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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将祖、父的死归咎于尼堪外兰。同年五月，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堪外兰弃城逃走。这是他统一女真各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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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起兵初，虽号称“淑勒贝勒”，其实只是一个噶栅（村屯）的首领。外部强敌环峙，内有宗族戚友的加害，处境极其险恶。努尔哈赤与尼堪外兰刀兵相向，在爱新觉罗家族内部遭到强烈反对。当时明朝边臣一意扶植尼堪外兰，令为建州左卫诸部盟主，形成“国人信之，皆归尼康外郎（尼堪外兰）”的严峻形势。甚至血缘关系最近的五祖子孙，也置骨肉亲情于不顾，“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之”。[4]在五祖子孙中，三祖索长阿之子龙敦、绰奇阿反对努尔哈赤的态度尤为坚定。索长阿有5子，长礼泰、次武泰、三绰奇阿、四龙敦、五斐扬敦。同为努尔哈赤的伯、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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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龙敦、绰奇阿为核心的族人迫害努尔哈赤的种种行迹，清朝官修史书从不隐讳：明万历十一年夏，努尔哈赤结纳邻部酋长诺密纳准备往攻尼堪外兰，龙敦叫唆诺密纳之弟鼐喀达，破坏盟约。结果，起兵之际，诺密纳背约不赴。不久，龙敦又唆使努尔哈赤继母弟萨木占，率领族人将他的盟友、妹夫噶哈善遮杀于路。努尔哈赤听说后，聚众往寻其尸，兄弟中皆与龙敦同谋，竟无同往者。龙敦等人频频策动的刺杀活动，使腹背受敌的努尔哈赤陷于防不胜防的逆境中，以致寝卧不安，每“睡到夜半，闻门外有步履声即起，佩刀执弓，将子女藏于僻处”。为防备族人的刺杀，可谓费尽心机。当他抓到族人派来的刺客后，也不敢贸然杀掉，担心为族人留下兴兵问罪的口实，只好借“窃牛者”的名义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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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计划落空，索长阿第三子绰奇阿又与六祖宝实之子康嘉、觉善等同谋，纠合哈达部兵，以浑河部兆嘉城主理岱导引，劫掠了努尔哈赤所属的瑚济寨而去。理岱，也是努尔哈赤同姓宗人。当努尔哈赤率攻兆嘉城时，龙敦又暗中遣人将消息密告理岱，致使他劳师往返，一事无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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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仅在万历十一年初至翌年五月的一年多里，见于史书记载的五祖子孙谋害努尔哈赤的活动就达五六次之多。对于族人的加害，努尔哈赤到晚年仍记忆犹新，曾说：“……谁不欲杀我？与我同祖所生六贝勒子孙数次欲杀我而未得逞”，[6]犹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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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努尔哈赤家族内的这场风波，在更大范围来讲，不过是明末女真社会中“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现象的一个集中写照。在部落和家族内部，海西哈达部长速黑忒、王忠，俱被其部民、族属所戕害。辉发部拜音达礼，为窃据部主之位，杀族叔七人不以为意。[7]既然酋长的职位可以用来在对外征伐中夺得财富，争夺这个权位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激烈展开。在酋长家族内部，这种斗争往往采取“骨肉相残”的激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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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努尔哈赤之所以面临几乎全族人的反对，恐怕还在于他向传统族权发出了挑战。在明代女真社会中，族中长老受到普遍敬重，甚至酋长也不能独断专行，而必须时时征询族中长老的意见。氏族议事会，最终取决于长老的集体意志。这种传统在15世纪末仍在建州女真中保持着强烈影响。酋长李达罕会见朝鲜使人时，“耆老及族类等重五六行，序立”。[8]是往昔氏族长老议事会的残影。外出拜客宴筵，年轻的酋长之子坐在下首，同行的长老坐在上首，正是女真人俗“以年之老少为上下”的血缘辈分观念的具体体现。[9]在长老族权的威慑下，子孙们只能惟命是从，而不准有丝毫忤逆。对照努尔哈赤的行止，却与此大相径庭。他起兵往攻尼堪外兰时，年方25岁，当时持反对态度的大多是他的伯、叔辈，六祖一辈也应有人在世。在这种情况下，他置长辈意旨于脑后，执意以行，从事的又是一项以少击众，以弱攻强，风险性极大的事业，在族人中受到孤立以致迫害，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不过，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折射出努尔哈赤不同凡响的勇气和胆识，以及独立不羁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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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在起兵初，能够以一支兵少将寡的弱小势力取得节节胜利，除了娴熟运用“远交近攻”、“恩威并行”等一系列策略外，与积极延揽异姓“古出”的成功做法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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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出”是明末女真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力量。