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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研究杨德周治理思想的第一手资料。杨德周在古田任职知县共六年，留下了不少政绩，《玉田识略》比较详细地反映了他的治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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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注民生，有一定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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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周作为儒家入世型士大夫，有着较多的民本思想。卷一《时事》称“民之天，即国之命也”。提倡社仓。卷七《古田县求生仓记》：“嗟乎，社仓法下诸郡，而野无饥磷；此仓法下诸郡，而狱无瘐骨。”由此可知，求生仓是护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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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杨德周仁政思想的是卷八附录的《古田县刻布便民良方》。这是杨德周第二次任古田知县时刊刻的，记有民间偏方近百种，对研究我国中医、中药学的发展史有重要参考价值。“陆宣公在忠州，裒方度日，盖仁人之用心，卫生与及物兼之也。余于甲戌之夏日，参谒会城，偶于《笔乘》见焦弱侯先生所集古名（方），爰广其传。嗟乎！余为一邑之长，有一政一事，可以拯民疾痛者不少概，多阔略而屑屑于此，余滋愧矣。客日，以此心推广焉，当于斯民有瘳乎，遂梓之。德周识。”(83)陆宣公指陆贽（754—805），晚年贬充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关于陆贽在忠州裒方度日事，见于南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八《陆宣公裒方书》：“陆宣公在忠州，裒方书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祸，盖君子之存心，无所不用其至也。前辈名士，往往能医，非惟卫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耻言之。近时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验方，流布甚广，皆仁人之用心。《本草》单方，近已刻于四明。然唐人及本朝诸公文集杂说中名方尚多，未见有类而传之者。予屡欲为之，恨藏书不广，傥有能用予言，集以传诸人，亦济物之一端也。”(84)明朝的焦竑（1540—1620）读到此条，大感兴趣，称“此言甚合余意”，于是，以类集医方为己任，其《焦氏笔乘》正、续集中辑录了历代笔记文集中一百多条医方。崇祯七年夏天，杨德周到福建省城见上司，购得焦竑《焦氏笔乘》，见有医方，十分有兴趣，于是加以续补，刊刻于世。杨德周为什么会对禁方有兴趣？这与杨德周的个人经历有关。“先生母陈孺人患脚气，百药治之不効，而弃不肖去。偶计行途中，阅古书，乃知多服杨梅仁可疗，泫然终天人之恨也。近于署中稍简得禁方，公之通都。所愿邑中知医者，愿以恒心谂仁术，护我赤子，何必良医之功减于良相哉？德周识。”由此可知，母亲陈氏因脚气而逝，使他关注医方。崇祯六年到北京计偕路上，阅读古书，留意医方。崇祯七年得《焦氏笔乘》以后，如获至宝，于是在《焦氏笔乘》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整理，成《便民良方》，借助自己的知县权力，公布于世。“凡禁方，多载古人集中，随疏记数，多可拈出，了非庸医所能解也。余蓄书未多，读书未博，聊以耳而目之者载焉。其耳目所遗，则俟同志者之广之也。虽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深于上池者，不能泥成方；而知变通之术焉，则善矣。德周识。”所谓禁方，是指珍秘的药方或其他配方。“鸟喙之毒，其惨与小人之害国家等，谂禁方者，尚其择所用哉！”由禁方的使用，进而思考治理之方，这就是杨氏的联想思维。杨氏公布《便民良方》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古田人民自我保护，也希望医生以仁慈之心对待病人。如此，良医的作用不亚于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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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注时政，有积极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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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会安抚百姓。“保障之政，使民不为盗，上也；使盗复为民，亦上也；其次，则御盗以安民焉。有事之时，有一病即拈一药，世何尝乏材哉？”不要逼迫农民为盗，或使已经为盗的农民重新回归农民，这都是上策。至少，也得抵御农民起义，保护另一批人不受盗的骚扰。面对陕北李自成起义之事，杨德周也有自己的想法。称“陕洛近日灾民散为流民，聚为流贼。若有能用张全义之法，设屯将聚饥氓，教以种艺，既存活无算，兼可得胜兵，则流民可复为良民，而亦即可以御流贼。”(85)惜杨氏是下层官员，不敢越俎上陈。当然，操作起来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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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会催科。增税催租，只会加剧官民关系的恶化。卷二《税额》：“自虏内讧以后，国家盖不胜仰屋而叹矣。税缺宜增，费冗宜减，普天之下，谊切急公是。必不容公议蠲议贷上请，而惟是循良之于掊克，其政自不相类，民之应之者亦异。余尝有句云：严关原渴饷，圣世岂催租。不日敉宁之奏，圣明霈然下德诏，以复祖宗之旧，不愆不忘，旦暮跂首可望。承流效职者，不躬于抚字催科之际，洁己恤民，剂量而行之，徒哓哓归咎于朝廷，是诚不知其何心矣。”军事吃紧，只能增税减费，导致地方循良之官也只能以剥削为职，从而影响了官民关系。