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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二、杨守陈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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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自幼经过了长期的写作训练，文学素养颇高，“余自少时读古书，求古道，攻古文辞，惟师先大考耳。稍长，欲兼举业，作时文，始别从师”(21)。再加上他很注重著述，故杨守陈文学方面的造诣也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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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官出身，也让他对写作有兴趣。“逮官翰林，所职者文耳，日勉焉以供职。有以文字请，亦强应之。虽踵接于庭，未始厌也。”(22)杨守陈写作速度快，“为文举笔立成，不烦宿构。……四方求者接迹户外，公应之不以为渎也”(23)。不过，到了晚年，情况有所变化。他对徐溥（1428—1499）说：“平昔才无半斗而喜作文，饮仅可数合而喜与宾客燕酣，行不能里计而喜游涉，今皆不复尔。文甚厌之，有请辄峻拒，或强聒不已，始搦管草草与之去，终岁无几篇。”(24)“近岁亦觉吾衰甚矣，雅志怠且忘，有请懒弗能应，顾独喜种树。……客或请文，率语以不暇。”(25)这样的变化，除了年龄因素外，官场的平淡，难以有大的升迁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长期得不到奖励，显然他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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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家庭与时代影响，杨守陈对有用与无用价值观有着独到的理解。“举业之无妨德学，先正尝言之矣。然其文亦不可忽，昔人有言：初欲弛放，久当收敛。又曰：务使平和至足，余溢为奇怪。此至言也，吾子之文弛放矣，奇怪矣，今宜收敛使平和，无取语生之忌。六经四书读已，宜温而熟之，以端其本；诸子群史百集，宜博览而强记之，以畅其枝；序记碑铭传赞，已识其体裁，间作数十篇，则于讲义理，评人物，论古今事变，记名物度数，皆与德学、举业有相资者，不可废也。若诗赋声律之语，则妨废德业，绝不宜作，俟他日德成业就，则间作一二篇以适性情。亦不必如昔人之十年赋两都，旬锻月炼而工无益之辞，误有用之学也。今世之士无远志，结发即习举业，不过欲多伦魁取卿相而已，有能卓然立志，法古圣贤，而泽天下名后世者，盖鲜也。故仆尝语子，先立其志，志立则气自随，而道德、勋业无不成者矣。”(26)在这里，德业是有用之学，而纯文学创作是无用之学。“以道德仁义为根柯，以文学政事为葩叶”(27)。德业优先发展，诗文创作为次。一旦德业成，可以考虑适当玩一点诗文创作。而且，也不必专门深入写作。在中国这个实用至上的国度中，或德业优先，或功业优先，不会有纯文学艺术的位置。他仅是工作之余，偶尔玩玩诗文创作，并不拿文学当专业来做。他的作品，就是在这种理念下完成的。这里杨守陈还提到了如何治学。“六经四书读已，宜温而熟之，以端其本”，六经与四书是根本，应当潜心研读，古圣人的思想精华寓于其中，读经书以立本，这是首要。再者，“诸子群史百集，宜博览而强记之，以畅其枝”，读诸子百家之文以博学，读史以明理，只有这般，视野才足够开阔，文章才有内涵。此外，“序记碑铭传赞”这些都要熟悉它们的体裁，因为这些应用之文体是日后实用之必需。再者，“讲义理，评人物，论古今事变，记名物度数”皆不可废，因为这些皆与德学举业相关，亦是相当重要的。杨守陈认为时人学风浮躁，“结发即习举业”，学只为应举出仕，此辈必难成大业，故他告诫冯生不可鼠目寸光，当“先立其志”，“志立则气自随，而道德勋业无不成者矣”。杨守陈希望弟子不要过分追求纯粹的文学诗赋创作，亦不可仅以应举出仕为学习的目标，当立志修德，摒弃所谓的捷径，一如既往地专心研读经书，成就一番道德勋业。事实上，杨守陈也是如此这般究理践行地走过自己的一生。