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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阯的诗，比较平实，不过分追究辞藻的华丽，灵性差一些，审美趣味淡一些，但生活气息比较重，这也是一种风格。除第二章所录诗外，尚有不少，如《试院事毕闻大兄讣》：“一入词垣已十朝，每当较艺辄先辞。昔缘群从登科日，今值亡兄发引时。帘内空怀蒿里曲，梦中犹咏革堂诗。翻悲往岁天伦乐，金帖传看醉玉巵。”(109)这是怀念其兄的诗。《闲居漫兴》：“公署抽毫每隔旬，私居终日乐闲身。满床黄卷为师友，排闼青山作主宾。一任漫天风絮乱，祗怜匝地雨苔新。日高卧听莺声巧，不唤鸡鸣待漏人。”这是作者南京轻松工作的写照。《耕乐》称：“幽居远城市，绕屋皆良畴。方春土膏动，夜半催饭牛。父从原上耕，子向田中耰。豚蹄祀田祖，瓯窭欣满篝。先期了公税，床头熟新篘。陶然一醉间，宁知公与侯。”(110)这首诗较真实地反映了明朝的农耕生活。《陈方伯邀观惠山泉》：“古庙三贤在，方塘一鉴开。水流螭吻出，源发鹫峰来。树影波心见，茶香云外栽。竹炉有风味，醒却紫霞杯。”这是作者游览无锡惠山泉后写的诗。《和武靖侯赵公赏花诗韵》：“花萼堂前鹊噪檐，怡怡情兴为谁添。朱门急递书函到，白绢斜封印色黏。入眼新诗皆似锦，惊心险韵莫如盐。吾兄信口天然妙，愧我诗才捻断髯。”这是作者的和诗之一。《别墅》：“廛市西头别有天，芋区桃圃近相连。绕城春水鱼浮沼，负郭秋风鹤在山。书幔影飘荷叶外，酒垆香入稻花边。主人高步瀛洲上，犹自哦诗忆辋川。”(111)这是西杨、东杨乡村生活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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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主题。《六元会歌行》：“皇明道化弥乾坤，奎壁光彩辉天门。四海英雄尽入彀，九重圣哲亲临轩。两浙人才近尤盛，历科解首今几存。或在九原不可作，或居千里难相援。四十年来六人在，一时宴席怀君恩。……许身共拟为稷契，致君直欲如羲辕。天长地久世常泰，海晏河清波不翻。硕言今日会中客，名垂万古如入元。”(112)这首诗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歌功颂德的一面。“朝天宫下饯兄行，锦诰俄传到古城。策马迎门归拜命，追车出郭送登程。话言累世承天宠，誓竭精忠答圣明。好语惠连并小玩，同怀葵藿向阳诚。”(113)这首诗也可以见作者辞达与以理入诗特点。《次韵寄京中诸亲友》：“昔同朝谒紫宸衙，簉羽鸳班仰翠华。辛苦别离如集蓼，缠绵思忆类分麻。御筵分赐金茎露，宫锦相辉绛阙霞。到此举头惟见日，丹心倾向共葵花。”(114)此可见杨氏的忠心。《再次前韵勉邑丞侄》：“心悬白日孤忠在，路绕青山万里赊。耐守岁寒松柏操，春风枳棘正开花。”(115)杨茂元处于逆境，杨守阯仍勉励坚守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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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义主题。杨守阯有《碧鲜坛》，不见于《碧川诗选》，幸《宜兴荆溪县新志》转引而得存世，为研究梁祝故事者所广泛征引。据清末邵金彪《祝英台小传》，“碧鲜坛，本祝英台读书宅，在碧鲜岩”。杨守阯在南京为官多年，此诗可能成于南京为官期间。《碧鲜坛》称：“缇萦赎父刑，木兰替爷征。婉娈女儿质，慷慨男儿情。淳于不生男，木兰无长兄。事缘不得已，乃留千载名。英台亦何事，诡服违常经。班昭岂不学，何必男儿朋。贞女择所归，必待六礼成。苟焉殉同学，一死鸿毛轻。悠悠稗官语，有无不可征。有之宁不愧，木兰与缇萦。荒哉读书台，宿草含春荣。双双蝴蝶飞，两两花枝横。彼美康节翁，小车花外行。一笑拂衣去，南山松柏青。”(116)这是一首用宋明纲常理学眼光重新审视祝英台女扮男装外出读书、私订终身、最后殉情行为的诗。杨守阯坚持“贞女择所归，必待六礼成”理念，所以，在他看来，汉代缇萦的赎父刑，北朝木兰的替爷出征，为父亲作出牺牲是不得已。而祝英台却为了自己的同学作出牺牲，是不可接受的，故“一死鸿毛轻”。这样的理念，当然是由时代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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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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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四、杨承鲲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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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170617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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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文创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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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善于写诗，少年时期的杨承鲲便是才华横溢。