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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170617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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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第二章 创业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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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崛起的，她的崛起永远闪耀着清太祖努尔哈赤艰苦创业的辉煌。玄烨《萨尔浒》诗前小序记“太祖高皇帝尝驻师于此，以五百人破明四路兵十万众，歼杜松于铁背山，遂有辽东，实帝业之所由基也”。胤禛《陪京》诗赞颂关外时代祖先创业的丰功：“新丰传旧里，今睹跃龙池。天地开神奥，山河启帝基。金戈劳百战，玉叶衍千枝。追远皇情切，遵从仰孝思。”都反映了爱新觉罗皇室嫡裔对努尔哈赤的热爱、景仰和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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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努尔哈赤轰轰烈烈的业绩中，也穿插了“兄弟交嫉”甚至“骨肉相残”。这还只是清朝皇室内部一幕又一幕骨肉相残悲剧的预演。喜剧与悲剧交织，因此成为爱新觉罗家族兴起史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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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一 “山河启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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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后，传统的以建州三卫为核心的部落与部落联盟，经过重新分解组合，形成一系列新的地域集团：苏克苏浒河（即苏子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与此相应，建州三卫酋长家族自明初延续下来的统系也纷纷失坠：成化三年（1467）建州左卫都督董山死后，子脱罗继掌本部。脱罗在明正德元年（1506）病故后，子脱原保袭职。嘉靖二年（1523）六月以后，《明实录》中再无脱原保的记载，而改以家世不明的章成为首。建州卫自成化十五年（1479）以后，由李满住孙李达罕执掌，李达罕孙李童儿（李铜儿）嘉靖二年（1523）尚掌部落，此后也消失踪迹。嘉靖初年《朝鲜实录》说：建州女真中，由李如弄巨等“无名之虏，号令群胡”。[1]这表明，随着私有经济的不断壮大，部落之间攘夺财物、人口活动的加剧，建州女真的部落组织经历了深刻变化。《满洲实录》卷一这样描述明末女真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在激烈的争逐中，一些传统的酋长家族衰落下去，代之以新起的部落显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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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祖父觉常安，居苏子河畔的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觉常安弟宝实的次子阿哈纳至萨克达部，欲聘部长巴斯翰之妹为妻。巴斯翰却断然拒绝。理由是：尔虽六王子孙，家贫，吾妹必不妻汝。巴斯翰因见栋鄂部长克徹殷富，把妹妹嫁给了克徹的儿子额尔机为妻。[2]可知，作为建州左卫著名酋长猛哥帖木儿后人的觉常安六兄弟，家境已经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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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努尔哈赤像（摘自《满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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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常安在六兄弟中最出类拔萃，为家族的复兴作出过重要贡献。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是觉常安的第四子。塔克世有5子1女。正妻阿古都督女，喜塔腊氏，生3子1女：长子努尔哈赤，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和1女。后被清朝尊为宣皇后。塔克世继妻纳喇氏，是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王台（万）所养族女，为人刻薄，生第五子巴雅喇。塔克世另有一妻李佳氏，古鲁礼女，生第二子穆尔哈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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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10岁时，母喜塔腊氏病逝，继母纳喇氏“抚育寡恩”，待他不好。19岁，娶妻生女分居自立，但是所得家产无多，生活艰苦。他曾亲自上山采人参、松子，也曾经常到抚顺的马市上与明人进行交易。其间，一度离乡从戎，投到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下。他勤奋好学，胸怀大志，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要籍，精通女真、蒙、汉语。丰富的生活阅历，培养和锻炼了他“多智习兵”的才能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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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建州右卫古埒城主阿台，因明廷杀害其父王杲，兴兵反明。二月，明军在建州左卫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向阿台发动进攻，觉常安和塔克世也随军前往，就在攻陷古埒城时，尼堪外兰唆使明兵杀害了觉常安和塔克世。努尔哈赤惊闻祖、父蒙难的噩耗，悲痛欲绝。质问明廷说：“祖、父无罪，何故杀之？”明政府诡称实系误杀。[3]于是给敕书30道、马30匹作为赔偿，授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于是他强咽仇恨返回故乡，以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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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将祖、父的死归咎于尼堪外兰。同年五月，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堪外兰弃城逃走。这是他统一女真各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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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起兵初，虽号称“淑勒贝勒”，其实只是一个噶栅（村屯）的首领。外部强敌环峙，内有宗族戚友的加害，处境极其险恶。努尔哈赤与尼堪外兰刀兵相向，在爱新觉罗家族内部遭到强烈反对。当时明朝边臣一意扶植尼堪外兰，令为建州左卫诸部盟主，形成“国人信之，皆归尼康外郎（尼堪外兰）”的严峻形势。甚至血缘关系最近的五祖子孙，也置骨肉亲情于不顾，“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之”。