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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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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留意古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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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视地方文献，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杨德周是一个读书人，“古田大令杨公南仲，有读书之癖，有积书之癖，又有好奇书之癖。而一日分符来令古田，而其好读书积书与好奇书之癖无以减于未令时也。”(60)杨德周到玉田以后，关注地方文献。“首从余中拙先生询此邦文献”。余文龙回答说“湮没殆尽”，只有少数几种文集传世(61)。此所谓余中拙先生是指余文龙。余文龙，字起潜，或作字云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官赣州知府，主修天启《赣州府志》。终真定同知，有《拙我斋集》四卷等。“余中拙先生之居其乡也，掩关扫却，门无杂宾，亦不问户外事。余幸以拙吏，受知先生，时过谈接膝娓娓”(62)。“余在邑时，公居林下，相与最久，而未尝以诗见示。盖公自是古今大战场人，一乡一邑未足囿之也。”(63)由此可知，杨德周与余文龙的交往相当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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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是朱熹闽学的根据地之一，有十八弟子之一的林用中、林允中兄弟(64)。《玉田即事》称“讲席千秋诵考亭，二林流韵有仪型”。杨德周到玉田以后，首先做的事是刊刻朱熹的《南岳酬唱集》。林用中，字择之，号东屏，南宋玉田人。他是朱熹的学生。乾道三年（1167）九月，朱熹偕林用中访张栻于湘水之上。十一月十三日，张拭陪同朱熹师徒三人同登南岳衡山，在山中盘桓六日。他们探幽揽胜，游目怡怀，兴会所至，剖心酬唱，得诗一百四十九首，编成《南岳唱酬集》传世。崇祯四年（1631），杨德周搜集文献，重刊《南岳酬唱集》一卷。杨德周《镌南岳酬唱集序》：“夫今日之不泯文献者，即后日文献之必不可泯者也。盖（德）周为斯土斯文，昕夕望之。”(65)余文龙《南岳酬唱集序》：“崇祯辛未（四年），四明广石杨明府，世胄名公，秘函宿学，甫下车，即搜访石英，表章逸德，得其遗稿，于西河氏残断蠧蚀，重加校次，付之剞劂，征序于不佞文龙。”(66)此书附录了朱熹与林用中书信及遗事。杨德周《刻晦翁与林东屏先生书及遗事序》称：“德周既刻《南岳酬唱集》，已从徐兴公借诸书，得朱夫子与择之先生书及遗事数则，定作后卷。……或曰前卷以诗行，此以学训，骚苑、儒林固传欤？……今取诸先生帙，诵诗读书，尚友论世，三复之余，知不必歧为两截矣。”(67)今有《四库全书》本，称《南岳倡酬集》，前有朱熹序、张栻记。《四库全书提要》称：“今此本所录止五十七题，以《朱子大全集》参校，所载又止五十题，亦有《大全集》所有而此本失载者。又每题皆三人同赋，以五十七题计之，亦不当云一百四十九篇，不知何以参错不合。又卷中联句，往往失去姓氏标题，其他诗亦多依朱子集中之题，至有题作《次敬夫韵》，而其诗实为栻作者，盖传写者讹误脱佚，非当日原本矣。后有朱子《与林用中书》三十二篇，《用中遗事》十条，及朱子所作《字序》二首，皆非此集所应有，或林氏后人所附益欤？然以南岳标题，而泛及别地之尺牍；以唱酬为名，而滥载平居之讲论；以三人合集，而独赘用中一人之言行。皆非体例，姑以原本所有存之云尔。”从以上介绍来看，这个版本应就是杨德周刻本，只是不知何故，没有余文龙、杨德周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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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田识略》卷八《享帚集选序》：“余既序东皋先生《同声集》，兼有所采撷，载入《识略》中。而其文孙尔弼复持全集，请余选而传之。会计期逼，携入征车中，翻阅有加，盖诺不容虚，亦缘手摹芙容之秀，不忍释卷停披也。余于邑中，忠义则吊剑溪之激烈，文章则诵翠屏之清绮。”《享帚集》六卷，作者是郭文涓，字稚源，古田人，嘉靖十六年举人，官保定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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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用中《草堂集》找不到，《玉田识略》卷三《儒林·林用中》：“书此以俟后之广辑文献者。”此外，关注王所《日格类钞》等图书的搜集。王所，字敬作，东莞人，曾官玉田知县。“王公博极群书，著有《日格类钞》三十卷，余从三山徐勃借览，因遍询之，邑无原本，且云未之闻，则文献之漫漶多矣。”(68)由此可知杨德周关注文献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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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订《闽南唐雅》。