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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输税于京者，则买舟越江淮，逾河泗以抵潞。远数千里，帆风雨缆，月星晨夕，不得宁。闸阻滩胶，进寸退尺。势豪者又鞭挞驱逐而先之，或被盗劫，其赀或罹风恶水险而臭厥载计，虽破家莫能偿，徒号啼于川澨，甚或遂葬之鱼腹，其水漕之苦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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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川路既穷，又赁车自郊而奔城，丑兴亥息，驰数百里，枕土饭沙，冒尘坌风雨，面黧骨柴，虽故旧莫能识。或为盗所劫，或驴仆车翻，委米于泥涂不可拾，其陆挽之苦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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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入城，宜可庆矣，而输廪之苦，又有如前之所云者。甚哉，其可怜也。痛哉！其足恤也。吾力不能恤其诸苦，随所值而稍恤之，亦庶几古人所谓宽之一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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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天树君而建官，惟以为民也。今官荷君恩，幸不与民偕苦，而坐享饱暖之乐，其所饱粒米，莫非民之膏脂也，胡不少怜其民而稍恤之？且纵奴侩胥隶椎剥之，何其忍耶！民易虐，天难欺，吾未知其终免否也。呜呼！民乎民乎，可无恤乎？官乎官乎，可自娱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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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欲以前所虑而行者为常法也，故名亭曰恤民，而为记以自省，且以告后之人。(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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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实在太精彩了，他把浙江农民一年四季的农耕生活及所受国家纳税、运输之苦写得淋漓尽致。作者出身农家，早年参加过田头生活，熟悉农耕生活过程。春夏秋冬，四季不息，是浙江平原地区农民的一个特点。这样的生活，即使到了20世纪仍是如此。所以，阅读这篇文章所述的种田生活经历，感同身受。至于纳租的生活，也有类似同感，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到了20世纪末，浙江农民仍有交公粮的习惯。以前的历史，将阶级分为地主与农民。其实，在中国，主要是政府与农民。政府直接向农民收租税，才是核心问题所在。古代交通落后，而明朝又实行让农民自助运输到首都的制度，由此带来了相当大的社会成本问题。在农耕社会，政府的财富来源，主要是通过租税向农民征收的粮食。朝廷只确定一个公粮恒数，不管收成好坏，一律要完成租税征收任务。于是，逼迫地方政府也得要完成征收任务，不管百姓死活。在征收租税过程中，吏员成为权力打手，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税粮收集以后，不像后世，只要运输到各地的仓库即可，而要直接运输到相应的地方，交给各级政府部门的仓库。这样的直接运输，成本相当高，政府并不管，而直接转嫁给粮长。在交通落后的时代，水陆运输的风险是相当高的，也相当辛苦。一旦粮食送到各级政府部门，吏员并不珍惜，随意践踏现象相当严重。政府轻易转嫁社会成本这样的体制，正是古代政府不断出问题的因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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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了“天树君而建官，惟以为民也”这样的民本思想命题。天树君，天建官，官为民，这就是明朝典型的民本思想。“民易虐，天难欺”，这是理学家的天理观所在。“民乎民乎，可无恤乎？官乎官乎，可自娱乎？”官员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乐，要体恤百姓之苦，这是一个到今天仍没有解决的体制问题。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权力在官，后者权力在民。只要无法解决权力在民体制，就永远无法解决官民关系冲突问题，不可能创造出和谐的社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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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尤其对士大夫的为民观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农之志在稼，贾之志在贿，终其身皆无变焉者，惟士之志，则有在道在功、在名与利者。既殊矣，至为风化所鼓，流俗所诱，毁誉利害所驱，则又有变其志者。夫功与名利，或志焉而不可必得；惟道在吾身，得可必也，而志焉者殊鲜。苟志乎此而学之弗懈，则持身必端，理家必和，莅官必敬，事主必忠，治民必仁，且义无乎不尽矣。然志不笃而懈于学，或诱之，或驱之，于是变而志功名，则于道有不顾矣；志利，则于功名有不问矣。……世之否，由士志利而忘道也。诚得志道不变之士布诸庶位，求世无泰，得乎？”(142)在他看来，农民、商人的志向不变，但士大夫的志向可好可坏，完全取决于修养。如果“志利而忘道”，那这个社会就没有药可治了。只有志向正、修炼不懈的士大夫，才能于国于民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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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刑严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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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中德”思想。“天下之道，惟中可以尽之，大之五常，小之万善，皆不可偏也，不可倚也，不可过也，不可不及也，惟中而已。