要求通过省费省官来解决问题。卷一《风土》提出“省费省官，当今第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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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懂方略。卷二《兵制》：“兵以时平议革，以乱议增，其大都也。然又安知议革之时未必真可革而议增之时又其不必增者乎？兵议革而充饷，饷复议增而裁兵，正兵议裁而乡兵议增，养兵正额议裁而养兵之设处议增。塞垣事与内地异，郡邑与省会异，在郡与在邑异，而此邑复与他邑异。政恐苞桑未固，筑舍难成，未易深言之也。”盛世要裁员，乱世要增兵，这是常规。具体到了兵荒马乱的明末，则必须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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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调立法的相对稳定性，反对随意改变政策。卷二《利弊》：“善为治者，有立法无变法；法变而利不补害，得不偿失。在下者不言典故而言条陈，在上者不责遵行而责设处。夫天下有意美而法未必良者，又有法良而行法未必尽善者，旧贯不仍而轻谈改作，旧章不率而并启愆忘，可乎？”这正是明朝末期人治恶性发展结果的表现。兵制改革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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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要求改革地方官迎来送往之弊。卷二《驿站》“闽中水陆之冲，至古田两驿极矣。又去县治甚远，奔走不暇，而供亿难周也。驿任劳，县任罪，乃县之劳不啻什伯于驿，而驿之罪又尽归于县，不止平分矣。余每出负弩一一情事，可哭可涕，而无所从愬。近捧代巡路公檄，禁止迎送，庶几后来县官稍得息肩乎？”古田县两个驿站，处于福建水陆交通要道，迎来送往的任务十分频繁，驿任劳，县任罪，弄得地方官十分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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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周的时政思想，体现了一个有责任心的官员的独立思考。全祖望阅后赞叹说：“其于税额、兵制、驿站、社仓诸法，言之不啻三致意焉，不问而知其为良吏也。”(86)这样的判断是有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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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视纲常、社会教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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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视理学的实践。古田曾是儒林之区，故杨德周关注古田历代的学术活动。朱熹曾在古田讲学，“为先贤过化之地”，“其时亦铿然邹鲁遗响”，然而，到了明朝，“空谷不闻足音矣”(87)。当然，“遗风旧迹，犹有存者，然亦什一之留矣”(88)。“自儒林流为道学，而时或过而尊之，亦时或过而抑之”(89)，杨德周认为这样的态度均不当。著述与躬行相比，他更强调躬行(90)。卷三《寓贤·李侗》：“故后世道学一途，非必尽属膺鼎，而要以躬行实践为上，潜心著述次之。”重视社会实践，正是官员型学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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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注忠孝节义。杨德周出身忠义之家，有浓厚的忠义思想。林英（1368—1402），字章叔，号剑溪，古田人。建文帝登基不久，林英就上书请求抑制明王朝宗藩势力，但没被采纳。建文三年（1401）十二月，自缢而死，年34岁(91)。杨德周对此人十分肯定，卷三《谠直·林英》：“临事抗节死难之臣，必出于平居直言敢谏之士，于林先生乎益信！”崇祯五年，杨德周将林英祀于乡贤，写下了祭文《林溪先生崇祀乡贤祭文》，称：“剑溪林先生，斯非两间正气，一代完人，三年化碧，而百世流丹者乎？……今天下外讧内骚，时渐多事，维是先生流风遗韵，兴起后来，使子皆奋孝，臣皆奋忠，士民皆奋义，庶几塞之节其通也，节之范其功也，死之重其生，而往之劝其来也。即万山剧邑，一命下吏，先生实式灵之。”(92)他希望通过激励林英的忠义思想，鼓励士民养成忠义之气。卷三《贞烈》：“余故好称贞义事，乃第兹土，尤愿以此风厉邑人，且以示两间正气在巾帼，安得不在须眉也。”《闺秀》记邑人郑均德之妻谭氏，及杭州陈敏政之女德懿能诗文之事，一反志书对女子仅赞贞烈之德的旧习。卷三《宦绩·丁崑》：“不问户外事，不闻户外屦，此笃行第一等人。”这里肯定了笃行。复关注隐逸之人，卷三《隐逸》：“古邑最是隐逸善地，而纪载寥寥，如余轩固，采之家谱者也；岩栖谷，饮世无扬扢者，而其人又不欲姓字落人间，未免草木同腐耳。阐幽君子，何可不尚论于逸民一篇！”由此可知，为了鼓励好的社会风气，杨德周亲自关注教化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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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对火葬、杀牛。卷八《古田县戒火葬文》：“余令古田，尝禁火葬，而俗未变也。因计期伊，迩再作说以晓之。”卷八《古田县戒杀牛文》：“余之莅古田也，初已禁杀牛，而山城之民习以为常，不能遽革。今复任，以戒为禁，以劝为戒，可乎？”可见，他曾屡次提出反对火葬、杀耕牛。反对火葬，是有明一代的主流思想，这是由理学立国决定的。至于禁止杀牛，可能与保护耕牛、保护农耕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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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收录了作者本人不少作品。