这封信不难看出杨守陈的文学主张，即文以载道，为文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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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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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家族影响，杨守陈擅长诗歌。杨守陈自小就对诗歌研究颇深，少作诗皆近体，所用为唐韵。长大以后，以古辞古韵作古体诗赋，“好为五七字诗”。曾作《稽古韵略》，以备作诗之用。自谓：“余少侍先大父栖芸先生学诗，逮今未造其阃，往往坠于鄙朴，恒自厌之”(28)，这当然是自谦之辞。李绍《礼闱唱和诗序》称：“先生志行高雅，学博而才俊，问学之功，孜孜不懈，而天资颖敏绝人，古今诗文，每一过目辄为倍诵。于凡事物之触于目、感于心者，未始不即之以赋咏，作为诗歌以见意。”(29)诗歌篇幅短，既写景也抒情，比较适合日常使用。“短篱曲径水之湄，面面春光日日宜。入座雨香芳草合，开帘风软落花迟。长怀廊庙匡时学，犹见园亭宴客诗。宦业自高心自乐，平生佳兴许谁知。”(30)到成化末年时，“向用未已，文名大震一时，四方人士求其诗文者，履填于户。岁月既久，复有诗二千余篇”(31)。弘治初年，杨守陈曾出版《镜川先生诗集》。可惜，这部诗集没有传下来，只在《甬上耆旧诗》中收录了42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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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守陈的诗歌风格，前人有着精确的评价。李东阳称：“镜川杨先生，夙抱古学，以文名一世，而复深于诗。……窃以为先生之诗，博采深诣，典则深厚，成一家言。当意所得，杂体及七言古似宋，五七言律似唐，五言古似汉。然于其时，犹当择以为对，非苟同时代、称名字者比。而爱君忧国、感事写物，则得诸《三百篇》之旨为深。”(32)这里突出了诗集内容及主题的“爱君忧国、感事写物”。又有童轩（1425—1498）《杨学士诗序》，称：“诗不易作也，作而无补于世教，虽工犹不作也。……宋元而下，以诗名家者，固非一人，求其能接响于三子者谁欤？皇明天启，文运聿兴，作者辈出，若今四明杨先生维新，盖其人也。……顷者，寄自京师，邀余为之评，并序其首。……于是庄诵累日，每于意会处，辄以数语笺之，仍统而论之，曰：先生之诗，其清奇不腐，则李太白之词调也；老健不卑，则杜子美之气格也；浩瀚不竭，则韩昌黎之才思也。矧其诗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恩谊笃而伦理明，忠爱、孝友、交契之情，谆谆悃愊，其于世教之补，抑岂出于三子者之下哉！……此诚诗坛中之名家也。……今先生之诗，笃恩义，厚伦理，其补于世教如此。藉使推而行之，与民共由，则人伦可厚而风俗可美也。”(33)将杨守陈的诗，与李白、杜甫、韩愈三人诗相比，可见评价之高。“诗坛中之名家”，这一称号是相副的。朱彝尊认为杨守陈“诗格深稳，在唐、宋之间”(34)。由此可知，杨守陈的诗歌创作，多宗唐，也宗宋。李邺嗣称杨守陈诗：“其言质而健，肆而多风，《银豆谣》一章，载在国史，真《三百篇》之义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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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如安称：“杨守陈的诗歌主要摹拟盛唐诸家，除了字面上的袭用外，又能从盛唐气象中汲取养料，着眼于精神气度的表现。他笔下塑造的物之形象往往充满一种昂扬的气势情调。”如《题画马》中，那“千金大宛种”竟然没有遇到伯乐，翻被当作驽骀来饲养，境遇可以潦倒而精神气度却始终不倒。他笔下的翠鸟也是“黄腹充盈”，形象丰满，色彩明丽、气度不凡，一点不见寒涩、衰败、枯俭之态。