[4]在五祖子孙中，三祖索长阿之子龙敦、绰奇阿反对努尔哈赤的态度尤为坚定。索长阿有5子，长礼泰、次武泰、三绰奇阿、四龙敦、五斐扬敦。同为努尔哈赤的伯、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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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龙敦、绰奇阿为核心的族人迫害努尔哈赤的种种行迹，清朝官修史书从不隐讳：明万历十一年夏，努尔哈赤结纳邻部酋长诺密纳准备往攻尼堪外兰，龙敦叫唆诺密纳之弟鼐喀达，破坏盟约。结果，起兵之际，诺密纳背约不赴。不久，龙敦又唆使努尔哈赤继母弟萨木占，率领族人将他的盟友、妹夫噶哈善遮杀于路。努尔哈赤听说后，聚众往寻其尸，兄弟中皆与龙敦同谋，竟无同往者。龙敦等人频频策动的刺杀活动，使腹背受敌的努尔哈赤陷于防不胜防的逆境中，以致寝卧不安，每“睡到夜半，闻门外有步履声即起，佩刀执弓，将子女藏于僻处”。为防备族人的刺杀，可谓费尽心机。当他抓到族人派来的刺客后，也不敢贸然杀掉，担心为族人留下兴兵问罪的口实，只好借“窃牛者”的名义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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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计划落空，索长阿第三子绰奇阿又与六祖宝实之子康嘉、觉善等同谋，纠合哈达部兵，以浑河部兆嘉城主理岱导引，劫掠了努尔哈赤所属的瑚济寨而去。理岱，也是努尔哈赤同姓宗人。当努尔哈赤率攻兆嘉城时，龙敦又暗中遣人将消息密告理岱，致使他劳师往返，一事无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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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仅在万历十一年初至翌年五月的一年多里，见于史书记载的五祖子孙谋害努尔哈赤的活动就达五六次之多。对于族人的加害，努尔哈赤到晚年仍记忆犹新，曾说：“……谁不欲杀我？与我同祖所生六贝勒子孙数次欲杀我而未得逞”，[6]犹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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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努尔哈赤家族内的这场风波，在更大范围来讲，不过是明末女真社会中“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现象的一个集中写照。在部落和家族内部，海西哈达部长速黑忒、王忠，俱被其部民、族属所戕害。辉发部拜音达礼，为窃据部主之位，杀族叔七人不以为意。[7]既然酋长的职位可以用来在对外征伐中夺得财富，争夺这个权位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激烈展开。在酋长家族内部，这种斗争往往采取“骨肉相残”的激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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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努尔哈赤之所以面临几乎全族人的反对，恐怕还在于他向传统族权发出了挑战。在明代女真社会中，族中长老受到普遍敬重，甚至酋长也不能独断专行，而必须时时征询族中长老的意见。氏族议事会，最终取决于长老的集体意志。这种传统在15世纪末仍在建州女真中保持着强烈影响。酋长李达罕会见朝鲜使人时，“耆老及族类等重五六行，序立”。[8]是往昔氏族长老议事会的残影。外出拜客宴筵，年轻的酋长之子坐在下首，同行的长老坐在上首，正是女真人俗“以年之老少为上下”的血缘辈分观念的具体体现。[9]在长老族权的威慑下，子孙们只能惟命是从，而不准有丝毫忤逆。对照努尔哈赤的行止，却与此大相径庭。他起兵往攻尼堪外兰时，年方25岁，当时持反对态度的大多是他的伯、叔辈，六祖一辈也应有人在世。在这种情况下，他置长辈意旨于脑后，执意以行，从事的又是一项以少击众，以弱攻强，风险性极大的事业，在族人中受到孤立以致迫害，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不过，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折射出努尔哈赤不同凡响的勇气和胆识，以及独立不羁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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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在起兵初，能够以一支兵少将寡的弱小势力取得节节胜利，除了娴熟运用“远交近攻”、“恩威并行”等一系列策略外，与积极延揽异姓“古出”的成功做法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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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出”是明末女真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力量。《满洲实录》卷一记，癸未年（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欲聚众往寻妹夫噶哈善尸，族中兄弟俱与龙敦同谋，无意前往，最后他“带数人寻之”。这里的“带数人”，满文体写作“ini udu gucu be gaifi”（率其数古出）。同年五月条又记，某夜刺客潜入努尔哈赤家宅被擒，“有弟兄亲族俱至，言挞之无益不如杀之”。“弟兄亲族”的满文体为“buya deote gucuse，booi niyalma”（众幼弟，众古出，家人）。当时努尔哈赤只有部属30人，[10]兄弟、古出、家人是基本成分。古出的本义是朋友，这里的“古出”则指那些与部落酋长结为特殊依附关系的社会成员。他们不是家族成员，一般说来，也不是本氏族的成员。他们投依主人，平日与主人同居，随主出行。当酋长家族内部因利害关系而产生裂痕时，“古出”与主人之间更显示出较族人尤为亲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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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出”是女真氏族社会末期等级分化的产物。社会成员的分化一方面赋予部落贵族经济实力和政治、军事上的特殊权力，使他们拥有了在自己周围纠集一群“古出”并令其效力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又驱使一些人为了觅得衣食，获得荫庇，分享掳掠的余润，而主动投附。正是在这种利害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彼此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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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的“古出”来源比较复杂。万历十一年（1583），刺客行刺努尔哈赤未中，却刺死了窗前扈卫的包衣（家人）帕海。次年复有刺客行刺，被擒后，有家人洛汉力主杀之。[11]这个洛汉，昭梿《啸亭续录》卷三有传，说他“本姓刘，中原人，以佣至辽”，入于建州，因有勇力，受到努尔哈赤赏识，倚为左右手，后早死，故不得重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四除类似记载，还提到努尔哈赤赐给他觉罗姓。大概努尔哈赤彼时尚未在本姓“觉罗”前添加“爱新”两字以示尊异，所以才会以“觉罗”姓相赐，视同族人。洛汉事迹还表明：努尔哈赤创业的古出中不仅有女真人，还有因贫困流入建州沦为家人的汉人。可见，家人在战斗中有功，地位上升，也就享有了“古出”的身份。《满文老档》卷一六提到的拉哈、吉木巴逊，都是早年“在汗（指努尔哈赤）近身使唤的人，曾（为汗）出了大力”的“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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