尧舜三代之所传，孔氏祖孙之所述，皆是道也。天下之事，不可不中。刑其尤者，人命之死生，民德之臧否，天下之治乱，一于是乎系焉。……然情伪是非殽而不可别，上下轻重惑而莫能定，求刑之中也，不已难乎！……得中行以司刑，刑焉有不中者哉？……夫中固至德，然中德亦自有至有不至者，……以求中德之至而行之，则刑无不中，将见中州之民，亦且化而中矣。”(143)这就是杨守陈的“中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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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在德刑严宽中取得某种平衡。“一之以德而宽，则吏纵民慢，汉所以衰也；一之以严，则吏遁民残，秦所以乱也。德刑严宽并存而时出，庶三代之治乎！”(144)他尤其希望掌握生杀大权的刑官处事要谨慎，“凡刑官，必须仁厚明断，而又夙夜勤慎无懈，庶几寡过。否则，纵有罪虐无辜，灾及于身家，流毒于子姓，此所以忧也”(145)。他总担心会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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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寇之兴，情非得已。杨守陈认为：“秦之胜、广，汉之赤眉，隋之王薄、张金称，唐之黄巢，元之红巾，……盖亦有不得已也。”(146)贼寇之流并非虎狼之心，亦是普通之人，之所以起而反抗是因为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民生有欲，不获则争，盗之争欲，尤不道而可恶甚者，罪不容于诛。……太朴之时，山无隧，泽无梁，民各甘食美服，乐业而安居，虽鸡犬之音相闻，犹老死不还往，其又奚争？大同之世，食货充盈，教化旁达，男有分，女有归，嬛独疾废有养，人皆不以货利为己私，故外户而不闭。自后大道隐，偷俗兴，故小大好草窃，至杀越人于货，寖起而滋盛。周末以降，井田废，学校礼义之教隳，民皆窘于衣食，暗于廉耻辞让，加有凶荒冻馁，阽于死亡。而为之上者，又严刑厚敛以逼之”(147)，必然沦为流寇。这里将历史区分为“太朴之时”、“大同之世”、“大道隐”、“周末以来”四个阶段，考察了盗贼出现的背景。实际上是说，私有制导致了盗贼的出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贼寇的问题，当应体恤庶民，廉明吏治。对于如何对待贼寇，杨守陈认为“夫临民之道惟恩与威”(148)，主张恩威并施。对于恩威，杨守陈有如下较为透彻的分析：恩与威二者，若相反而实相济也。威不振，则恩不施。非不施也，恩虽施而壅塞者众，与不施同。故欲施恩必先振威，威既正，则掊克者去，凌暴者去，民各自遂，虽不施恩，而民固已感其恩矣。从杨守陈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威”更加重视。他认为要法刑严明，这样“人自畏而无敢病”(149)。如果再深入下去，刑罚不明的深层原因当是吏治腐败，故防止民堕变为贼寇须从吏治抓起。只有官吏的威信重新建立，才能更好地杜绝贼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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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杨守陈对于边疆格外之关注，这是知识分子爱国之心的表现。他在文集中提到了宣府、大同、延绥、两广等边疆的治理状况。国家的长治久安，庶民的安居乐业，皆与边疆之治理密不可分。杨守陈认为边疆的治理，最主要从两点着手，一是治理边疆的政策，一是边疆之吏。对于边疆的政策，杨守陈认为“设险莫如修德”(150)。武力征伐，只能求一时之安，而修德治疆，才是久安之策。修德的同时也要重视武备，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仅靠修德是难以实现边疆安宁的。在这点上，杨守陈很是担忧，因为“今日文恬武熙，惟玩好是求，惟燕游是乐，置边务于度外也”(151)。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没有强大的武备，必然要遭受欺侮。对于吏治，杨守陈觉得问题亦是严重，边疆之吏中“庸懦贪鄙之徒，不惟国家之利害，不恤生民之涂炭，而徒务于功赏，或掩小丑以为大功，甚者戮齐民以效首虏”(152)。若边疆之吏不务于职，贪功好利，甚至是“戮齐民以効首虏”，那边疆自不会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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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五、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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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虽然官至吏部侍郎，但主持实际行政事务时间不多。他主要是一个担任朝廷清闲职务的翰林官员。他出身底层，关注民间，有较多的理想，但实践理想的机会不多，只能通过文章表露出来。他的理学思想符合时代要求，没有太多新鲜感。在理学上宗朱，主张以道德为首务，诗文为学者之末务；主张由朱子、孟子，以接近于孔子；认为朱子著作已比较完善，不必杂以后儒诸说。他的修史实践，主要是政府职务活动。肯定修乡村志，这样的思想仍值得继承。他的性格，更像是一个学者性格。作为一个浙东学人，表现务实的风格，强调知行合一。“蒙闻笃行始于学问思辨，约礼本于博文，尽心由于知性，而平天下之道亦先于格物而渐近之耳。”(153)34岁北京任职之前的杨守陈，更像一个学者。杨守陈的学术特点是“兼收朱、张、吕、陆之长，不墨守一家”。博涉，兼朱、陆之学，强调自得。他的疑经活动，正是出仕之前完成的。对经典文本的独立思考，有可能出现新的思想体系。杨守陈的疑经活动，形成于心学出现之前。汉学之后有理学，理学之后有心学。北宋刘敞《七经小传》曾撼动汉唐注疏之学，而明中叶杨守陈《诸经私钞》又一次撼动宋明理学。此后的浙东学人王阳明，比杨守陈走得更远，建立了可以挑战程朱理学权威的心学。这正是明代浙东学人可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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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参林庆彰主编《明代经学研究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明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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