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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散文也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批评精神。如《览怡寿堂诗集》：“正统中，宦者王振方贵擅威福，有贱工谄事振，与为赂阶，故趋其门者若市朝，自公以下多折节与之交。后振谋不轨，致上皇北狩。既伏族诛，遂戮及其党，而彼贱工者卒脱死，盖其所交者犹在位故也。其有《怡寿堂诗集》锓于梓，余偶览之，皆一时名卿才大夫所作，类皆讳其贱而妄称其贤。呜呼！工者，民之役，士且不与之齿也，况大夫卿乎？彼大夫卿者，荷国之恩，食天之禄，锦绣其袍，金玉其带，峨冠而纳履，登金门，上玉阶，与天子相唯诺。居则坐严屋，据高案，胥吏列侍与台卫翼，俨赫若神明，呼喝鞭笞，莫敢不服。出则乘高舆，策骏马，从者左执盖，右执孟，前呵而后拥，途之人皆拱避焉。其尊且贵如是，所谓天子之毗，诸侯之师，庶人之宗主，而四方万姓之所瞻依者也。胡不自重，胡不为国重，而与夫至卑极贱奔走服役之人缔交结好以固位希爵。且作为文辞以称引之而不耻，则其于振可知矣。”(46)此论语言动人，议论犀利。杨守陈将这些朝臣享受的恩惠和声望，与卑贱之工匠行为进行对比，形成了强烈的落差，以现此等朝臣的无德与无耻，读罢不免感慨万分。这篇议论文是杨守陈25岁左右所作，耳闻时局之艰，目睹世风之日下，难免伤感悲痛。相比其出仕之后的多数应酬之文，此时期的文章显得生动不少，可读性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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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军国事务。杨守陈致书江元勋，探讨两广之乱，劝诫其当以此为要务，以图治乱之策。《与江元勋书》：“两广之扰已十余年，始者边帅庸弱，星星不扑，至于炎炎而不可奈何也。乃廑王师征之，专征者又皆庸懦贪鄙之徒，不惟国家之利害，不恤生民之涂炭，而徒务于功赏，或掩小丑以为大功，甚者，戮齐民以效首虏。故贼势益张，蔓延于湖江之介。于是别选文武大吏、舆论以为能者，授以专征之权。主上有诏近臣，有状宾客故旧如余辈者。有书有言，皆欲其无急功利，而以利国安民为务，一如赵充国之困先零可也。既而翦其干，捣其巢，功亦茂矣。然封豕奔鲸，皆在于网罗之外，乃奏贼无余孽，而遂班其师，故断藤之捷朝闻，而破浔之报夕至。两广殆今未知宁日，较之前人不犹五十步之与百步耶？又况穷奢极多，暴征苛敛，与其他有尤于前人，未敢一二数也。”(47)杨守陈认为两广之乱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最主要原因在于治理之官吏，地方官的昏庸无能使两广之扰星星之火得以燎原，派往两广的文武官员不以国家安危为重，营私舞弊，“皆庸懦贪鄙之徒”。这等误国之官导致两广之乱愈演愈烈，终成难以收拾之局面。杨守陈告诫江元勋必须为治理两广之乱采取积极之对策，如果仅以私欲为念，“以高爵厚禄可夸诩乎众庶者自待”，“身虽利子孙必蒙其害”。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杨守陈对时事的关注，对国家治乱与百姓安危的重视，其刚介之性情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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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的散文重新拾起了儒家的民本精神，见第五章第四节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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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有些散文虽然旨在载道，但写得更为轻松活泼一些，已经有了小品的味道，如《双柏诗引》、《茶酒说》、《农鸣》、《笔说》、《农乐记》等。《农鸣》是根据作者天顺年间居乡村时听来的一个故事而作出的思考。他雇佣了一个老农，替自己家耕种。这是一个十分勤快的老农，坚信只有勤快，才能有好的收成。结果，那年上天与老农开了一个玩笑，六七月连续干旱，八月才下雨。结果，勤于灌溉者歉收了，而惰农反而丰收了。面对人们的指责嗤笑，老农辩解说：“夫事之勤惰，人也；岁之丰凶，天也。吾安能人而天耶？”并表示明春将一如既往，预言惰农将会无所收获。当时，杨守陈“方有志于道德，而常恐困穷忧患之易吾守，群讥族议之摇吾见也”，听了老农之鸣后，感慨地说：“农之鸣皆条也。尽其职，不随时而易，守其恒，不徇人而更，其良农哉！古之君子种道德，树勋业，亦若此而已矣。……乃录农鸣以自警。”这个故事反映出事物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客观与人为的关系问题，强调了人为努力的重要性与局限性，耕耘与收获间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由于作者以道德为务，所以动辄与道德联系起来思考，从中获取道德修养重要的灵感。又如《笔说》，“全文从叙述到分析到议论，层次分明，笔致活泼，已经与传统散文小品的载道面目渐行渐远”(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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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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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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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称杨守陈“词虽闳博，而卒泽于理。