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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建州女真居地——五女山城（辽宁省桓仁县）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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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哈出南迁同时，吾都里部也在猛哥帖木儿率领下迁居图们江下游，后移至朝鲜境内斡木河（吾音会）。两部分道南迁，并未中断彼此的联系。永乐元年（1403），阿哈出受明朝建州卫官职后，随即往招猛哥帖木儿。猛哥帖木儿经阿哈出举荐，被授予建州卫都指挥使职。永乐九年（1411），吾都里部慑于朝鲜压力，迁往胡里改部所在的凤州。不久，明廷任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说明两部虽同地而居，仍各自为政，所以才会将一卫析为两卫。永乐二十一年（1423），吾都里部的左卫再度与胡里改部分道扬镳，迁回会宁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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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都里部南迁过程中，人数迅速增加。《朝鲜太宗实录》五年（1405）五月庚戌条记：“猛哥帖木儿、答失等并管下一百八十余户见居公峻镇迤南镜城地面。”答失为女真别部酋长。2人属下合起来不过180余户，可见南下之初猛哥帖木儿的部属还是很少的。然而，当他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由凤州迁回会宁故地时，部众已有1000余户，人口6250名。[9]短短18年间，猛哥帖木儿的部众增加到千余户，并不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只能是以不同途径吸收不同来源的部落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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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猛哥帖木儿与明朝的关系更加密切。永乐二十年，他率领部属参加了明成祖为反击鞑靼部阿鲁台的扰掠而发动的漠北亲征。战争结束后，他曾到北京谒见明成祖。明宣德年间（1426—1435），他还多次到北京“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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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吾都里部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一波三折，不仅经历着各部落间的相互掠夺，而且还不断受到外部邻族的各种影响。南有明朝和朝鲜，北邻蒙古。对势单力薄并且处于涣散状态的女真诸部来说，他们都是先进的大国。女真诸部可以通过和他们的货物交换而得到多方面的利益，但也不能不受到这些强邻的控制和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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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德八年（1433），猛哥帖木儿及长子权豆（阿古）被七姓兀狄哈部人杀害，部落溃散，只余500余户。吾都里部的正常发展遇到重大挫折。《满洲实录》卷一记，外部攻破鄂多理（吾都里）后，“尽杀其阖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樊察，脱身走至旷野。后兵追之，会有一神鹊栖儿头上。追兵谓人首无鹊栖之理，疑为枯木桩，遂回。于是樊察得出，遂隐其身以终焉。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故不加害”。从始祖传说中的神鹊衔朱果，到神鹊救樊察传说，反映了积淀在满族萨满教信仰中的古老成分——乌鹊崇拜，因此在《满洲实录》的满文本中，“以鹊为神”不加掩饰地写作“以鹊为祖（mafa）”。而这一信仰的科学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满洲人传统信仰与黑龙江流域通古斯语诸渔猎民族，乃至与亚洲东北部古亚细亚语诸民族为代表的北方原始渔猎文化区的悠远联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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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察又写作凡察，是史籍中斑斑可考的人物。《满洲实录》记载樊察幸免于难的传说，与朝鲜史籍的有关记载大体吻合。[11]不过，传说中侥幸逃脱的樊察实际上并不是幼儿，而是猛哥帖木儿的异母弟，吾都里部内地位仅次于猛哥帖木儿的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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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五年（1440），凡察和猛哥帖木儿的次子董山（清人谓之充善）因在斡木河一带不获宁居，既“畏兀狄哈掳掠，又乏资财，将至饿死”，[12]只好率领余部从朝鲜会宁西迁辽东。同行的300余户，另有百余户留居当地。途中克服种种困难，最后迁至浑河上游的苏子河，与先期迁到当地的李满住部重新汇聚到一起。防御外来侵扰的共同需要促使建州卫与建州左卫的凋散部落再度走向联合，使亲属部落间的传统关系又有了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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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河发源于长白山西麓，西流至今抚顺东的营盘地方与浑河汇流。汇流处以东是峰峦叠嶂的山地。苏子河即从这些山谷里缓缓流出，在下游冲积成一大片宽敞平坦的沃野。这片群山环绕的谷地，日后便成为爱新觉罗家族崛兴的基地。不过，在这页光辉的历史掀开以前，建州女真的发展还经历过多次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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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山迁到苏子河时，年22岁，身体魁伟，仪表堂堂，所属部民，心多倾附。董山因执有明廷颁给猛哥帖木儿的卫印，与叔父凡察发生了争袭建州左卫指挥使的纠葛。正统七年（1442），明廷从建州左卫析置右卫，以董山掌建州左卫印，凡察掌建州右卫印。与李满住为酋长的建州卫合称“建州三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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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山骁勇善战，雄居一方。成化三年（1467），明廷借口董山桀骜不驯，不断进入辽东一带抢掠人口、牲畜，将他诱入内地拘禁，不久杀害。同时联合朝鲜，对建州女真聚集的营寨，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围剿。