《满洲实录》卷一记，癸未年（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欲聚众往寻妹夫噶哈善尸，族中兄弟俱与龙敦同谋，无意前往，最后他“带数人寻之”。这里的“带数人”，满文体写作“ini udu gucu be gaifi”（率其数古出）。同年五月条又记，某夜刺客潜入努尔哈赤家宅被擒，“有弟兄亲族俱至，言挞之无益不如杀之”。“弟兄亲族”的满文体为“buya deote gucuse，booi niyalma”（众幼弟，众古出，家人）。当时努尔哈赤只有部属30人，[10]兄弟、古出、家人是基本成分。古出的本义是朋友，这里的“古出”则指那些与部落酋长结为特殊依附关系的社会成员。他们不是家族成员，一般说来，也不是本氏族的成员。他们投依主人，平日与主人同居，随主出行。当酋长家族内部因利害关系而产生裂痕时，“古出”与主人之间更显示出较族人尤为亲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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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出”是女真氏族社会末期等级分化的产物。社会成员的分化一方面赋予部落贵族经济实力和政治、军事上的特殊权力，使他们拥有了在自己周围纠集一群“古出”并令其效力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又驱使一些人为了觅得衣食，获得荫庇，分享掳掠的余润，而主动投附。正是在这种利害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彼此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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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的“古出”来源比较复杂。万历十一年（1583），刺客行刺努尔哈赤未中，却刺死了窗前扈卫的包衣（家人）帕海。次年复有刺客行刺，被擒后，有家人洛汉力主杀之。[11]这个洛汉，昭梿《啸亭续录》卷三有传，说他“本姓刘，中原人，以佣至辽”，入于建州，因有勇力，受到努尔哈赤赏识，倚为左右手，后早死，故不得重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四除类似记载，还提到努尔哈赤赐给他觉罗姓。大概努尔哈赤彼时尚未在本姓“觉罗”前添加“爱新”两字以示尊异，所以才会以“觉罗”姓相赐，视同族人。洛汉事迹还表明：努尔哈赤创业的古出中不仅有女真人，还有因贫困流入建州沦为家人的汉人。可见，家人在战斗中有功，地位上升，也就享有了“古出”的身份。《满文老档》卷一六提到的拉哈、吉木巴逊，都是早年“在汗（指努尔哈赤）近身使唤的人，曾（为汗）出了大力”的“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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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开国五大臣中的费扬古、额亦都，都是出身贫贱的“古出”。费扬古，觉尔察氏，原籍瑚济寨，旧属努尔哈赤。早在其父完布禄时，已成为努尔哈赤家的属人。[12]额亦都，钮祜禄氏，世居长白山，幼丧父母，家境没落，避走姑家，后投努尔哈赤。《清史稿》卷二二五本传：“太祖为族人所惎，数见侵侮，矢及于户，额亦都护左右，卒弭其难。”努尔哈赤起兵初，在内五祖子孙联合反对，在外“沿途诸部皆是敌仇”，正是依赖这些“古出”得以一次次转危为安并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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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起兵时，额亦都、费扬古皆预其役。初讨尼堪外兰图伦城，额亦都率众先登。万历十五年（1587）攻巴尔达城受五十余创不退，终拔其城，赐号“巴图鲁”（蒙古语，勇士，勇敢之意）。费扬古与努尔哈赤同龄，起兵后，凡兼并诸部皆充任前锋，屡受重伤，多树勋绩，也获得“巴图鲁”号。努尔哈赤在建国以后，把创业时期的“古出”比作“一无所有时得到的铁”，认为它的价值在当时比金子还宝贵，是很恰当的比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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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起兵后，东征西战，南驰北突，迅速削平周邻诸部。万历十五年（1587），在苏子河畔硕里口河边佛阿拉筑三层城池（今辽宁省新宾县旧老城），在这里“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14]制定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同时加强了与辽东汉区的经济联系，互市交易，以通商贾。这时他在政治与经济上已达到初具立国规模的地步。接着，乘胜兼并了鸭绿江、长白山南北诸部。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已将建州女真各部大都统一起来，距他起兵之年共用了11年。万历三十三年（1605），由佛阿拉徙居赫图阿拉（新宾县老城）。翌年，蒙古喀尔喀部使者奉上“昆都仑汗”尊号。