诗尤浑雄流丽，然不戾于雅正”(49)。杨守阯称其兄“平生诗文，气充而辞伟，其于篇终，每有纡余警拔之意”(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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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二十年（1484），何乔新（1427—1502）读《桂坊稿》称：“予尝论近代之文，如姚牧庵、马石田，皆有志于修辞矣，而于道无闻焉；许鲁斋、饶双峰，皆有志于明道矣，而其文未能脱语录之余习。求其华实相副，如先生之文者，岂可多得哉？”(51)也就是说，道学与修辞结合相当好，用文章阐述自己的义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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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元年（1488），程敏政读《桂坊稿》后称：“近世之文，出天资者或歉于本原；由学力者，或伤于摹拟。……读执事之文，乃知天资之美，学力之邃，交举互用，出乎等夷，而文兼取博求，不以所有者自足，此其成一家言，可与鸣一代之盛。”(52)这是说，杨守陈的文章，是天资与学力相结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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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二年（1489）正月，程敏政读《金坡稿》后称：“其体裁不一，一主于理，不求合于时好。盖尝僭评之，其论政也首格君，则可以位丞弼；其论财也究民瘼，则可以为计相；其论兵也悉边防，则可以督元戎；其论刑也务洗冤，则可以当士师；其论法也先去谗，则可以总宪度。……先生年益高，德益邵，位益尊，其文之所发，必蔚乎炳然于大制作、大政令之间，所谓道德、文章之不可二者，行当见之，又不但如兹稿所存者而已。”(53)此谓杨守陈作品是道德、文章相结合者。主于说理，确实是杨氏作品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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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受令审读了《桂坊稿》、《金坡稿》后称：“蒙示文集数百篇，如望大洋，登崇山，愈远而愈不可尽，聋瞽开发，化为眩乱，实不能有所择于其间。顾为严命所驱，妄纪甲乙，附以圈点，如古文选例。而或通篇累牍，皆可传诵，则有不胜附者。旋亦悔之，第已迹诸笔札，不复可去，至今为愧耳。近承谕示，屡屡若欲稍加笺注，如向来诗集例者。某之不肖，实所未能。盖其体不同科，而所施亦异也。执事倘不嫌甲乙之妄，则采而录之，犹宜去其圈点。”(54)《再答镜川先生书》：“再枉台斾，且谕以评文之意，必欲如诗集例者。因复取而读之，益见其浩瀚无际，前所窥测者，已无失其门，且当时时检阅，尚多遗阙，意不自满。……蒙以篁墩詹事所评《桂坊》二集见示，其识见语意，实有出乎不肖之外者。乞以诸集尽付此公，使出一手，庶几评文者无遗珠之叹，评诗者无越俎之讥，非惟大小称任，而劳逸亦得其平矣。执事以为然乎？”(55)由此可知，杨守陈曾令李东阳圈点其作品，且要附加诗文评语。今本无此诗文评语，显然没有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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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镒审读完《东观稿》、《桂坊稿》后称：“盖先生之文，气焰似韩，骈俪似柳，要之皆雄健奥衍，而无艰涩枯槁之病。若走轻车于熟路也，若长江大河滚滚东注而不竭也，若蒲捎不施控勒而驰骤于康庄大道也。反复而涵泳，目悦心醉，恍然深入宝藏，珊瑚琥珀，精金大贝，照乘之珠，连城之璧，充牣于前，则固已识其为希世之珍，皆欲把玩而不忍释手。”(56)可见评价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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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以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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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阯曾赞扬兄长的文学，称“词章之所发越，皆道德之英华，伦理之攸系”(57)。这样的判断是准确的。有明一代，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理本文末”的思想深入人心。故明前中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的文人学者视文学创作为末务，而更注重理学素养的提升。