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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将原属下五旗王公管理的12个宗室佐领、20个觉罗佐领，置于该旗公中（即作为公中佐领），并令在上三旗行走。[63]胤禛将32个宗室、觉罗佐领改置公中，当然不是单纯基于对下五旗宗室、觉罗窘困处境的怜悯，主要还是担心王公领有大批宗人，对自己行使皇权——包括对宗人的族权——多有掣肘之处。但此举使大多数宗人摆脱了对王公贵族世代相袭的人身依附关系，生活环境大为改善，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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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明确规定：“诸王不许交通外吏，除岁时朝见外，不许私谒邸第。”同时，严禁旗下人依恋故主，劝励他们为国家效力。雍正元年十二月，胤禛惩处了“居心不善”的安郡王岳乐，不准其承袭，并将他属下佐领撤出赐给廉亲王允禩、怡亲王允祥。胤禛集合所拨佐领人员，宣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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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等俱系朕之臣下，国家惟有一主，朕将尔王不准承袭者，其故如此。尔等若知尔王之罪，当即仰遵朕等办理，心中悦服，竭诚为国效力行走。倘仍顾念旧日属王，违背大义，沽取小忠之名，而蹙额致怨于朕……朕必诛之。[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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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又撤回允禩所得佐领，俱给允祥。以后，胤禛多次降旨，对那些与旧日属主保持联系的人，将置之于法。胤禛严格禁止旗下人与旧主夤缘往来，力图使旗人从传统的主仆依附的纽带中解脱出来，成为皇帝的忠实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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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加强对王公的监督。每旗各设御史两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稽察一应事务；有应密奏及应题参事件，即密行其奏；对五旗诸王不按定例使令旗人，以及滥行治罪的行为加以查参。[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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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禛通过裁抑宗藩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得以巩固。从此，不但上三旗人为其控制，下五旗人“虽各自有该管之主，而其心亦只知有君上，不知有管主也”。[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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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沿袭满洲贵族议事的旧制，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军国大事。玄烨亲政后，加强皇权，会议职能逐渐萎缩。民政事务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会议具奏，议政王大臣只议国家典章制度及军事要务。设南书房后，始由汉人翰林参与撰拟诏旨，胤禛裁抑宗室王公权势，议政王大臣会议被进一步削弱。特别是雍正九年前后设立军机处，选派满、汉大臣充任军机大臣，军政大事均在军机处决定，议政王大臣会议形同虚设，终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取消。此后，尽管宗室王公依旧享有尊崇的政治地位，经济上领取优厚的俸禄、收取旗租，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对皇权已不能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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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禛压制宗室藩王的一系列措施，对于削弱满洲社会内部农奴制残余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更大范围讲，也为乾隆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营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政治前提。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他对个人权力的不厌追求与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契合。当然，他对同胞骨肉刻薄寡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打击报复无所不用其极的严酷手段，在历史上也是很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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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已久的一起又一起内部斗争，已使不少宗室成员受到株连。到康熙晚期，包括努尔哈赤子孙在内的已革宗室有200人之多，而当时全部宗室人口还不到1800人。[67]已革宗室尽管身份不同，可皇族的血缘关系无法抹煞。康熙五十二年（1713）曾规定，他们的名字也要附载《玉牒》，并给以红带子为标记。乾隆帝即位后，为弥合储位争夺在皇室内部造成的深刻裂痕做了很大努力。他宣布，对因罪革退的宗室觉罗子孙，恢复他们不同于平民的贵族身份。对受到削爵、圈禁惩罚的允、允禵，予以宽释。封允禵为贝勒，命照常上朝。乾隆四十七年（1782），弘历诏令：允禩、允禟仍复原名，恢复宗籍，子孙一并叙入。他宣称，虽然这两位叔父曾“觊觎窥窃”皇位，但“未有显然悖逆之迹”。他还提到，皇考（指胤禛）晚年对苛待弟兄的往事经常“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若将有待”。[68]将恢复允禩、允禟宗籍，解释为胤禛的遗愿。