这时，建州女真各部，海西女真大多数部落，以及边远地区的一些“野人女真”（东海女真）部落，均被纳入他的控制范围。所以，这时的“汗”已是由征服建立起来的部落联盟的联盟长的称号。从此，他们便沿着建立国家的道路前进了。下面，不再描述努尔哈赤建立国家的历史过程，而着重说明在这个过程中爱新觉罗家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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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二 效力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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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尔哈赤的六祖子孙中，除觉常安本支外，五祖宝朗阿子孙，大概是惟一从一开始就与他共过患难的。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起兵征讨尼堪外兰。努尔哈赤的“长祖、次祖、三祖、六祖之子孙，同誓于庙”，欲对他下毒手，[15]惟独五祖宝朗阿子孙没有参与。当努尔哈赤身处逆境时，宝朗阿次子棱敦还曾对他善意关照。万历十二年正月，努尔哈赤三祖之子龙敦唆使萨木占杀死了噶哈善，努尔哈赤听说后，悲愤异常，立即带人往寻其尸。这时，棱敦曾关照他说：“族人若不怨汝，焉肯杀汝妹夫？汝且勿往，恐被人害。”[16]使努尔哈赤事先有所提防。在努尔哈赤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宝朗阿子孙率先投入他的麾下，东征西讨。万历十三年（1585）四月，努尔哈赤率兵攻哲陈部托漠河城时，宝朗阿的两孙扎亲、桑古哩曾随征。但遇敌慌乱，受到努尔哈赤怒斥。以后两人事迹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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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创业初，真正成为他得力助手的还是几位胞弟。努尔哈赤兄弟5人，他居长，三弟舒尔哈齐、四弟雅尔哈齐为同母所生。还有庶弟穆尔哈齐，幼弟巴雅喇，为继母和庶母所生。努尔哈赤起兵后依为臂膂的，除少数“古出”，便是舒尔哈齐。舒尔哈齐比努尔哈赤小4岁。他幼年同努尔哈赤有相近的经历。在以后的十余年里，他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清朝史书说他“自幼随征，无处不到”。[17]为建州女真的一统大业立下过汗马功劳。《朝鲜宣祖实录》二十二年（1589）七月丁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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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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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史籍中的“老乙可赤”即指努尔哈赤。建州卫在李满住、李达罕任酋长时，始终是建州诸部核心。至此其酋长李以难被迫投附，表明新的建州部落联盟正在迅速崛起。努尔哈赤对内称“淑勒贝勒”，汉译“聪睿王”，是联盟的最高统治者，弟舒尔哈齐则称“船将”。“船将”为朝鲜译语，语义不明。史称舒尔哈齐“有战功，得众心”，[18]又尝冠以“达尔罕巴图鲁”的双重勇号，[19]因此可以推知，所谓“船将”，当指统兵将帅的身份，不过，舒尔哈齐对内亦称“贝勒”，实际上是与兄并称的“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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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卓而不群的舒尔哈齐名播四方时，努尔哈赤另外两个弟弟也已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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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弟穆尔哈齐，以骁勇出众，每遇战阵，所向无敌，赐号“青巴图鲁”。万历十三年（1585），他随努尔哈赤率步骑500人往征哲陈部，途中遇河水暴涨，令众兵回，只带80人继续前进。当时有嘉哈地方部长苏枯赖虎，私下往告哲陈部主，于是托漠河、章甲、把尔达、萨尔浒、界藩五城俱集兵一处。努尔哈赤率部深入，突遇800敌兵迎战。属下无不大惊失色，解甲欲逃。在这关键时刻，惟有穆尔哈齐及近侍两人紧随努尔哈赤直冲敌阵，奋勇射击，杀20余人，竟败其众。敌兵张皇失措，争赴浑河而逃。接着，又于界凡险隘吉林岗遭遇敌兵50人。努尔哈赤眼疾手快，射其为首者。穆尔哈齐弓弦响处，又射毙1人。余众都惊惧坠崖而死。这是起兵以来以少胜多的第一个著名战役。“以四人而败八百之众”的消息不胫而走，努尔哈赤威名大振。穆尔哈齐的勇武，也为人们折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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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幼弟巴雅喇，较晚才投身行伍。万历二十六年（1598），他与努尔哈赤长子褚英往征安褚拉库（松花江上游二道江一带）有功，赐号“卓立克图”。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奉命征东海女真，连取赫席黑、俄漠惠苏鲁、佛讷赫托克索三处，俘获2000人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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