《闽南唐雅》十二卷，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45册，作费道用辑。全书题“明石阡费道用闇如辑，古堇杨德周齐庄订，三山徐兴公校”。费道用，字闇如，号笔山，贵州石阡府（今石阡）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授福建福清县知县。然而，邵捷春《闽南唐雅序》称杨德周“得友人徐兴公所藏秘册，严加参缵而授之梓”。杨德周《闽南唐雅序》称：“适得徐兴公原本，与福清费令公极力搜辑，共完此帙，……此举盖有功于唐，有功于闽，而并有功于诗矣。……此编非今昔情情一大坊表哉？”据此，则徐兴公有一个初稿，费道用、杨德周仅是在此基础上补辑与出版而已。何以如此？四库馆臣猜测“殆为闽人，而道用、德周皆闽令，故让善于二人也。”(69)杨德周与费道用交往较多，故而合作补辑出版了此书。前有解学尹、邵捷春、费道用、杨德周序。杨德周序署崇祯六年孟秋，此应是刊刻年月。《闽南唐雅》所录皆闽中有唐一代之诗，自薛令之以下四十人。何以要编纂此诗集？主要是为了保存诗歌文献。费道用《闽南唐雅序》称：“闽在唐犹以辽绝天南，差逊于大国，故诗人不多屈指，而所垂诸集亦鲜连篇累牍之传。乃历至于今洋洋，家沈、宋，人钱、刘，而独全唐之人未广。全唐之诗饮河忘源，识者不能无缺陷之憾。偶与杨古田南仲抵掌此事，辄共相搜辑，庋此全编。倘亦此土一段嘉话，采风者必所录乎！”(70)由此可知，唐代的福建文化尚落后，诗人不多，流传下来的作品更少，不加搜集与出版，就有失传之忧。编纂出版此诗集，有光大唐代闽人诗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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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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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三、编纂《玉田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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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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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纂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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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周在古田期间的最大成就是编纂了《玉田识略》一书。余文龙《玉田识略序》称“广石杨侯奇探绿水，学富青缃，自筦符以迄今，惟搜罗之是务，刻盈邺架，帙满田楼，乃乘鸣琴之余，爰修掞藻之业”(71)。由此可知，杨德周到古田以后，一直关注地方文献事业。早在《玉田即事》诗中，杨氏已经流露出“两编近创禆谌笔，八咏谁裁沈约章。五代以前千载后，尚留文献待三长”志向。禆谌是春秋时期郑国谋臣。杨德周《玉田识略自序》称：“邑旧无志，志自南昌刘公始，而归安王公续修焉，遂为金井玉田完一大缺陷事。当时珥笔诸公，不无遗漏，未泽大雅。亦缘辟疆稍晚，掌故漫漶，艰于无米作炊。所谓虽太史公在，不能载成《史记》也。……不佞周待罪邑中两载余，事剧吏冗，何暇研笔事？……盖闻神庙时，陈文宪公疏修正史，诏求遗书，其时书大出。而山阴有王贡士应遴者，两疏修志，上独下所司，待诏阙下，于《一统志》之外，倍增几半。会以实录故浸议。余既阨于所遇，不能窥金匮石室之藏于芭蕉园，少供讨论；又以生后其时，不曾从国门见当日所集诸书，旁搜刘览。……今兹之辑，考索宪章，眉列掌示，余惟是美人伦，厚风俗，兵刑财赋之绸缪，忠义贞美之扬扢，为大纲领；而其绪以文词歌咏，缘饰之以经以纬，微意别裁，观者当得之意言之表，庶几不贤识小，聊佐识大之遗。邑虽小，亦有小帐簿焉；令虽微，亦司帐簿人也。司帐簿，而不谙于旧帐簿，懵甚；既得旧帐簿，而不加料理，重制一新帐簿，懵尤甚！独是笔陈殖落，著作黭浅，上不能为扶舆光映发，次不能为人物综灵奇，缀辑所就，终谢无缝铢衣，是且不足备先贤耆旧洒扫，而何敢谓事核文炳，妄意一郡一邑之志乘，与夫一代信史、千秋正史哉？余忆初登公车时，祈梦于忠肃公墓祠，公告曰：‘进而不尽其言，言而不尽其用。’公先告之矣。虽然，才囿于一割，艺窘于三长，余纵尽其言、其用，何当于正史信史之任？此又公之从臾吾过也。邑人郑君文卿、杨君应鹏、张生极均于是役有劳勚，例得并书。岁崇祯癸酉阳月，邑令四明杨德周撰。”所谓刘公指刘曰晹，万历二十八年（1600）主修万历《古田县志》。所谓王公，指王继祀，万历三十四年（1606）增补县志。由此可知，《玉田识略》乃补《古田县志》而作。郑文卿、杨应鹏、张极三人协助杨德周编纂了《玉田识略》，并不是他一人编纂的。至于纂修之因，主要是受万历中叶正史纂修、地方人士积极要求修志影响。王应遴（？—1645），后官大理寺评事。杭州人王锡衮《玉田识略序》称：“齐庄逊言之曰《识略》，实则补千百禩琬琰之阙，而其自写治县谱，为后事师者亦可十得七八矣。大都著作出当事之手，虽于治理政务多关切，而未必泽于雅；其或出谋野之笔，虽于山川咏歌多采撷，而又未娴于治也。齐庄于花县（指县治的美称）有三异，于焦园为三长，有之似之，两不坠当事、谋野之窠臼。”(72)这是说杨德周作为当政知县，又是学者，具备了编纂方志的最佳条件。中国的地方志是官书，由知县来主持自然比较合适。