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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镒审读完《东观稿》、《桂坊稿》后称：“盖先生之文，气焰似韩，骈俪似柳，要之皆雄健奥衍，而无艰涩枯槁之病。若走轻车于熟路也，若长江大河滚滚东注而不竭也，若蒲捎不施控勒而驰骤于康庄大道也。反复而涵泳，目悦心醉，恍然深入宝藏，珊瑚琥珀，精金大贝，照乘之珠，连城之璧，充牣于前，则固已识其为希世之珍，皆欲把玩而不忍释手。”(56)可见评价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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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以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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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阯曾赞扬兄长的文学，称“词章之所发越，皆道德之英华，伦理之攸系”(57)。这样的判断是准确的。有明一代，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理本文末”的思想深入人心。故明前中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的文人学者视文学创作为末务，而更注重理学素养的提升。杨守陈从小接受理学教育，这种倾向更为突出。杨守陈反对将主要精力用于创作诗文，纯粹的文学写作对于杨守陈来说只是娱乐消遣和应酬的末业而已。临死之前，他对其弟杨守阯说：“吾文宜精选，凡有关于道德伦理者，稍工则取之；若止为一人议论者，非极工不取；其溢美过情者，虽工亦去之。”(58)“溢美过情者，虽工亦去之”足以说明他“为文”之目的在于“载道”，“凡有关于道德伦理者，稍工则取之”，更是表现出其道德至上的思想。这岂不是与文学的基本主张背道而驰？文学作品最为注重的即是一个“情”字，杨守陈以道德伦理为本，文学似乎只不过是宣传伦理道德的工具。书稿自然是要流传后世的，杨守陈选录文章不是看文章写得如何，而是看其内核是否深刻，是否有谕示教民之深旨。也正是如此，我们看明代晚期之前的文坛，一片沉寂，毫无生气可言。对当时文人而言，“文以载道”，“以道德仁义为根柯，以文学政事为葩叶，培而溉之，日益昌护而持之，岁不变，扬辉于时，流芳烈于百世。”(59)此外，杨守陈认为“人取其文以进德业，则道德博闻之文，慈爱惠民之文，经天纬地之文皆可致也”(60)。事实上，杨守陈于年幼之时，即具有较高之文学素养。杨守陈少年时创作的作品也是颇丰，他曾言“虽先大夫恒谓诗文为学者之末务，……然已有作成一囊矣”(61)。那么后来杨守陈较为纯粹的文学作品为何所见不多呢？笔者认为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其一，随着年龄的增长，“诗文为学者之末务”的观念愈加深刻，也就是不再有强烈的主观之愿望。其二，杨守陈二十六岁登进士后，精力有限，他自言“性实懒拙，加以人事与私计之驱迫”，所作殊寡。杨守陈没有其父的坎坷，人生旅途较为平坦，缺少挫折的感悟和人生起伏的体验，这是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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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文末”在明代翰林文学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比德”文学观。以物寓人，这在杨守陈的作品中比较常见，而其中最具典型的是《送武昌同知冯君序》：“夫竹，植物之杰也。君子不独以比德而亦可视为政焉。彦辉擢秀于乡闱，养直于国庠，有竹之德矣。往居多竹之地，其政得微有所视乎？视竹之清，则思货贿之勿黩；视竹之直，则思断听之勿偏；视竹之空中，则思虚心以应物；视竹之荫下，则思敷泽以庇民；视竹之凌傲风雪，则思秉刚贞以御强暴；视竹之在冬夏青青，则思善始令终而不变。其恒能是六者，则诞播声誉，若竹之鸣风飚；荐沾宠渥，若竹之承雨露；高陟朝著，若竹之昂云霄。可计日待者，然则何必吾言之赠哉？亦视竹而已矣。”(62)竹，自古就是文人墨客喜爱之植物，或以竹自命，或以竹喻人。文中以竹之清象征为官之清廉，以竹之直告诫不可偏听，以竹之空中象征虚怀纳物，以竹之荫下思造福百姓，以竹之坚韧思刚贞之品质，以竹之冬夏不变思善始善终。以物寓人，以竹之品质比附，劝诫友人谨慎为官，造福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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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唐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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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至成化年间，明朝诗文创作出现“台阁体”。