杨守陈从小接受理学教育，这种倾向更为突出。杨守陈反对将主要精力用于创作诗文，纯粹的文学写作对于杨守陈来说只是娱乐消遣和应酬的末业而已。临死之前，他对其弟杨守阯说：“吾文宜精选，凡有关于道德伦理者，稍工则取之；若止为一人议论者，非极工不取；其溢美过情者，虽工亦去之。”(58)“溢美过情者，虽工亦去之”足以说明他“为文”之目的在于“载道”，“凡有关于道德伦理者，稍工则取之”，更是表现出其道德至上的思想。这岂不是与文学的基本主张背道而驰？文学作品最为注重的即是一个“情”字，杨守陈以道德伦理为本，文学似乎只不过是宣传伦理道德的工具。书稿自然是要流传后世的，杨守陈选录文章不是看文章写得如何，而是看其内核是否深刻，是否有谕示教民之深旨。也正是如此，我们看明代晚期之前的文坛，一片沉寂，毫无生气可言。对当时文人而言，“文以载道”，“以道德仁义为根柯，以文学政事为葩叶，培而溉之，日益昌护而持之，岁不变，扬辉于时，流芳烈于百世。”(59)此外，杨守陈认为“人取其文以进德业，则道德博闻之文，慈爱惠民之文，经天纬地之文皆可致也”(60)。事实上，杨守陈于年幼之时，即具有较高之文学素养。杨守陈少年时创作的作品也是颇丰，他曾言“虽先大夫恒谓诗文为学者之末务，……然已有作成一囊矣”(61)。那么后来杨守陈较为纯粹的文学作品为何所见不多呢？笔者认为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其一，随着年龄的增长，“诗文为学者之末务”的观念愈加深刻，也就是不再有强烈的主观之愿望。其二，杨守陈二十六岁登进士后，精力有限，他自言“性实懒拙，加以人事与私计之驱迫”，所作殊寡。杨守陈没有其父的坎坷，人生旅途较为平坦，缺少挫折的感悟和人生起伏的体验，这是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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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文末”在明代翰林文学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比德”文学观。以物寓人，这在杨守陈的作品中比较常见，而其中最具典型的是《送武昌同知冯君序》：“夫竹，植物之杰也。君子不独以比德而亦可视为政焉。彦辉擢秀于乡闱，养直于国庠，有竹之德矣。往居多竹之地，其政得微有所视乎？视竹之清，则思货贿之勿黩；视竹之直，则思断听之勿偏；视竹之空中，则思虚心以应物；视竹之荫下，则思敷泽以庇民；视竹之凌傲风雪，则思秉刚贞以御强暴；视竹之在冬夏青青，则思善始令终而不变。其恒能是六者，则诞播声誉，若竹之鸣风飚；荐沾宠渥，若竹之承雨露；高陟朝著，若竹之昂云霄。可计日待者，然则何必吾言之赠哉？亦视竹而已矣。”(62)竹，自古就是文人墨客喜爱之植物，或以竹自命，或以竹喻人。文中以竹之清象征为官之清廉，以竹之直告诫不可偏听，以竹之空中象征虚怀纳物，以竹之荫下思造福百姓，以竹之坚韧思刚贞之品质，以竹之冬夏不变思善始善终。以物寓人，以竹之品质比附，劝诫友人谨慎为官，造福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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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唐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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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至成化年间，明朝诗文创作出现“台阁体”。台阁，别称馆阁，台阁体特指当时内阁与翰林院文臣的文学创作风格，多为应制与应酬之文，追求雍容典雅，内容贫乏，毫无生气，在文学史上饱受批评。综观《杨文懿公文集》，绝大多数的诗文皆属此类。台阁体的出现是与宋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程朱理学是明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亦是学术思想的主流。馆阁之臣自然是以官方意识形态为准，思想上亦是深受理学的影响，故诗文的思想上自然产生雅正平和的特点。对杨守陈而言，其启蒙老师杨范是理学家，不难想象，理学思想对杨守陈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有了这个背景，其文学创作难出台阁体之外也是自然之事。杨守陈几乎整个官宦生涯身处翰林院，没有外出为官的经历，这亦是一个重要因素。身处馆阁，接触的大多为上层官僚，难以看到丰富的世间百态，生活相对安稳，亦无太多的忧患之思。在这种环境中，诗文自然是缺乏情感的切入，何况创作的大多是应酬之文。这仿佛是一潭死水，附庸风雅，实际上并无生命力，这也是当时社会思想状态的一个反映。但是，杨守陈的文学作品与一般的台阁体又有一定的差别，在题材和意蕴上有所突破。他的《农鸣》、《农乐记》、《惠民渠记》都走出了翰林文学的藩篱，《送邓淳安序》中“有一言可以尽长民之道者，曰爱之而已”，这种爱民思想也是其他翰林作家难以一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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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古是杨守陈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杨守陈自幼经过系统的文史教育，登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更是饱读诗书，学术素养较高，由于对古人文学作品的欣赏，拟古创作风格的形成也是颇为自然的。