同年，弘历鉴于清初八旗诸王相互倾轧争权，摄政王多尔衮身后被削去王爵，财产籍没，谕旨追复多尔衮封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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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即位初，对历史上的获罪宗室或平反、或释放，借以缓和皇室内部矛盾。但是他丝毫没有放松对宗室的警惕。乾隆四年（1739），他又以“结党营私，往来诡密”的罪名，一度把庄亲王允禄及其子侄弘皙、弘昌、弘晈、弘昇、弘普等人或革爵，或囚禁。这一镇压使整个宗室大为震怖。数年后某日，乾隆帝肉食未毕，诚亲王、和亲王即放下碗匙默坐。弘历遂借题发挥，谕旨训斥两王失仪。真可谓龙颜震怒，宗室觳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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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叶，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加强，文网严密，动辄犯忌，即使满洲士人也遭文字狱的迫害。乾隆年间发生的胡中藻、鄂昌一案，很有代表性。胡中藻，广西人，是已故大学士满洲旗人鄂尔泰的门生，颇得鄂尔泰赏识，被视为“昌黎（韩愈）再世”。[69]历任内阁学士、陕西学政、广西学政等官。乾隆二十年，胡中藻所著《坚磨生诗钞》被弘历细加搜求，认定他“诋讪怨望”。又斥鄂尔泰之侄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等高官，见胡中藻“悖逆之作”，不但不加纠举，反而“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罪不容诛。结果，胡中藻以“违天叛道，覆载不容”被杀，鄂昌则以“负恩党逆”勒令自尽。已故鄂尔泰，也因生前对胡中藻“独加赞赏”以至“酿成恶逆”，被下令将其祭牌自贤良祠中撤出。此案受到株连的有宗室塞尔赫，系努尔哈赤异母弟穆尔哈齐的曾孙，封辅国将军，官至议政大臣、仓场总督。著有《晓亭诗钞》，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宗室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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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政治高压，许多宗室贵族同样有汉文人那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压抑之感。他们不敢公开刊行自己的作品，或者在刊行时加以删削。怡亲王胤祥死后，雍正帝命其家属交出胤祥著作。胤祥家属不敢承命，以家无存稿搪塞。雍正帝无奈，将胤祥存在内廷的应制诗刊出，名《交辉园遗稿》。乾隆帝即位后，胤祥子又编辑《交辉园遗稿续刻》，说这些遗稿是旧笥中发现。此前隐匿可能是害怕贾祸。许多宗室不敢刊行著作，只能以手抄本形式传世，也是基于同一原因。他们深知官场中风涛难测，往往采取逃避态度，于是将大部分精力消耗在锦衣玉食、游山玩水、诗酒唱和、写字绘画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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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四 日尚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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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厚待天潢，费用不赀，凡宗室婚丧，皆有恩赐。他们生活舒适，地位显贵，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形成儒雅嗜学的作风。在他们中间，不仅产生过卓有建树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文人学士，正如昭梿所说：“国朝自入关后，日尚儒雅，天潢世胄，无不操觚从事。”[70]古人将写字的木简叫“觚”（gū），“操觚”即“写文章”意。宗室贵族深为汉文化所熏陶，他们仰慕读书向学之名，喜欢以文章翰墨相矜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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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当推康熙帝玄烨。玄烨汉学功底深厚，巡游四方，每至一处便即兴赋诗，平生写诗1100多首。他的诗清新晓畅，气势恢宏。抒情坦率自然，记事翔实可考，堪称史诗精品。玄烨绘画、书法俱佳。在位时常以理学卫道士面目出现，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纂辑《朱子全书》，阐扬儒家学说不遗余力。乾隆帝弘历提倡“国语骑射”最为有力，但无论是从史书记载，还是从民间传说看，他都是最热衷于响慕风雅、吟风弄月的皇帝。尽管他一再表示最厌恶八旗中的“词林学问”，但是他本人却最喜四处题诗赋词。在历代帝王中，他的诗作数量最多，洋洋4万余首，蔚为壮观。弘历的书法仿赵孟，圆润秀发。绘画擅长山水、花草、兰竹、梅花、折枝，间或画佛像，亦只以数笔勾勒而成。弘历精于鉴赏。宫廷藏画，大部分是他收集的。画上的题跋也以他为最多。皇帝如此，也就难怪贵胄子弟竞趋时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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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康熙帝读书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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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烨第三子胤祉、十五子胤禑、十六子胤禄，曾向传教士德理格学习律吕知识，均精通天文历法、算术、音律。康熙五十二年九月，胤祉奉命修辑律吕算法诸书，为此召集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参加，如方苞、徐元梦等人。在广泛考定坛庙宫殿乐器基础上，一年后，胤祉以《御制律吕正义》一书进呈皇父，玄烨令将律吕、历法、算法三书合为一部，赐名《律历渊源》。三书都吸收了西学，或以西法证中法，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和科学研究的水平。胤禑、胤禄参加了这项工作。胤祉著有《八音乐器考》。胤禄精数学，通乐律。胤禄于雍正元年承袭庄亲王爵。乾隆元年命总理事务。他除了预修《数理精蕴》、增修《七政时宪书》外，又修《律吕正义后编》。著有《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81卷，目录2卷。稍晚，对律吕有较深造诣的有礼亲王永恩。永恩字惠周，号“兰亭主人”。初袭康亲王，乾隆时复号礼亲王。为人宽易持己，淡泊勤俭，出处有恒。嘉庆二年殁。著有《律吕元音》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