《玉田识略》卷四诗类《八景咏和》有杨德周诗《游半仙岩》、《塔岭庵小憩》、《题吉祥寺》、《游极乐寺》、《再游极乐寺》、《迎解司李行部玉田奉邀极乐寺呈上二首》、《宿幽岩寺》、《又咏幽岩八景》、《题紫极宫》、《登嵩溪阁》。《玉田识略》卷五青山书院诗、《题见远楼》、《题官舍晚对楼》、《题观澜阁》、《水口道上》、《又过水口驿》、《歇黄田》、《又宿黄田驿》、《憇石山公馆》、《嵩溪公馆》、《又嵩溪馆》、《宿上洋公馆》、《过秀峰公馆》、《过祠下》、《过林氏故居》。《玉田识略》卷六诗类《玉田杂咏》，附《公署倡酬》、《玉田即事》八首、《又古田即事》、《竹枝词》十首、《古田道中用徐兴公韵》、《古田署中》。卷七有杨德周《重建朝天桥记》、《古田县重建尉厅记》、《古田县求生仓记》、《朝天桥募缘疏》、《二隐传略》。卷八《林节妇纪略》、《享帚集选序》、《余中拙先生招饮话别》、《发玉田示诸父老》、《又别玉田》。在杨氏文集流传不多的情况下，此志无疑是杨氏诗文作品的最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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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收录了堂兄杨德政（1547—？）《立春日黄田诗》。《和家宪长黄田道中诗》：“家大兄叔向宪长，有《立春日黄田诗》，刻《梦鹿轩稿》。余莅玉田，则黄田固封内也，偶阅此韵奉和，先列大兄诗于前。大兄讳德政，别号楚亭，成丁丑进士，以翰林外补转，尝分藩延平，后再总闽宪云。”杨德政《立春日黄田诗》：“东风天上送春回，孤客逢时转自哀。冻色仍颦堤畔柳，寒花欲尽陇头梅。记得辛盘旧行乐，满堂女儿笑颜开。”杨德政留下的作品不多，《明诗综》有二首，这让我们藉此多了解了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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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四、重视古籍与遗献的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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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是晚明的一个特点。受此风影响，杨德周重视古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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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籍的汇编辑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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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德周关注建安七子文献整理，编成《建安七子集》二十八卷，崇祯十一年由陈朝辅刊刻于世，国家图书馆藏本作“古余堂藏板”，题“四明杨德周次庄辑定，四明陈朝辅燮五订正”，或作“四明杨德周次庄辑存，四明陈朝辅燮五增订”。序尾题“崇祯戊寅仲夏，四明韦庵居士陈朝辅燮五父撰”。此外，天津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辽宁大学图书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也有藏。“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明嘉靖间才受人关注，范钦是较早编纂辑佚建安七子集者。“世无《建安七子集》，范司马汇七子集而冠以孔融《典论》也，非建安七子。”(93)范钦的七子集抄本，可能落入杨承鲲手，写了序。“自两公久即世，书亦漶灭失传。”(94)到了崇祯末年，“近吾年友杨南仲藏有秘函，因出以供赏，奇析疑之。适南仲，因举孙器之之评曰：‘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余曰：‘虽复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何以加。’南仲又举刘勰之语曰：‘魏虽三调正声，实则韶夏郑曲。’余曰：‘黄初委属闰统，建安雅是正声。’南仲曰：‘八斗独擅诸子，囿陈思之范围。’余曰：‘一石共分陈思，不废诸子之扬扢。’南仲曰：‘自陈思以下篇什寥寥，尤惜其不尽存。’余曰：‘自公无干以上简编□□，最喜其未尽泯。’南仲曰：‘建安为两汉之后劲，再求升而上之何如？’余曰：‘建安乃六朝之先鞭，毋令降而下焉可矣。’南仲举少陵之句：‘不及前人更勿疑，递相祖述更先谁？’余即举下句曰：‘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南仲曰：‘孟德自谓老而好学，景初诏谓子建自少至终，籍不离其手，其当时好学如斯。’余曰：‘孟德之网罗诸子，子桓兄弟之延致宾客，其当时怜才好士之风又若此。’嗟乎！尚论非难也，论平则难耳。余两人所持说，人语兼质，瑕瑜互见，差谓不谬于作者云。”(95)杨德周与陈朝辅的对话，充分体现出两个学人的智慧。杨德周所谓七子，是指曹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今所谓七子，有孔融无曹植。杨德周辑本《建安七子集》，是目前最早刊刻的建安七子集本。1971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本陈朝辅《汇刻建安七子集序》末尾作“乾隆戊寅仲夏”，或以为“乾隆二十二年重刊”(96)。误，当系书商造伪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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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刊《岳武遗文》。宋人岳飞是杨德周崇拜的对象，《铜马编》卷下收录几首关于岳飞的诗可证。《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岳武穆集》十卷，不传。明中叶人徐阶曾编《岳武穆遗文》一卷，杨德周则进一步编成六卷本《岳武遗文》，加以刊刻。具体刊刻时间不详，应在回宁波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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