台阁，别称馆阁，台阁体特指当时内阁与翰林院文臣的文学创作风格，多为应制与应酬之文，追求雍容典雅，内容贫乏，毫无生气，在文学史上饱受批评。综观《杨文懿公文集》，绝大多数的诗文皆属此类。台阁体的出现是与宋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程朱理学是明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亦是学术思想的主流。馆阁之臣自然是以官方意识形态为准，思想上亦是深受理学的影响，故诗文的思想上自然产生雅正平和的特点。对杨守陈而言，其启蒙老师杨范是理学家，不难想象，理学思想对杨守陈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有了这个背景，其文学创作难出台阁体之外也是自然之事。杨守陈几乎整个官宦生涯身处翰林院，没有外出为官的经历，这亦是一个重要因素。身处馆阁，接触的大多为上层官僚，难以看到丰富的世间百态，生活相对安稳，亦无太多的忧患之思。在这种环境中，诗文自然是缺乏情感的切入，何况创作的大多是应酬之文。这仿佛是一潭死水，附庸风雅，实际上并无生命力，这也是当时社会思想状态的一个反映。但是，杨守陈的文学作品与一般的台阁体又有一定的差别，在题材和意蕴上有所突破。他的《农鸣》、《农乐记》、《惠民渠记》都走出了翰林文学的藩篱，《送邓淳安序》中“有一言可以尽长民之道者，曰爱之而已”，这种爱民思想也是其他翰林作家难以一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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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古是杨守陈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杨守陈自幼经过系统的文史教育，登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更是饱读诗书，学术素养较高，由于对古人文学作品的欣赏，拟古创作风格的形成也是颇为自然的。再者，复古亦是当时的一个大背景。杨守陈最大的学术特点是博采深考，拟古与当时的文学大背景自是相关，亦是与其博采的学术特点分不开的。宗唐是明初翰林文学的主流，而宗宋是李东阳等前七子的文学主张，杨守陈处于二者之间。杨守陈学习的主要是唐之杜甫，宋之苏轼，但不局限于二者。杨守陈对杜甫的诗文颇有研究，如《金碗辨》。从《金碗辨》我们不难看出杨守陈对杜诗研究的深度，可谓字字考究。杜甫“读书破万卷”，是杨守陈学习的榜样，可见其推崇之情。杜甫诗兼众体，而杨守陈所作文体亦是相当之丰富，“少作诗皆近体，所用为唐韵，长以古辞古韵作古体诗赋”，变化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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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阁体文臣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学风范，董其昌曾言：“自杨文贞而下，皆以欧、曾为范。”(63)事实上，这种追慕之情似乎流于模拟，没有实质上的影响，他们与宋人的文学创作成就亦是相差甚远。杨守陈亦是难出窠臼，对苏轼的模仿成就不高，《石钟山铭》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篇。“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钟，尚矣。……余谓波间众窍，其丰山之自鸣者乎？潭际双石，其宋左师之每击者乎？是皆可谓钟也。然濒流庶峰，其下响若钟者盖鲜。石之高大，而叩之函胡清越，如两钟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笔之类，亦岂必为天下独然后名哉？昉名山者，其舟而察诸波间耶，果屐而叩诸潭际耶？抑若大宁之山尝有巨石，状如大镛，而今已为波沦之九鼎，火焚之崑玉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见耳闻而可臆断其有无，苏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见耳闻，而言犹不能定于一。余固不敢臆断，顾区区一山名，何损益于天下，亦无足深辨者。……往在元季，微我太祖，民其歼矣。今四海内外，百年之间，庶职恬逸，万民乂和。虽群动庶植，犹胜于乱世之烝黎者，皆太祖戡定辑宁之劳，而列圣绍述煦妪之泽也。凡登是山者，左顾彭蠡，右瞻金陵，江汉之心，其可已哉！”(64)《石钟山铭》为仿苏轼《石钟山记》之作，明代馆阁此类题材的作品颇多。虽然《石钟山铭》与《石钟山记》同以石钟山为题材，然意境相差甚远。《石钟山记》是一篇游记之作，抒发一己之感，有着文学大师的万丈豪情。杨守陈之《石钟山铭》虽以《石钟山记》入题，行文亦是模仿苏轼之风格，表达的却是对君主的褒扬，没能走出台阁体的藩篱，故难以触动读者之情怀，文学欣赏性不高。整体而言，杨文较为生涩，意境不高。