万历三大“布衣诗人”之一的沈明臣（1518—1596）称：“今日建五丈旗，当以杨生居吾前，所谓猘儿难与争锋也。”(117)言下之意是说杨承鲲后生可畏。沈明臣作《戏赠杨伯翼》诗称：“谁家小儿杨德祖，青天之鹘丹林虎。气猛翮健凌秋风，胆雄力王不受抚。骚坛忽树五丈旗，自喜少年能跋扈。嗟我老大笔力衰，尚然技痒鼓余怒。酒酣登坛赋大言，共说将军老还武。将军号令选偏禆，汝作先锋领旗鼓。鹘兮虎兮谁敢侮，世上凡儿何足数，君不见，杨德祖！”(118)沈明臣称赞杨承鲲时间不详，约在万历三年（1575）之前。从此，“为诗日益高，每传一篇，诸宿老无不叹服”(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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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曾与苏州诗人王稚登（1535—1612）有交往。万历五年（1577），王稚登为吊唁张时彻，曾到宁波。杨承鲲作《送百谷归姑苏》：“到来堇子国，归去阖闾城。世路有吴越，交情无死生。风高江气紫，霜落海潮青。别后遥相忆，频更月旦评。”而王稚登则作《杨伯翼赠日本刀歌》：“杨郎手持一匣霜，赠我拂拭生寒芒。铅刀纷纷空满目，君与此皆锷鱼肠。南金换却东夷铁，上带倭奴髑髅血。血未曾消刃未平，皎若莲花浸秋月。灯前细看齯鹈锋，入手还疑蛟与龙。门外湖深恐飞去，朱绳夜缚青芙蓉。苔花斓斑土花紫，白虹沉沉卧寒水。归家不惜十年磨，他日还能报知己。”(120)由此可知，杨承鲲曾赠送王稚登一把日本刀。这是宁波作为中日贸易港口城市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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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与同城砌街李氏后裔、诗人李生寅（字宾父）交往密切，往来诗歌很多。李生寅卒后，杨承鲲为编《李山人诗》二卷，前有万历十年（1582）鄞县知县杨芳序，万历十一年屠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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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于万历十年的《夏日书怀》：“赤手思搏虎，白徒空请缨。如何杜陵老，寂寞壮心惊。”《山居》“君门不可望，流想慰差驰”，反映出杨承鲲仕途不得志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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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三年（1585），余有丁（1526—1584）之子余廷槐负责将延庆寺修成，杨承鲲应邀写《重修延庆寺记》，称：“虽其术有大小，学有精粗，自非绝异之资不能。……况乎佛之为教，其精微几与儒者埒，等有善不善耳。尝窃怪夫今之为儒者，与之论佛，莫不訾之，然而莫不事之，而又莫不悖之。……故杨、墨、黄、老、刑、名、管、商、庄、列、孙、吴、佛，斯皆分造化殊尤之气而创为未有，以发天地之藏，易途民耳目，其用皆有裨于儒。惟阳窃儒之名而阴逃而之乎佛，显之乎佛而又私悖其戒也者，斯儒与佛之所不赦也。佛何伤于世哉？”(121)由佛而谈及儒，在作者看来，真正的儒与佛，皆是比较敬业的，只有那些虚伪的儒者才是不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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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留下的散文不多，但学术价值值得重视。如《李名父传》记录了晚明中叶中外贸易情况，“邑土确，俗无积著利，颇阑出海外，与岛夷互市。又多负夷金，夷怒，掠杀数辈，于是府禁不得下海通夷，且悬赏格，捕下海者。于是，逻卒□致渔樵人市赏，府悉酷坐之。君悯之，亟白于府，全活甚众”(122)。这里提及的“多负夷金”现象可得到其他相关材料的辅证。这是早期中外贸易中存在的赊账习惯，这种贸易方式容易产生欠账现象，加剧中外贸易磨擦。民间贸易纠纷引起政府干涉，就会出现海禁。《郑毛眼传》记录了明中叶一个会相面的奇僧郑毛眼的奇特事迹，文章写得比较奇特(123)。《述伏牛山记》，成于万历十六年（1588）秋。