如果知县又是学者，则条件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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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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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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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法，《玉田识略》刊于崇祯六年（1633）。因为，杨德周自序署崇祯六年。不过，这应是成书时间，而不是刊刻时间。杨德周讲到节妇郑一纶妻时说，“至崇祯六年，节妇春秋七十三矣。是年十月之望，邑诸生具呈以闻。适余计行亟，学与里邻结状亦未至，荏苒不果行。至次年，余再莅邑，询之，则节妇即世矣。幽芳不阐，有司之罪人也。已故不便上详，第旌其门，以表扬媺懿，且志吾过云。”(73)由此说明，这篇传记正是崇祯七年写的。《古田县戒杀牛文》：“余之莅古田也，初已禁杀牛，而山城之民习以为常，不能遽革。今复任，以戒为禁，以劝为戒，可乎？”(74)此处明确称“今复任”。《玉田识略》卷八附录的《古田县刻布便民良方》，明确署“甲戌夏日，邑令四明杨德周纪事”。甲戌即崇祯七年。以上三条材料说明，杨德周确实续任了古田知县。由此可知，《玉田识略》的编纂经过了两个阶段，前七卷成于崇祯六年第一任结束之前。崇祯七年，因续任古田知县，增加了卷八《补遗文类》。这部书，应是第二任开始的崇祯七年时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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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志书的名称，开始可能称《玉田志略》，如余文龙《送广翁杨父母入觐序》“纂辑《志略》、《志林》诸书，以备百年邑乘之缺典”(75)。清人全祖望也称《玉田志略》(76)。不过，正式的说法是《玉田识略》。沈津说“崇祯本《玉田识略》仅南京图书馆有藏”(77)，其实，国家图书馆也有一部足本收藏，海外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也有一部，此外，福建师大图书馆残存卷七、卷八。题“明邑令四明杨德周辑”。今有《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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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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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周对《玉田识略》的文献价值是相当肯定的。“以上俱琐屑不足存，然一经拈出，未必非后贤所收也。倘从来有攈拾如余者，何至邑乘寥寥若斯，君子其无忘余禆谌之劳哉！”(78)禆谌为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常负责文件的起草。《玉田识略》的学术价值，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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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研究明代古田县的第一手资料。是书约计九万字，分门别类，厘为八卷。卷一记沿革、分野、形胜、风土、时事。卷二记税额、兵制、驿站等七目。卷三为人物之记载，列名宦、寓贤、选举、宦绩、谠直、笃行、儒林、文苑、隐逸、贞烈、闺秀等十一目。寓贤记朱熹、李侗。卷四至卷七为诗文类，篇幅居全书之首。诗类收八景题咏、山川题咏、书院题咏、楼阁题咏、驿馆题咏、祠庙题咏、桥梁题咏、墓宅题咏、玉田杂咏，文类首载黄庭坚《暹老语录序》，又收朱熹、韩世忠、宋濂之文。卷八补遗，后附古田县刻布《便民良方》(79)。这部古田外志，是研究古田的第一手资料。杨德周自己的评估是：“今兹之辑，考索宪章，眉列掌示，余惟是美人伦，厚风俗，兵刑财赋之绸缪，忠义贞美之扬扢，为大纲领；而其绪以文词歌咏，缘饰之以经以纬，微意别裁，观者当得之意言之表，庶几不贤识小，聊佐识大之遗。”(80)余文龙称：“远探鸿蒙，近括眉睫，大而兵刑之烦，细及昆虫之琐，凡山灵之一觞一咏，暨野老之片唾片词，寸瑜莫弃，尺朽兼收。分门别类，霞灿星罗，业号精详，谦颜《志略》，已为词宗之所共推崇。”(81)王锡衮称：“今观识中名山幽洞，总无遗落，前哲名贤，并赖表章，钱谷兵刑之指于掌也，利弊兴除之折于衷，下至幽闺石隐无不搜，片言只句罔不辑也。镜古所以诏来，表亡所以感存，著作之家让为指南，郡邑之乘遵为方册。”(82)这样的称赞是不为过分的。有人说，这部志书过略，没有方方面面涉及，确实是这部志书的特点。不过，从史料价值来说，此志的价值却相当大。这部志乘的最大特点是重视文献的汇集，注明出处，史料价值高。也就是说，他的重点不是自己编纂，而是将相关的文献汇编成稿。这些内容，多是嘉靖、万历两部《玉田县志》没有的。这种学术个性，正是今天应强调的，值得今天的官修志书参考。在官方垄断方志编纂时代，私人如何编纂方志？那就是不求全，且以文献为主，这样有个性的志书不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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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研究杨德周治理思想的第一手资料。