故他尽管是模仿苏轼，只能说是形似而神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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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也讲究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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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出身底层，故其创作有较多的性情。“文忠（中）子曰：诗者，人之性情也。夫性情在人，不以古今而有异者。古之诗，皆其性情之发而辞足以达之，故多不可及者。后世徒取古之诗，掇拾模拟，而不本其性情，则非诗矣，宜康简谓之无也。若有发于其性情而达于其辞，则亦古之诗矣，夫焉可蔑之。”(65)由此可知，杨守陈讲究性情，反复简单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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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新奇，务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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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在《与冯汝止书》中言：“吾子之文弛放矣，奇怪矣，今宜收敛使平和，无取语生之忌”，可以看出这一主张。反新奇，指的是为文用词不可出于经典之外。其反新奇并不是反对使用伟奇字句，否则就与前文所说的注重引经据典相左了。平和，是指不可过多地抒发个人情感。杨守陈认为作文为德为理，纯粹地表达个人情感于德于理皆无意义，“亦不必如昔人之十年赋两都，旬锻月炼而工无益之辞，误有用之学也”。杨守陈功利性很强，认为单纯的文学创作并非正业，只是消遣，无实质意义。“若止为一人议论者非极工不取，溢美过情者虽工亦去之”的原则就是务求平和的主张。文为张德，文为理作，再加上文集编纂过程中对“溢美过情”之文的剔除，这是杨守陈传世的文学作品大多欣赏性不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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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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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三、杨守阯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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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阯是一位有定见、有定力的人。“古君子能有为于世者，必有定见，又有定力，故所为无不成。……后世之士，未尝不欲有所为，临小利害辄为之前却，一凡人之毁誉亦为之欣戚，往往变易其所为，盖中无定见，而持守之不力，无怪乎事功之不古若也。”(66)先道德，后事功、文艺，是其基本思想。“《大学》明德新民，始于致知格物。《中庸》获上洽民，悦亲信友，必先明善诚身。盖必真知之，然后能笃信之，允蹈之。斯道在我，而凡天下之事，可一以贯之矣。”(67)知行合一，是其信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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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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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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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阯的诗文创作，有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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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诸心而律诸道”。杨守阯“早岁从栖芸先生闻濂洛之学，故不专事文艺”(68)。弘治九年（1496），教授翰林院庶吉士，常对他们说：“近世之学，多不于心，于其口耳；不于其道，于其词章。浮夸为工，奇僻为异，叛经去理，亦甚矣。