再者，复古亦是当时的一个大背景。杨守陈最大的学术特点是博采深考，拟古与当时的文学大背景自是相关，亦是与其博采的学术特点分不开的。宗唐是明初翰林文学的主流，而宗宋是李东阳等前七子的文学主张，杨守陈处于二者之间。杨守陈学习的主要是唐之杜甫，宋之苏轼，但不局限于二者。杨守陈对杜甫的诗文颇有研究，如《金碗辨》。从《金碗辨》我们不难看出杨守陈对杜诗研究的深度，可谓字字考究。杜甫“读书破万卷”，是杨守陈学习的榜样，可见其推崇之情。杜甫诗兼众体，而杨守陈所作文体亦是相当之丰富，“少作诗皆近体，所用为唐韵，长以古辞古韵作古体诗赋”，变化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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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阁体文臣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学风范，董其昌曾言：“自杨文贞而下，皆以欧、曾为范。”(63)事实上，这种追慕之情似乎流于模拟，没有实质上的影响，他们与宋人的文学创作成就亦是相差甚远。杨守陈亦是难出窠臼，对苏轼的模仿成就不高，《石钟山铭》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篇。“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钟，尚矣。……余谓波间众窍，其丰山之自鸣者乎？潭际双石，其宋左师之每击者乎？是皆可谓钟也。然濒流庶峰，其下响若钟者盖鲜。石之高大，而叩之函胡清越，如两钟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笔之类，亦岂必为天下独然后名哉？昉名山者，其舟而察诸波间耶，果屐而叩诸潭际耶？抑若大宁之山尝有巨石，状如大镛，而今已为波沦之九鼎，火焚之崑玉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见耳闻而可臆断其有无，苏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见耳闻，而言犹不能定于一。余固不敢臆断，顾区区一山名，何损益于天下，亦无足深辨者。……往在元季，微我太祖，民其歼矣。今四海内外，百年之间，庶职恬逸，万民乂和。虽群动庶植，犹胜于乱世之烝黎者，皆太祖戡定辑宁之劳，而列圣绍述煦妪之泽也。凡登是山者，左顾彭蠡，右瞻金陵，江汉之心，其可已哉！”(64)《石钟山铭》为仿苏轼《石钟山记》之作，明代馆阁此类题材的作品颇多。虽然《石钟山铭》与《石钟山记》同以石钟山为题材，然意境相差甚远。《石钟山记》是一篇游记之作，抒发一己之感，有着文学大师的万丈豪情。杨守陈之《石钟山铭》虽以《石钟山记》入题，行文亦是模仿苏轼之风格，表达的却是对君主的褒扬，没能走出台阁体的藩篱，故难以触动读者之情怀，文学欣赏性不高。整体而言，杨文较为生涩，意境不高。故他尽管是模仿苏轼，只能说是形似而神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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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也讲究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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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出身底层，故其创作有较多的性情。“文忠（中）子曰：诗者，人之性情也。夫性情在人，不以古今而有异者。古之诗，皆其性情之发而辞足以达之，故多不可及者。后世徒取古之诗，掇拾模拟，而不本其性情，则非诗矣，宜康简谓之无也。若有发于其性情而达于其辞，则亦古之诗矣，夫焉可蔑之。”(65)由此可知，杨守陈讲究性情，反复简单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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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新奇，务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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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在《与冯汝止书》中言：“吾子之文弛放矣，奇怪矣，今宜收敛使平和，无取语生之忌”，可以看出这一主张。反新奇，指的是为文用词不可出于经典之外。其反新奇并不是反对使用伟奇字句，否则就与前文所说的注重引经据典相左了。平和，是指不可过多地抒发个人情感。杨守陈认为作文为德为理，纯粹地表达个人情感于德于理皆无意义，“亦不必如昔人之十年赋两都，旬锻月炼而工无益之辞，误有用之学也”。杨守陈功利性很强，认为单纯的文学创作并非正业，只是消遣，无实质意义。“若止为一人议论者非极工不取，溢美过情者虽工亦去之”的原则就是务求平和的主张。文为张德，文为理作，再加上文集编纂过程中对“溢美过情”之文的剔除，这是杨守陈传世的文学作品大多欣赏性不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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