再如《送人赴临洮》想象边塞风景，诗中描写路途的艰险，反倒更能衬托出将军“谈笑青油幕”的风姿，这就很有盛唐边塞诗的气象，在当时较为少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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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见杨守陈的诗歌，除了可以显示其台阁气象的《夏日东禁道中》、《冬日西禁道中》外，更多的是关于自然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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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诗。如《游虎丘》：“出城才数里，已到白云间。但见临门水，那知寺有山。钟鸣僧出定，林动鹤飞还。石蹬行行遍，花宫尽启关。”虎丘山乃苏州名胜，历史悠久，颇有典故，景色怡人，令众多文人骚客流连忘返。虎丘之地，山水相连，景色秀美，杨守陈已然置身于青山白云之间，此景此情，颇为惬意。映入眼帘的是那一幕春意盎然的山水，这般绝妙之地，竟传来钟磬之声，青山绿水，加上这声声寺钟之禅意，尘俗之烦恼早已抛置九霄云外，心旷神怡。踏着层层石阶，欣赏着沿途绽放之秀花，丝丝淡雅之花香沁人心脾，如此之美景，岂不醉人！现存文集中，杨守陈纯粹描绘风景名胜的诗文甚少，《游虎丘》也让我们看到了杨守陈不甚严肃的一面。如《春城夜游宴》：“蝤蛑石首和椒橙，新笋香甘带肉烹。非是老饕偏爱此，十年不歠故乡羹。”蝤蛑是产于海中的青蟹，也叫梭子蟹。石首就是黄鱼，椒橙当为辣椒和橙皮。“蝤蛑石首和椒橙”，就是以辣椒和橙皮煮的青蟹和黄鱼，“新笋香甘带肉烹”，即鲜笋烧肉。杨守陈长于东海之滨，青蟹、黄鱼、竹笋等都是家乡的美味。他自言“非是老饕偏爱此，十年不歠故乡羹”，不是我偏爱此物，实乃思乡之情。《春城夜游宴》以宴会之菜肴，抒发思乡之情怀，不见其一丝俗气，只见其缕缕深情，实乃一篇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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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家乡，如《宁波杂咏》：“山颠带海涯，竹树映禾麻。雪挹猫儿笋，雷惊雀觜茶。瑞香金作叶，茉莉玉为葩。六月杨梅熟，城西烂紫霞。”(37)这里提到了“猫儿笋”、“雀觜茶”、“杨梅”。尤其是城西杨梅“烂紫霞”的特征，与后世宁波杨梅的颜色吻合。《到钱塘》：“繁华自古说钱塘，罨画楼台锦绣坊。过客尽谙吴俗语，闺人犹学宋宫妆。雨连江海波涛壮，春入湖山草木香。于此正堪穷胜赏，笙歌随处醉壶觞。”这是对杭州人文自然风景的描述，可与其祖相关题材诗歌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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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田园生活，如《躬耕》：“桑树阴阴布谷啼，绿萍新水涨芳畦。大卿桥畔云千顷，孝子坟前雨一犁。春草竹筐频饮犊，午烟茅屋远鸣鸡。卧龙别却南阳后，禾黍年年属老奚。”大卿桥位于宁波城西，孝子坟当即董孝子庙。《不寐》：“客夜耿无寐，其如钟漏稀。入帘霜气动，当户月华微。切切候虫语，萧萧寒叶飞。拥衾成永叹，不是为无衣。”(38)《早发西溪往万竹村即景》诗云：“深谷人家住，松风散午烟。云封数间屋，石甃几层田。牵犬登山上，寻鱼到水边。共言生事足，乐此太平年。”描绘出了山民的自得其乐。类似的还有《过开河》、《湖郊即景》、《碧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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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诗，如《送僧归吴》：“一锡南飞度碧空，宝坊遥在白云中。定知门外青松树，别后新枝已向东。”(39)《赠周廷参、张邵龄二知己》：“客窗情思渺无涯，麦陇蔬畦浥露华。白屋三间连野寺，青苔一径入邻家。晴烟乱绕庭中树，夜雨微沾户外花。此地幽偏可乘兴，马蹄来去岂嫌赊。”如《春寒》：“二月燕城暖渐回，北风吹雪遍楼台。春寒毕竟无多日，桃李何须怨未开？”