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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官僚体制重大忽小的弊端。《大兴县重修正阳关急递总铺记》：“予独怪夫自正统己巳以至于今，非无贤京尹、才赤令，以为政于斯也。而一铺舍之修立，乃有待于君，岂皆虑不及此与？抑以为细务忽之而不为邪？夫天下之事，其艰大者，人皆惮之而不敢为，其以为细务者，又忽之而不为，此政之所以多废坠，天下之所以无善治也。诚于其艰大者力为之而无惮，于其细务亦为之而不忽，则政事恶有不修，天下恶有不治哉？”(101)中国官僚体制，有一个务粗忽细传统，不会从细节的建设上入手，从而导致中国的基础建设不足。现代社会的理念，细节决定成败，基础建设更为重要，更为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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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篇章写得相当有情感，如《论救祭酒司业奏》：“臣等伏见本监为事祭酒陈鉴、司业张业、先任祭酒礼部侍郎邢让俱以钱钞事坐罪者。臣等实为陈鉴等门生，备知所坐罪由。以法论之，固有可罪；以情论之，则有可矜，故敢冒死而为一言。……臣等于陈鉴等虽有师生之恩，岂敢曲为营救，但念此举有系国体圣明之世，而侍郎、祭酒、司业一旦并以可矜之罪而去，书之史册，诚非所以示天下万世也。……今科道之所言，法司之所问者，法也；臣等之所言者，情也。……使臣等今日之事师，坐视其难而不言，则他日事君又岂能捐躯殉节以尽忠邪？是以不避斧钺之诛而冒进草茅之言，不胜战栗恐惧之至。”(102)这是杨守阯青年时的一篇奏论，全文思路清晰，说理循序渐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情理交融，有较强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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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文章披露了一些稀见事实。譬如《齐山书舍记》是应王袆曾孙王汶（1433—1489）(103)而作的文章，从中可知，宋濂、王袆死后，“乡邦后进所无师承，而婺学日微又百年于兹矣。计其盛时，师友讲习之居，典籍储藏之所，深檐大厦，岌相望，如丽泽、华川者，不知其几。暨其衰也，先哲凋谢，书亦散逸，斋舍圮而不复者多矣。”(104)这里既指出了明代婺学衰落的事实，又道出了地域文化兴衰的三大指标，即师友、图书、讲舍。这对今天的区域学术文化考察是有参考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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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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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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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阯会不会写诗？罗钦顺（1465—1547）说：“吏部左侍郎碧川杨公拙不能诗。”(105)杨守阯《和武靖侯赵公赏花诗韵》：“吾兄信口天然妙，愧我诗才捻断髯。”由此容易得出杨守阯不会写诗的结论。这样的结论，似乎值得思考。可以肯定的是，杨守阯会写诗，而且，诗作也有自己的风格。朋友杨一清（1454—1530）称：“为文平正典实，诗冲淡隽秀，意到即成，不为纤新艳丽语。”(106)郑以伟称杨守阯：“诗沉雄顿挫，而大致归于忠厚和平。”(107)曹学佺称：“公之诗措意深婉，用事浑成，识者自珍其为天球重宝矣。”(108)这些观察，大体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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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阯的诗，比较平实，不过分追究辞藻的华丽，灵性差一些，审美趣味淡一些，但生活气息比较重，这也是一种风格。除第二章所录诗外，尚有不少，如《试院事毕闻大兄讣》：“一入词垣已十朝，每当较艺辄先辞。昔缘群从登科日，今值亡兄发引时。帘内空怀蒿里曲，梦中犹咏革堂诗。翻悲往岁天伦乐，金帖传看醉玉巵。”(109)这是怀念其兄的诗。《闲居漫兴》：“公署抽毫每隔旬，私居终日乐闲身。满床黄卷为师友，排闼青山作主宾。一任漫天风絮乱，祗怜匝地雨苔新。日高卧听莺声巧，不唤鸡鸣待漏人。”