有志之士，尚当于口耳、词章之外求之，否则艺焉已。”(69)由此可见，他反对纯粹的艺术化写作之路。虽然重视科举，亦是以六经四书为宗，于书无所不读。“予惟圣人之道，备于六经。经者，载道之书也。治经者，从事于学问思辨、身体而力行之，达之家国天下，巍乎功业，焕乎文章，斯尊经之至也，岂徒尊阁之谓哉？随其身之所至，力之所及，以经术经世务，以有益于时，其次也。不及经世，而以其学传诸后，又其次也。若夫出入口耳四寸之间，以哗世取宠，叛经离道，无益于时，无闻于后，斯为下矣。”(70)这就是当时人宣传的道统文学观。“九经四十八万字，字字深研；诸史二十一家言，言言坐究。上自柱下五千，下讫虞初九百，小品经独下二百签，名都赋略点八十处，则其取精者多。”(71)经史子集，无所不究，有理学家杨范的教诲、杨守陈的指导，其于学问自是有所成就。现存《碧川文选》是杨守阯的散文集，大多为应酬之文。然“公所为文虽酬赠之作，无一不根诸心而律诸道”(72)。虽为应酬而作，大抵有深刻内涵，阐道明义。“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德，德充于身，施于事业，无弗美者”(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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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世致用。杨守阯秉持的理念是：“宇宙间事皆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间事，先儒有是言已。古之圣贤穷理尽性，而尽人物之性，视天下之事，礼乐、政刑、钱谷、甲兵之属，无一非吾职之所当为，故讲之有素，处之有术。如有用我，举而措之耳。若夫高谈性命，而阔略于世故，自谓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圣贤之学，殆不若是。”(74)这是理学家“以天下为己任”理念的注解，是相当宽广的一种视野与理念。据此，天下的事务，都是应该熟悉的。如果纯理论思考，不着边际，这是要否定的倾向。崇祯年间，郑以伟作《赠少保南京太宰杨碧川诗文选序》，他对杨守阯的论述更加深入：“长沙（李东阳）、雒阳（刘健）让其醇正，与文懿（杨守陈）角，亦僧弥之于法护也。用其言，可以致主德隆盛、生民康乐、百职修举……无公之文，则天下亦将不足于治，而顾可已乎？其他杂文，虽不一种，种不一制，然皆布帛菽粟之不可已于口体，车马舟橇之不可已于游……即其游戏三昧，亦若钟彝盘敦，非三家市上所得有，而亦非无用。”这段话基本上点出了杨守阯诗文的经世致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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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讲究辞达。与杨守陈相比，杨守阯的艺术想像力稍差，更为务实。他的做事风格严谨，文章写作也如此。吴宽称：“杨惟立先生以精勤之学，发而为文，不为驾空浮浪之语，而有据事切实之意，予窃爱之。往岁，自翰林擢南京吏部，幸留务清简，益得肆力于文。盖虽应人之求，亦未尝泛然苟作也。”(75)此中所谓“不为驾空浮浪之语，而有据事切实之意”，倒符合其写作的求实特点。陈琳曾言：“公之文，得无类之乎？平易明白，典雅庄重，纵横反覆，无非至理，视浮夸奇僻之言，何啻玉之于时也。”(76)杨守阯为文大抵平和典雅，摒弃空洞无物之语。“杨守阯的散文质朴明白，很少使用文学技巧，信守的是孔子的‘辞达而已’的观念”(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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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取法韩愈。杨守阯自称“学文师韩吏部”，《送潮阳太守骆蕴良序》称“予尝因韩公为文之法”，欣赏韩愈的“师其意不师其辞”理念。不过，清人认为“其文才力颇弱，不能规橅韩笔也”(78)。张如安认为：“这一评价是合符事实的。更进一步看，守阯散文不仅学韩不伦，而且更多杂取宋人之迹，这一点又与其兄的散文相一致。明代前期的翰林院作家有宗宋之传统，杨氏兄弟亦不例外。”(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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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叙事多于写景，其间多有议论。如《送应天府尹于公致仕序》一开首即称；“古之君子，处纷华声势之途而不溺，遭变故颠沛之境而不仆，居优游闲散之地而不慆，当丛脞要剧之任而不乱，故履险若夷，繁若简，而出处进退之间，绰绰然有余裕。求之于今，未见其人。若京兆尹于公者，其殆几乎此哉！……余尝病世之士，得势则沾沾自喜，失势则奄奄丧气，居闲则纵弛不检，处剧则周章失措，汲汲于进而戚戚于退者，皆是也，公岂特加于人一等哉！”(80)这篇送序，先设定高标准，然后指出于谦之子于冕修养境界近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