这首诗当是杨守陈在北京时所作，燕城即北京之别名。时渐入春，气温稍有回暖，然仍是北风凛冽，大雪纷飞，望眼楼台，雪色一片。杨守陈看到此番景象，有的是不畏寒之意，认为“春寒”抵挡不住春天的气息，更无需叹息哀怨。从中看出的是杨守陈乐观的心态，人生亦是如此，挫折和磨难断不会少，忍耐过后必然是雨后彩虹。这首诗表现出杨守陈于人生之豁达，很是难得。而《春江曲》：“春山雨过春江满，菱叶长长蒲叶短。柳丝一把系郎船，好语东风莫吹断。”写得清新自然，富有民歌的气息。《明诗归》选录此诗，谭元春评云：“景自情生，情自痴生，无一字不风雅。”张如安认为“风雅”二字可为杨守陈诗歌创作定调(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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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风格的形成，显然与杨守陈的诗歌创作思想有关。《赠主事戴公挽诗序》称：“人之心感于物而动，则必形之于声。诗者，声之成。文者，也由心有所感而形。于是可以观兴焉，是故感吉庆之来则乐心动，感横逆之至则怒心动，感凶丧则哀心动，感祸难则忧惧之心动，感亲昵则爱心动，感神人之尊则敬心动。惟其心之感动有异，而声之异随焉，是故乐心动则其声蝉以缓，哀心动则其声噍以杀，怒心动则其声粗以厉，忧惧之心动则其声繁以促，爱心动则其声和以柔，敬心动则其声直以廉，诗无不具焉。……观其美则思劝，观其恶则思戒，此诗之道所以至于美教化、移风俗也。”(41)这是杨守陈对诗歌创作规律及社会作用的深刻理解。《诗坛雅韵序》称：“人之生也，有形斯有声，有心斯有志，志发于言而为诗，声成文而员谓之韵。自古诗无不韵者。世既降，而诗体屡变，韵学寖微。……嗟乎！古者诗作而韵生，后世乃依韵以作诗，诗道盛衰，于是乎系，吾安得隆古之英与论大音之妙哉！”(42)由此可知，杨守陈坚持诗歌是人类思想的结晶。不同的感受，有不同风格的诗歌。杨守陈《彭文宪公文集序》：“古今文至众矣，创意立辞者，固人人异。后或扩而章之，或翻而直之，或蹈之，或攘之，亦莫能同。大抵本乎资，得乎学，乘乎时与位之故耳。”(43)这是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作品，虽然有继承之处，但资质、学力、时代与地位的不同，使得他们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作品。这实际上是否定了简单的模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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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散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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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的散文喜欢说理，尤重视德性的培养。《送孔生序》：“世谓有赀为富，有爵为贵，而贫贱反是，皆系乎天而不可必得。然吾观人之富贵贫贱，有不在赀与爵者，何居？世之都三旌、位有万金产者，或贪求而不止，或忧苦而不释，是与乞璠丐道而号啼寒饥者不异也。古之君子，虽羹藜晗糗，处环堵之中而无慊于己，无求于人，其至道之充腴，盛德之辉赫，溥之而昌六合，与天地同其大，播之而烛万世，与日月同其明。虽四海之富，万乘之贵，莫敢与之并也，而况如前所云者，曾何足道？而彼以是骄稚于我，是以腐鼠吓鹓雏也，孰顾之耶？士方慕人之富贵而不知己之有富贵，又反羞己之贫贱而不知富贵者之贫贱甚于我也，往往丧其守以徇其势，何其昧哉？……故少而富者长多贫，老而贵者其少也多贱，终始富贵者几人哉？故侯旧相鬻瓜丐食，而耕渔贩筑饥寒顿踣者，往往取王侯将相之位。故富贵者不必骄人，而贫贱者不必畏人。生归矣，尚惟求在我之富贵，而勿畏在人之富贵，以俟在天之富贵可也，而祖不云乎‘学也，禄在其中’”。这篇别序开篇直入主题，可见杨守陈是有感而发，与一般赠别序的应酬之作颇有差异。世人向往富贵，财富与爵位乃是富贵的象征，逐爵求富是很多人终生奋斗之目标。杨守陈认为“人之富贵贫贱有不在赀与爵者”。在他看来，所谓的富贵之人，拥有财富和爵禄，却为贪欲所困，精神上的贫乏与饥者无异，难说得上真正的富足。