这是作者南京轻松工作的写照。《耕乐》称：“幽居远城市，绕屋皆良畴。方春土膏动，夜半催饭牛。父从原上耕，子向田中耰。豚蹄祀田祖，瓯窭欣满篝。先期了公税，床头熟新篘。陶然一醉间，宁知公与侯。”(110)这首诗较真实地反映了明朝的农耕生活。《陈方伯邀观惠山泉》：“古庙三贤在，方塘一鉴开。水流螭吻出，源发鹫峰来。树影波心见，茶香云外栽。竹炉有风味，醒却紫霞杯。”这是作者游览无锡惠山泉后写的诗。《和武靖侯赵公赏花诗韵》：“花萼堂前鹊噪檐，怡怡情兴为谁添。朱门急递书函到，白绢斜封印色黏。入眼新诗皆似锦，惊心险韵莫如盐。吾兄信口天然妙，愧我诗才捻断髯。”这是作者的和诗之一。《别墅》：“廛市西头别有天，芋区桃圃近相连。绕城春水鱼浮沼，负郭秋风鹤在山。书幔影飘荷叶外，酒垆香入稻花边。主人高步瀛洲上，犹自哦诗忆辋川。”(111)这是西杨、东杨乡村生活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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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主题。《六元会歌行》：“皇明道化弥乾坤，奎壁光彩辉天门。四海英雄尽入彀，九重圣哲亲临轩。两浙人才近尤盛，历科解首今几存。或在九原不可作，或居千里难相援。四十年来六人在，一时宴席怀君恩。……许身共拟为稷契，致君直欲如羲辕。天长地久世常泰，海晏河清波不翻。硕言今日会中客，名垂万古如入元。”(112)这首诗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歌功颂德的一面。“朝天宫下饯兄行，锦诰俄传到古城。策马迎门归拜命，追车出郭送登程。话言累世承天宠，誓竭精忠答圣明。好语惠连并小玩，同怀葵藿向阳诚。”(113)这首诗也可以见作者辞达与以理入诗特点。《次韵寄京中诸亲友》：“昔同朝谒紫宸衙，簉羽鸳班仰翠华。辛苦别离如集蓼，缠绵思忆类分麻。御筵分赐金茎露，宫锦相辉绛阙霞。到此举头惟见日，丹心倾向共葵花。”(114)此可见杨氏的忠心。《再次前韵勉邑丞侄》：“心悬白日孤忠在，路绕青山万里赊。耐守岁寒松柏操，春风枳棘正开花。”(115)杨茂元处于逆境，杨守阯仍勉励坚守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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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义主题。杨守阯有《碧鲜坛》，不见于《碧川诗选》，幸《宜兴荆溪县新志》转引而得存世，为研究梁祝故事者所广泛征引。据清末邵金彪《祝英台小传》，“碧鲜坛，本祝英台读书宅，在碧鲜岩”。杨守阯在南京为官多年，此诗可能成于南京为官期间。《碧鲜坛》称：“缇萦赎父刑，木兰替爷征。婉娈女儿质，慷慨男儿情。淳于不生男，木兰无长兄。事缘不得已，乃留千载名。英台亦何事，诡服违常经。班昭岂不学，何必男儿朋。贞女择所归，必待六礼成。苟焉殉同学，一死鸿毛轻。悠悠稗官语，有无不可征。有之宁不愧，木兰与缇萦。荒哉读书台，宿草含春荣。双双蝴蝶飞，两两花枝横。彼美康节翁，小车花外行。一笑拂衣去，南山松柏青。”(116)这是一首用宋明纲常理学眼光重新审视祝英台女扮男装外出读书、私订终身、最后殉情行为的诗。杨守阯坚持“贞女择所归，必待六礼成”理念，所以，在他看来，汉代缇萦的赎父刑，北朝木兰的替爷出征，为父亲作出牺牲是不得已。而祝英台却为了自己的同学作出牺牲，是不可接受的，故“一死鸿毛轻”。这样的理念，当然是由时代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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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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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四、杨承鲲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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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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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文创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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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善于写诗，少年时期的杨承鲲便是才华横溢。