敢至，又幸无雨潦，不逾月而廪完，民苦乃小纾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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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乎！民之苦不可胜道也。余家本农，备谙民苦，姑举其田赋一事略言之。春而耕种，时犹冻寒，手足皴痛不可忍。夏而粪耘，野日如火，田水若汤，忍热与湿，伛偻爬梳，腰折而指损。或水蝗噬之，棘与砾刺之，流血不止。旱则率妇子灌溉，踏车胝足，竟夕不寐。秋而刈获，必庐于田以防盗，盗或刃之死。负担登场，流汗浃体，疲极而不能休。其服田之苦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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搀青刈禾，未及一饱，而催租之吏已至。叫嚣隳突，摧窗败扉。为之献酒肴，奉钱帛，获少宽假。后至者益悍，遂詈棰，执缚以见官。官又棰之，流血或见骨，必罄赀破产以输之。岁凶，则虽鬻子女，犹不能给，其纳税之苦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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