古之君子即使“羹藜晗糗”，饮食粗劣，“处环堵之中”，为时所屈，却有难得的坚守，“无慊于己，无求于人”，“至道之充腴，盛德之辉赫”，物质上十分贫乏，精神上却是甚是富足。“溥之而昌六合，与天地同其大，播之而烛万世，与日月同其明”。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最终扬名于千秋，真正称得上富贵的当属此类。世人目光短浅，很多士人亦是“慕人之富贵而不知己之有富贵，又反羞己之贫贱而不知富贵者之贫贱”，甚至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操守，因此沉沦，又是何等的愚昧。杨守陈这种超脱世俗的认识实乃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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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冯汝止书》：“孔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然则德者，尤吾子之所以当勉者也。古今人学超一世，才高万众，而逐于乡，摈于国，幸而达者，不诛于当时，则诛于后世，无德故也。其有德者，穷则善一乡，达则善天下。虽或晻昧，屈抑于一时而卒，光明俊伟于百世不可磨。吾子修其德有年矣，然欲任天下之重而收后世之名，不可不加勉也。坳堂杯水，仅浮一芥，而江海容百斛之舟；一烛荧荧，逾时息焰，而日月光于万古。故当大任、振家声者，非大德则不能之，吾子之德不可不大之也。尊所闻，行所知，以古圣贤为标准，而必求其至焉则得矣。”(44)这封信阐述了德学的重要性。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始终如一的究理修德是不可或缺的。“尊所闻，行所知，以古圣贤为标准，而必求其至焉”，简单说，就是究理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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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黄先生墓志铭》：“吾鄞风俗自古朴淳，大里之高节，董溪之纯孝，可征也。宋庆历、淳熙以来，诸老杰出，表以驯行，阐以正学，既骎骎于古矣。国初，士犹修德行、砺名节、尚道德，而文艺、仕进不甚贵之。逮于今，则文艺日以盛，仕进日以繁，而向所谓德行、名节、道学者，或莫知省。于是，老成人凋谢尽矣，而先生岿然若鲁灵光之独存，后生小子有志于古者，尚可宪而乞焉，今亦已矣。噫，可痛哉！”(45)这是为其祖父道友黄润玉撰写的墓志铭。由此可知，宁波的乡村社会风俗，明初与明中叶有了较大的变化，明初先道德后文艺仕进，明中叶以后先文艺仕进后道德。如黄润玉、杨守陈诸人，处于转型之中，苦苦坚持着明初的先道德后文艺仕进理念，然而显然已经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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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散文也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批评精神。如《览怡寿堂诗集》：“正统中，宦者王振方贵擅威福，有贱工谄事振，与为赂阶，故趋其门者若市朝，自公以下多折节与之交。后振谋不轨，致上皇北狩。既伏族诛，遂戮及其党，而彼贱工者卒脱死，盖其所交者犹在位故也。其有《怡寿堂诗集》锓于梓，余偶览之，皆一时名卿才大夫所作，类皆讳其贱而妄称其贤。呜呼！工者，民之役，士且不与之齿也，况大夫卿乎？彼大夫卿者，荷国之恩，食天之禄，锦绣其袍，金玉其带，峨冠而纳履，登金门，上玉阶，与天子相唯诺。居则坐严屋，据高案，胥吏列侍与台卫翼，俨赫若神明，呼喝鞭笞，莫敢不服。出则乘高舆，策骏马，从者左执盖，右执孟，前呵而后拥，途之人皆拱避焉。其尊且贵如是，所谓天子之毗，诸侯之师，庶人之宗主，而四方万姓之所瞻依者也。胡不自重，胡不为国重，而与夫至卑极贱奔走服役之人缔交结好以固位希爵。且作为文辞以称引之而不耻，则其于振可知矣。”(46)此论语言动人，议论犀利。