这是为朋友王文子（思延）将军考察伏牛山所写的《伏牛山记》而写的一篇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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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编辑过《建安七子集》。《建安七子序》：“世无建安七子集，范司马汇为七子集，而冠以孔融《宗典论》也。……录其词赋杂述，示诸同好，传之无穷。”(124)范司马即范钦。由此可知，范钦较早地将建安七子作品汇编成书。袁慧《范钦评传》未及此书，仅提及范钦刊刻的《阮嗣宗集》二集，那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阮籍的作品集。今人提及明清的《建安七子集》版本，多只及明代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其实，早在嘉靖年间，就有了范钦编辑的《建安七子集》。万历时代，则有杨承鲲编辑的《建安七子集》，后由杨德周刊刻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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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清阁诗草》是杨承鲲为见王世贞、刘凤等名人而编纂的行卷诗集。自言治诗二十年。这应是杨承鲲第一部诗集，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初刊时，没有序言。杨承鲲本想请王世贞写序，后改请刘凤写序。刘凤称：“杨君伯翼，志古者。往岁来吴，始识之。以未得谒元美，今兹复至，示予所为诗。予惊焉，诗遂至于是乎！固人士之林也。伯翼，名家子，才颖绝，博通群籍，随所遇发咏焉，情之注而奋于手。……与予所论诗意正同，而犹不自信，质之元美。夫元美提衡当世，其所见一语是非，使未名者显奕煜爚；稍抑下之，则摧丧所处所矣。伯翼必大有当其心无疑，故与款言弥日。夜虽已谢客，遽进之大欢引满，尤人所不能得于元美者。非有所以动之，不可反，复请予。予适病，然为伯翼喜不胜。且之为诗者，方日益盛，予得数家者，皆非他所有也。”(125)李邺嗣也称：“尝以年家子，谒王弇州司寇，弇州见其行卷，绝惊赏，先生默然竟别去。退与人言：以吾诗，求王先生一序有余。顾王先生博大心慈，客持片楮求誉，辄津津不休，即孺儒贾竖，人人谓王先生知己，其知己多矣。仆尚容厕其间耶？”(126)结合刘凤与李邺嗣的记载可知，杨承鲲曾两次上苏州，谒访刘凤与王世贞。那次，见到了刘凤，但没有见王世贞。第二年，复来苏州，他带了自己刊刻的《西清阁诗草》，先见了刘凤。刘凤读后，十分欣赏，大为惊叹。杨承鲲听了不太相信，又见了王世贞。王世贞是杨承鲲父亲杨美益同科进士，所以他自称“年家子”。王世贞看见朋友儿子的行卷诗写得那么好，十分惊赏。俩人谈得十分投机，竟谈了一天一夜。在刘凤看来，王世贞是真的欣赏杨承鲲，不是虚应故事。不过，杨承鲲并不买账。王世贞会做人，喜欢提携人，喜欢当面赞美人，而杨承鲲十分理性，并不认可王世贞的廉价称赞，认为王世贞能替自己诗卷写个序就让他满足了。最终又来到了刘凤那儿，请刘凤写序。杨承鲲见刘凤、王世贞的时间不详，大约在万历十四年后。考虑到《西清阁诗草》下迄万历十四年（1617），所以，杨承鲲有可能是万历十五、十六年访问刘凤、王世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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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荐问其故，杨承鲲称：“方今此道，弇州擅场，顾弇州交游太滥，得其言不足九鼎。罗阳拙而速，汉城工而迟，姑其俟哉！”(127)可见，杨承鲲对刘凤之肯定。刘凤后来修订了叙，刘凤与杨承鲲信称：“语谓吐舌万里唾一世，公真其人耶！今之人惟耳之，恃所闻一二名高者，遂以为举世莫之逮，甘于屈己折下之，不且遭讪笑，无所自容。而公独执论，谓此未足有者，悬与仆意了不异。夫仆之为人，嫉非一日，故前者序云尔。且妄意公既隔岁复诣，必当崇之，又以致仆之素，不敢有他。今姑并存敝稿，以自解也。”(128)此信解释了为什么写两序之意，也可见俩人观念投机之缘。“今汉城已逝，而西清序乃出罗阳遗稿，盖亦声气之同，有莫之求而自至者。然而，拙有之，恐非伯翼意也。……罗阳序《西清》，虽其言纵横漫衍，终不若自叙简而该。”(129)汉城即余寅，罗阳即刘凤。由此可见，杨承鲲对刘凤序也有不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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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碣石编》易见，《西清阁诗草》也可以看到。《甬上耆旧诗》卷二十二选录了杨承鲲的87首诗，多少弥补了一些不足。这些诗，既有出自《西清阁诗草》者，又有出自《碣石编》者，尚可对其诗歌创作面貌有所了解。此外，清人曹寅《楝亭书目》卷四载《杨伯翼集》，六卷，长洲刘凤序，一册。