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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0335 清开国帝王以弧矢定天下,骑射曾发挥重大作用。作为八旗王公子弟,当他们长驱数千里,刚刚从寥廓的关外大平原移居北京时,依旧勤肄骑射,毫无懈怠。康熙年间,宗室文昭在《题东峰二弟春郊步射小照》一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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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0337 辫发高盘绿染油,春风扇物手初柔,挺身独立花阴下,臂挂雕弓捻骲头。[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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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0343 诗中点染出一位贵族子弟步射的英姿:为了射箭的便利,将油黑的辫发盘在头顶上,只见他臂挂雕弓,手持骲头箭(一种骨制箭),信心十足地挺立在树影下,准备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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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0345 骑射郊猎也是王公贵族的重要生活内容。文昭《校猎行》,即歌咏了行围时的骁勇气概和满载而归时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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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0348 朔方健儿好驰鹜,擒生日踏城南路。怒马当风势欲飞,耳立蹄不肯驻。大箭强弓身手热,一时杀尽平原兔。穿心贯腋血纵横,锦鞍倒挂纷无数。君不见,独孤信,会猎归来日已暮,侧帽驰马人争慕。[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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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0354 清朝帝王为了维护政权,保持民族本色,不仅号召八旗子弟经常练习骑射,而且带头“秋狝木兰(围场)”,倡导尚武精神。康熙帝晚年曾回忆:朕自幼凡用鸟枪弓矢获虎135只、熊20只、豹25只、猞猁狲1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2只、哨获之鹿数百,其余在围场内随便射获的野兽不可胜数。数量如此惊人的收获当然不会是玄烨一人取得的,但他娴于骑射应是没有疑问的。据奕赓《寄楮备谈》说,玄烨曾经在一天内射兔318只,确是寻常人毕其一生也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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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0356 乾隆帝弘历一向注意武事,曾说“弓矢乃八旗旧俗,而神武实万世之家风”。他身为一国之尊,骑射娴熟,坚持行围狩猎。每年八月十三日在避暑山庄度过自己的生日,八月十六日率领皇子皇孙到木兰围场行围打猎。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翁,按向例于八月十六日由避暑山庄启跸去木兰围场。这是他最后一次秋猕,在围场住了20天,行围13次,命中三鹿。纪事诗中因有“将至八旬犹策马,命中三鹿去未空”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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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0361 图24 郎世宁《 弘历射猎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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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0363 八旗子弟的骑射技术,在乾隆朝以后渐成虚文。但清朝皇帝仍旧身体力行地加以表率和提倡。据说道光皇帝的骑术至精。咸丰皇帝尽管体弱,骑术亦娴。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野兽之际,坠马伤股。经上驷院骨医治疗后,终生行路不便。咸丰初年,京师市井传有“跛龙病凤掌朝堂”之谣。龙,指咸丰帝,病凤指慈安后体弱多病。[149]但不管统治者如何殚思竭虑,身体力行,却无法重振祖辈雄风。讲武的旧典旷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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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0365 旧制,宗室习射,由亲王至闲散宗室10岁以上,左翼以每月初七、十七、二十七日,右翼以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在镶黄旗教场演习骑射。觉罗成员也必须参加这项活动。自20岁以上有品秩宗室,每步射两次,兼骑射一次。每年春秋两季,各擐甲习射两次。由宗人府考其勤惰优劣注册,劣者交族长学长给限学习,如仍怠惰者参处;成绩优异者题奏。王以下、闲散宗室、觉罗官以上,及王等护卫,每年习射,于七月十七日起至次年四月十七日止,由本府王公监视。[150]每次考验骑射,也就是宗室成员的大比武。届时衣冠竞会,旌麾并举,骏马骄风,雕弓替月,弦声响处,箭飞如蝗。但清中叶以降,盛况不再。所谓每年“考验骑射”,不过“循例具奏”,“实未尝演射”。[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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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0367 八旗王公平日家居,原有演习射箭之俗。家中设有靶场,良朋三五,约期为会。久而久之,逐渐脱离习武的宗旨,蜕变为一种娱乐活动。射法又有种种讲究,曰“射鹄子”,鹄即天鹅,引申为箭靶,靶心俗谓“羊眼”;曰“射月子”,满语叫“艾杭”,即“画布为正”,也就是射布靶,上绘靶心;曰“射绸”,悬挂方寸绸布于空中而射,难度较大;又有于暮夜中悬香火于空而射的,则更难。清初旗人马步射,弓用8力,箭长3尺,镞长5寸,名叫“透甲锥”,所中必洞穿,或者连贯两人尚有余力。[152]而此时的射法,主要凭的是技巧,而非气力。到清季,连这种游戏也随着王公子弟骑射技艺的荒疏而式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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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0369 许多宗室贵族即便勉强参与骑射,除弥补生活空虚外,还利用骑射当作邀取恩赏,获得升迁的手段。宗室奕绘(乾隆帝曾孙)在《牧羊儿》诗中,借牧童用土块准确击中羊背的例子讥嘲八旗王公官宦:“不似彼官人,学射多势态,五发中三四,升迁换冠带。可应承平赏,难当军阵队。”[153]实际上成为博取功名的花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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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0371 (四)姓名与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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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0373 与满语的衰落同样令清朝统治者忧心忡忡的,是宗室子弟在姓氏与命名上也效法汉俗而忘记“根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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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0375 “爱新觉罗”本来是清代社会中最尊显的姓氏,许多宗室觉罗子弟却偏要改从汉姓。这种现象在清入关初已露端倪,它的普及,还是在满洲人逐渐放弃本民族语言而改用汉语之后,大抵发生在乾隆、嘉庆年间。乾隆年间,由于在汉地生活年深日久,一些宗室觉罗子弟,或者对满人“称名不举姓”的旧俗不以为然,或者是故意取仿汉人,往往将自己名字的头一个字当作姓,以至引起乾隆皇帝亲自干预。乾隆三十二年(1767),吏部带领引见的八旗子弟中有个叫满吉善者,是觉罗留保之子。弘历谕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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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0377 其名满吉善者,竟以满为姓矣。朕将满吉善之名改为吉善。吉善乃系觉罗,甚属尊贵,吉善竟不以觉罗为尊,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似此者,宗人府王公等理应留心查禁,今竟不禁止。王公所司何事?恐其尚有似此等者,著交宗人府王公等查明,俱行更改,将此严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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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80383 按照汉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姓氏因与祖宗血脉相关,是至关重要的,非到万不得已,绝不会改从他姓。天潢贵胄子弟,纷纷取仿汉姓,不仅关系到满洲文化的荣枯,而且涉及皇室“尊贵”能否长久保持的问题,难怪要引起弘历的关注,并且大放厥词了。但是,其效果亦如面对满语的颓势一样,惟有徒唤奈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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