杨守陈将这些朝臣享受的恩惠和声望，与卑贱之工匠行为进行对比，形成了强烈的落差，以现此等朝臣的无德与无耻，读罢不免感慨万分。这篇议论文是杨守陈25岁左右所作，耳闻时局之艰，目睹世风之日下，难免伤感悲痛。相比其出仕之后的多数应酬之文，此时期的文章显得生动不少，可读性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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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军国事务。杨守陈致书江元勋，探讨两广之乱，劝诫其当以此为要务，以图治乱之策。《与江元勋书》：“两广之扰已十余年，始者边帅庸弱，星星不扑，至于炎炎而不可奈何也。乃廑王师征之，专征者又皆庸懦贪鄙之徒，不惟国家之利害，不恤生民之涂炭，而徒务于功赏，或掩小丑以为大功，甚者，戮齐民以效首虏。故贼势益张，蔓延于湖江之介。于是别选文武大吏、舆论以为能者，授以专征之权。主上有诏近臣，有状宾客故旧如余辈者。有书有言，皆欲其无急功利，而以利国安民为务，一如赵充国之困先零可也。既而翦其干，捣其巢，功亦茂矣。然封豕奔鲸，皆在于网罗之外，乃奏贼无余孽，而遂班其师，故断藤之捷朝闻，而破浔之报夕至。两广殆今未知宁日，较之前人不犹五十步之与百步耶？又况穷奢极多，暴征苛敛，与其他有尤于前人，未敢一二数也。”(47)杨守陈认为两广之乱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最主要原因在于治理之官吏，地方官的昏庸无能使两广之扰星星之火得以燎原，派往两广的文武官员不以国家安危为重，营私舞弊，“皆庸懦贪鄙之徒”。这等误国之官导致两广之乱愈演愈烈，终成难以收拾之局面。杨守陈告诫江元勋必须为治理两广之乱采取积极之对策，如果仅以私欲为念，“以高爵厚禄可夸诩乎众庶者自待”，“身虽利子孙必蒙其害”。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杨守陈对时事的关注，对国家治乱与百姓安危的重视，其刚介之性情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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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的散文重新拾起了儒家的民本精神，见第五章第四节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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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有些散文虽然旨在载道，但写得更为轻松活泼一些，已经有了小品的味道，如《双柏诗引》、《茶酒说》、《农鸣》、《笔说》、《农乐记》等。《农鸣》是根据作者天顺年间居乡村时听来的一个故事而作出的思考。他雇佣了一个老农，替自己家耕种。这是一个十分勤快的老农，坚信只有勤快，才能有好的收成。结果，那年上天与老农开了一个玩笑，六七月连续干旱，八月才下雨。结果，勤于灌溉者歉收了，而惰农反而丰收了。面对人们的指责嗤笑，老农辩解说：“夫事之勤惰，人也；岁之丰凶，天也。吾安能人而天耶？”并表示明春将一如既往，预言惰农将会无所收获。当时，杨守陈“方有志于道德，而常恐困穷忧患之易吾守，群讥族议之摇吾见也”，听了老农之鸣后，感慨地说：“农之鸣皆条也。尽其职，不随时而易，守其恒，不徇人而更，其良农哉！古之君子种道德，树勋业，亦若此而已矣。……乃录农鸣以自警。”这个故事反映出事物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客观与人为的关系问题，强调了人为努力的重要性与局限性，耕耘与收获间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由于作者以道德为务，所以动辄与道德联系起来思考，从中获取道德修养重要的灵感。又如《笔说》，“全文从叙述到分析到议论，层次分明，笔致活泼，已经与传统散文小品的载道面目渐行渐远”(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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