今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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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复古派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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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生活的嘉靖末万历初，正是后七子复古派盛行文坛之时。处于文坛边缘的杨承鲲，对后七子诗文复古主张持批评态度。杨承鲲对以李攀龙（1514—1570）为代表的“历下诗派”有所评论。杨承鲲曾言：“历下纸笔张甚，其文不至左、马不已，其诗不至汉魏诸公、李、杜不已，而故自以为咀左、马之英，猎汉魏之骨矣。”在杨承鲲看来，“历下诗派”创作群过于自负，十分狂妄，名不副实。“盖历下乐府十不得三，七言古十不得四，五言古十不得五”。“历下诗派”的文学创作，大多成就不高，“而历下所最极力则七言律”，其七言律诗的水平较高。“然谓其同轨先哲，可咏可叹，其然乎？”即便如此，“谓其同轨先哲”，在杨承鲲看来是言过虚妄的。杨承鲲言：“历下文务深沉，不敢一步夫丘明、子长之轨躅，亦不敢一语袭六代以还口吻，而殊未洽，其洽者古人匡郭，其否者诡道耳。”(130)“历下诗派”为文过于深沉，文风少有左、马之洒脱，气度亦是难及汉魏，故“咀左、马之英，猎汉魏之骨”实乃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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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对为文复古有一段颇为精彩的阐述，称：“李于鳞作古乐府诗，谓如胡宽造新丰，鸡犬放之，皆识其处。其论精矣，仆尝驳之。宽作新丰，其材木雕缋、垩漆瓦石、户牖衢道，无不新也，而无不旧也。斯真巧矣。如毁其础柱，移其屋壁，迁其户牖、瓦石、道路、垩漆之属而为之，而曰巧，何为巧哉？于鳞作乐府诗则移其础柱、屋壁、户牖、材木、垩漆而为之者也，不可谓不巧，不可谓真巧。夫文亦犹是矣。”(131)李攀龙倡导复古，为“后七子”的领袖，有拟古乐府的实践。李氏认为作古乐府诗要如同巧匠胡宽为汉高祖刘邦造新丰，“鸡犬放之，皆识其处”，如此文章便十分高妙了。杨承鲲对李攀龙突出文学创作章法与技巧的观点提出批评，实际上这种驳斥可以看做是对李氏的补充。在杨承鲲看来，新丰的成功复古离不开巧匠胡宽，然胡宽的手法不论何等高明，如果没有种种建筑材料，亦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诗文创作亦是如此，离开古之词章典故，今之人亦是难为高妙之文。从这种意义上说，今人之文高妙，“不可谓不巧，不可谓真巧”。杨承鲲不仅重视习古文之章法，亦注重古文之词典章句，师古的文论相对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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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鲲对后七子另一领袖人物王世贞也不买账，称：“王先生论历下，忠笃有余，朗鉴不足。历下持诡道，所得者古人匡郭耳。”(132)《答永嘉刘忠甫书》：“仆则安能诗哉？要其守古尺度，满不敢溢卑者，必有当于先民，自谓不铢寸过之也。……盖先民彀率备至，不入其彀，即富穷万卷，敏发百函，侈则侈矣，何谓诗哉？……今海内一二大老为声诗，曷尝不轰轰盛哉！顾暗中索摸之，知其为今人诗耳。使读之而不谓为今人，而无所蹈乎古人，斯善之善矣。”《复刘子威先生书》称：“盖兢兢守古尺寸，不敢黍米溢也……守古独行，断断不至望人颜色，逐人行径，则自谓庶几不为知己剥面皮者也。”(133)大意是说，散文创作要符合标准，不合标准，虽工无当。朱彝尊谓“可称知言者也”(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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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倡务实师古，认为上乘之诗文必是得古代前人之精妙而成，“古今诗文自有真骨”。对此，杨承鲲云：“顾以为古今诗文自有真骨，黄口执笔，字剽句垫，百缀成篇，遂抗手高引，谓前无古人，此不以溺自照耳。夫文犹书也，临池染翰，无不师古。人方其精心毕力，必尽肖乃已。及其成也，必尽不肖乃成家。故书之为道，无一笔不出古人，而无一笔似古人，无一笔蹈古人，而阅之真为古人也。斯书之妙也，文亦犹是矣。”(135)杨承鲲认为诗文创作自有法度，不得精髓而妄自称大，无异于“以溺自照”。文章犹如书法，只有精心毕力研习前人章法韵律方得其道，融百家之长，以成一己之风。书法的最高境界是“无一笔不出古人，而无一笔似古人”，尽得前人大家之精髓却实乃风格已成。诗文创作的高妙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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