万历三大“布衣诗人”之一的沈明臣（1518—1596）称：“今日建五丈旗，当以杨生居吾前，所谓猘儿难与争锋也。”(117)言下之意是说杨承鲲后生可畏。沈明臣作《戏赠杨伯翼》诗称：“谁家小儿杨德祖，青天之鹘丹林虎。气猛翮健凌秋风，胆雄力王不受抚。骚坛忽树五丈旗，自喜少年能跋扈。嗟我老大笔力衰，尚然技痒鼓余怒。酒酣登坛赋大言，共说将军老还武。将军号令选偏禆，汝作先锋领旗鼓。鹘兮虎兮谁敢侮，世上凡儿何足数，君不见，杨德祖！”(118)沈明臣称赞杨承鲲时间不详，约在万历三年（1575）之前。从此，“为诗日益高，每传一篇，诸宿老无不叹服”(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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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曾与苏州诗人王稚登（1535—1612）有交往。万历五年（1577），王稚登为吊唁张时彻，曾到宁波。杨承鲲作《送百谷归姑苏》：“到来堇子国，归去阖闾城。世路有吴越，交情无死生。风高江气紫，霜落海潮青。别后遥相忆，频更月旦评。”而王稚登则作《杨伯翼赠日本刀歌》：“杨郎手持一匣霜，赠我拂拭生寒芒。铅刀纷纷空满目，君与此皆锷鱼肠。南金换却东夷铁，上带倭奴髑髅血。血未曾消刃未平，皎若莲花浸秋月。灯前细看齯鹈锋，入手还疑蛟与龙。门外湖深恐飞去，朱绳夜缚青芙蓉。苔花斓斑土花紫，白虹沉沉卧寒水。归家不惜十年磨，他日还能报知己。”(120)由此可知，杨承鲲曾赠送王稚登一把日本刀。这是宁波作为中日贸易港口城市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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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与同城砌街李氏后裔、诗人李生寅（字宾父）交往密切，往来诗歌很多。李生寅卒后，杨承鲲为编《李山人诗》二卷，前有万历十年（1582）鄞县知县杨芳序，万历十一年屠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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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于万历十年的《夏日书怀》：“赤手思搏虎，白徒空请缨。如何杜陵老，寂寞壮心惊。”《山居》“君门不可望，流想慰差驰”，反映出杨承鲲仕途不得志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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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三年（1585），余有丁（1526—1584）之子余廷槐负责将延庆寺修成，杨承鲲应邀写《重修延庆寺记》，称：“虽其术有大小，学有精粗，自非绝异之资不能。……况乎佛之为教，其精微几与儒者埒，等有善不善耳。尝窃怪夫今之为儒者，与之论佛，莫不訾之，然而莫不事之，而又莫不悖之。……故杨、墨、黄、老、刑、名、管、商、庄、列、孙、吴、佛，斯皆分造化殊尤之气而创为未有，以发天地之藏，易途民耳目，其用皆有裨于儒。惟阳窃儒之名而阴逃而之乎佛，显之乎佛而又私悖其戒也者，斯儒与佛之所不赦也。佛何伤于世哉？”(121)由佛而谈及儒，在作者看来，真正的儒与佛，皆是比较敬业的，只有那些虚伪的儒者才是不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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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留下的散文不多，但学术价值值得重视。如《李名父传》记录了晚明中叶中外贸易情况，“邑土确，俗无积著利，颇阑出海外，与岛夷互市。又多负夷金，夷怒，掠杀数辈，于是府禁不得下海通夷，且悬赏格，捕下海者。于是，逻卒□致渔樵人市赏，府悉酷坐之。君悯之，亟白于府，全活甚众”(122)。这里提及的“多负夷金”现象可得到其他相关材料的辅证。这是早期中外贸易中存在的赊账习惯，这种贸易方式容易产生欠账现象，加剧中外贸易磨擦。民间贸易纠纷引起政府干涉，就会出现海禁。《郑毛眼传》记录了明中叶一个会相面的奇僧郑毛眼的奇特事迹，文章写得比较奇特(123)。《述伏牛山记》，成于万历十六年（1588）秋。这是为朋友王文子（思延）将军考察伏牛山所写的《伏牛山记》而写的一篇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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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编辑过《建安七子集》。