杨德周在古田任职知县共六年，留下了不少政绩，《玉田识略》比较详细地反映了他的治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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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注民生，有一定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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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周作为儒家入世型士大夫，有着较多的民本思想。卷一《时事》称“民之天，即国之命也”。提倡社仓。卷七《古田县求生仓记》：“嗟乎，社仓法下诸郡，而野无饥磷；此仓法下诸郡，而狱无瘐骨。”由此可知，求生仓是护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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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杨德周仁政思想的是卷八附录的《古田县刻布便民良方》。这是杨德周第二次任古田知县时刊刻的，记有民间偏方近百种，对研究我国中医、中药学的发展史有重要参考价值。“陆宣公在忠州，裒方度日，盖仁人之用心，卫生与及物兼之也。余于甲戌之夏日，参谒会城，偶于《笔乘》见焦弱侯先生所集古名（方），爰广其传。嗟乎！余为一邑之长，有一政一事，可以拯民疾痛者不少概，多阔略而屑屑于此，余滋愧矣。客日，以此心推广焉，当于斯民有瘳乎，遂梓之。德周识。”(83)陆宣公指陆贽（754—805），晚年贬充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关于陆贽在忠州裒方度日事，见于南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八《陆宣公裒方书》：“陆宣公在忠州，裒方书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祸，盖君子之存心，无所不用其至也。前辈名士，往往能医，非惟卫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耻言之。近时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验方，流布甚广，皆仁人之用心。《本草》单方，近已刻于四明。然唐人及本朝诸公文集杂说中名方尚多，未见有类而传之者。予屡欲为之，恨藏书不广，傥有能用予言，集以传诸人，亦济物之一端也。”(84)明朝的焦竑（1540—1620）读到此条，大感兴趣，称“此言甚合余意”，于是，以类集医方为己任，其《焦氏笔乘》正、续集中辑录了历代笔记文集中一百多条医方。崇祯七年夏天，杨德周到福建省城见上司，购得焦竑《焦氏笔乘》，见有医方，十分有兴趣，于是加以续补，刊刻于世。杨德周为什么会对禁方有兴趣？这与杨德周的个人经历有关。“先生母陈孺人患脚气，百药治之不効，而弃不肖去。偶计行途中，阅古书，乃知多服杨梅仁可疗，泫然终天人之恨也。近于署中稍简得禁方，公之通都。所愿邑中知医者，愿以恒心谂仁术，护我赤子，何必良医之功减于良相哉？德周识。”由此可知，母亲陈氏因脚气而逝，使他关注医方。崇祯六年到北京计偕路上，阅读古书，留意医方。崇祯七年得《焦氏笔乘》以后，如获至宝，于是在《焦氏笔乘》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整理，成《便民良方》，借助自己的知县权力，公布于世。“凡禁方，多载古人集中，随疏记数，多可拈出，了非庸医所能解也。余蓄书未多，读书未博，聊以耳而目之者载焉。其耳目所遗，则俟同志者之广之也。虽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深于上池者，不能泥成方；而知变通之术焉，则善矣。德周识。”所谓禁方，是指珍秘的药方或其他配方。“鸟喙之毒，其惨与小人之害国家等，谂禁方者，尚其择所用哉！”由禁方的使用，进而思考治理之方，这就是杨氏的联想思维。杨氏公布《便民良方》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古田人民自我保护，也希望医生以仁慈之心对待病人。如此，良医的作用不亚于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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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注时政，有积极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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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会安抚百姓。“保障之政，使民不为盗，上也；使盗复为民，亦上也；其次，则御盗以安民焉。有事之时，有一病即拈一药，世何尝乏材哉？”不要逼迫农民为盗，或使已经为盗的农民重新回归农民，这都是上策。至少，也得抵御农民起义，保护另一批人不受盗的骚扰。面对陕北李自成起义之事，杨德周也有自己的想法。称“陕洛近日灾民散为流民，聚为流贼。若有能用张全义之法，设屯将聚饥氓，教以种艺，既存活无算，兼可得胜兵，则流民可复为良民，而亦即可以御流贼。”(85)惜杨氏是下层官员，不敢越俎上陈。当然，操作起来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