自九月二十四日出兵，经一个月的反复搜剔和杀戮，建州女真死亡千余人，所有积蓄，荡然一空。建州卫酋长李满住及子古纳哈也死于是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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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度的发展，激起女真人对农业社会人口与财产的觊觎，而对朝鲜、明朝边境的频繁骚扰又招致后者残暴的打击。仅在宣德八年至成化十五年（1433—1479）短短46年间，建州女真即被兵五次（宣德八年，1433；正统二年，1437；成化三年，1467；成化十四年，1478；成化十五年，1479）。朝鲜、明军每次入讨，均以“可屠者屠之……尽灭乃已”为宗旨。宣德八年之役，朝鲜军擒斩500余人，建州女真“流离四散，其余存者无几”；[13]成化三年之役，明与朝鲜军队合击建州地区。事后，明武靖伯赵辅在《平夷赋有序》中自夸其功：“强壮尽戮，老稚尽俘”，可知屠戮之惨。[14]经过多次残暴的“犁庭扫穴”，建州女真的元气大伤，数十年后才得以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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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弘治年间（1488—1505）起迄嘉、隆年间，迭遭重创的建州女真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与毗邻的明朝和朝鲜基本保持了和平关系。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朝官员回顾说：成化以来，建州女真“至今五六十年未反侧”。[15]局部的冲突虽旋起旋停，但像明朝中叶短短四五十年间大军五次入境抉剔搜讨的破坏性事件，的确再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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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环境保障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进一步密切了建州女真与明朝的关系。建州左卫首领董山有3子：长脱罗（清人称拖落），次妥义谟（脱一莫），三锡宝齐（石报奇）。成化三年（1467）董山死后，子脱罗继掌本部，脱罗于明正德元年（1506）病故，子脱原保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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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朝的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是锡宝齐一支的后裔。“锡宝齐”又称“锡宝齐篇古”，“篇古”（满语“fiyanggū”）是末子、幼子的意思。明朝史籍称为失保。他的事迹不见于史书记载。锡宝齐只有1子，也就是后来被清朝尊称为“兴祖直皇帝”的福满。福满生有6子：长德世库，次刘阐，三索长阿，四觉常安，五宝朗阿，六宝实。他们兄弟6人分居6处，远近相距20里至五六里不等，以后家族人口增多，进一步分衍为12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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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常安（明人文献称教场）居住在苏子河畔的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因此被清朝尊为“景祖翼皇帝”。史籍中称赞他“素多才智”，带领兄弟子侄战败邻部酋长硕色纳和加虎，尽收五岭迤东、苏克素浒河（苏子河）迤西200里内诸部，势力逐渐雄强。[17]觉常安生5子：长礼敦，次额尔衮，三界堪，四塔克世（明人文献称他失），五塔察。塔克世是努尔哈赤之父，后被清朝尊为“显祖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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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肇祖孟特穆（猛哥帖木儿）以降，其后裔屡遭劫难，世系难以确考。其中，肇祖孟特穆、充善（董山）、锡宝齐、兴祖福满、景祖觉常安、显祖塔克世，前后共六世，其人其事有籍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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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爱新觉罗氏的祖先们由原籍的松花江畔斡朵里辗转南迁，多历坎坷，几度周折，前后历时200年，最后落脚在密迩明朝辽东的赫图阿拉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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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漫漫征程。爱新觉罗氏和其他族姓女真先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执著南迁，备尝艰辛，甚至付出了沉重代价，也因此大为密切了与南方农业民族的关系，使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为爱新觉罗家族从众多女真氏族中脱颖而出，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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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170617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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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二 姓氏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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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述爱新觉罗氏的崛兴史前，还必须就姓氏之谜做一诠释。与发祥地问题异曲同工的是，由于清朝皇室的人为编造，使其姓氏由来长期笼罩在团团迷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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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钦定”的三仙女传说里，始祖被冠以爱新觉罗姓氏，系天女所生。这样一来，爱新觉罗就成了“仙姓”，其嫡裔就成了“仙族”。所谓“我国家肇兴东土，受姓自天”，[18]虽然这种说法荒诞不经，在清王朝统治下，确也为爱新觉罗家族“奉天承运”，世代君临满洲各氏族乃至全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