《建安七子序》：“世无建安七子集，范司马汇为七子集，而冠以孔融《宗典论》也。……录其词赋杂述，示诸同好，传之无穷。”(124)范司马即范钦。由此可知，范钦较早地将建安七子作品汇编成书。袁慧《范钦评传》未及此书，仅提及范钦刊刻的《阮嗣宗集》二集，那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阮籍的作品集。今人提及明清的《建安七子集》版本，多只及明代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其实，早在嘉靖年间，就有了范钦编辑的《建安七子集》。万历时代，则有杨承鲲编辑的《建安七子集》，后由杨德周刊刻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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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清阁诗草》是杨承鲲为见王世贞、刘凤等名人而编纂的行卷诗集。自言治诗二十年。这应是杨承鲲第一部诗集，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初刊时，没有序言。杨承鲲本想请王世贞写序，后改请刘凤写序。刘凤称：“杨君伯翼，志古者。往岁来吴，始识之。以未得谒元美，今兹复至，示予所为诗。予惊焉，诗遂至于是乎！固人士之林也。伯翼，名家子，才颖绝，博通群籍，随所遇发咏焉，情之注而奋于手。……与予所论诗意正同，而犹不自信，质之元美。夫元美提衡当世，其所见一语是非，使未名者显奕煜爚；稍抑下之，则摧丧所处所矣。伯翼必大有当其心无疑，故与款言弥日。夜虽已谢客，遽进之大欢引满，尤人所不能得于元美者。非有所以动之，不可反，复请予。予适病，然为伯翼喜不胜。且之为诗者，方日益盛，予得数家者，皆非他所有也。”(125)李邺嗣也称：“尝以年家子，谒王弇州司寇，弇州见其行卷，绝惊赏，先生默然竟别去。退与人言：以吾诗，求王先生一序有余。顾王先生博大心慈，客持片楮求誉，辄津津不休，即孺儒贾竖，人人谓王先生知己，其知己多矣。仆尚容厕其间耶？”(126)结合刘凤与李邺嗣的记载可知，杨承鲲曾两次上苏州，谒访刘凤与王世贞。那次，见到了刘凤，但没有见王世贞。第二年，复来苏州，他带了自己刊刻的《西清阁诗草》，先见了刘凤。刘凤读后，十分欣赏，大为惊叹。杨承鲲听了不太相信，又见了王世贞。王世贞是杨承鲲父亲杨美益同科进士，所以他自称“年家子”。王世贞看见朋友儿子的行卷诗写得那么好，十分惊赏。俩人谈得十分投机，竟谈了一天一夜。在刘凤看来，王世贞是真的欣赏杨承鲲，不是虚应故事。不过，杨承鲲并不买账。王世贞会做人，喜欢提携人，喜欢当面赞美人，而杨承鲲十分理性，并不认可王世贞的廉价称赞，认为王世贞能替自己诗卷写个序就让他满足了。最终又来到了刘凤那儿，请刘凤写序。杨承鲲见刘凤、王世贞的时间不详，大约在万历十四年后。考虑到《西清阁诗草》下迄万历十四年（1617），所以，杨承鲲有可能是万历十五、十六年访问刘凤、王世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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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荐问其故，杨承鲲称：“方今此道，弇州擅场，顾弇州交游太滥，得其言不足九鼎。罗阳拙而速，汉城工而迟，姑其俟哉！”(127)可见，杨承鲲对刘凤之肯定。刘凤后来修订了叙，刘凤与杨承鲲信称：“语谓吐舌万里唾一世，公真其人耶！今之人惟耳之，恃所闻一二名高者，遂以为举世莫之逮，甘于屈己折下之，不且遭讪笑，无所自容。而公独执论，谓此未足有者，悬与仆意了不异。夫仆之为人，嫉非一日，故前者序云尔。且妄意公既隔岁复诣，必当崇之，又以致仆之素，不敢有他。今姑并存敝稿，以自解也。”(128)此信解释了为什么写两序之意，也可见俩人观念投机之缘。“今汉城已逝，而西清序乃出罗阳遗稿，盖亦声气之同，有莫之求而自至者。然而，拙有之，恐非伯翼意也。……罗阳序《西清》，虽其言纵横漫衍，终不若自叙简而该。”(129)汉城即余寅，罗阳即刘凤。由此可见，杨承鲲对刘凤序也有不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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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碣石编》易见，《西清阁诗草》也可以看到。《甬上耆旧诗》卷二十二选录了杨承鲲的87首诗，多少弥补了一些不足。这些诗，既有出自《西清阁诗草》者，又有出自《碣石编》者，尚可对其诗歌创作面貌有所了解。此外，清人曹寅《楝亭书目》卷四载《杨伯翼集》，六卷，长洲刘凤序，一册。今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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