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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帝王为了维护政权，保持民族本色，不仅号召八旗子弟经常练习骑射，而且带头“秋狝木兰（围场）”，倡导尚武精神。康熙帝晚年曾回忆：朕自幼凡用鸟枪弓矢获虎135只、熊20只、豹25只、猞猁狲1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2只、哨获之鹿数百，其余在围场内随便射获的野兽不可胜数。数量如此惊人的收获当然不会是玄烨一人取得的，但他娴于骑射应是没有疑问的。据奕赓《寄楮备谈》说，玄烨曾经在一天内射兔318只，确是寻常人毕其一生也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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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弘历一向注意武事，曾说“弓矢乃八旗旧俗，而神武实万世之家风”。他身为一国之尊，骑射娴熟，坚持行围狩猎。每年八月十三日在避暑山庄度过自己的生日，八月十六日率领皇子皇孙到木兰围场行围打猎。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翁，按向例于八月十六日由避暑山庄启跸去木兰围场。这是他最后一次秋猕，在围场住了20天，行围13次，命中三鹿。纪事诗中因有“将至八旬犹策马，命中三鹿去未空”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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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郎世宁《 弘历射猎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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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子弟的骑射技术，在乾隆朝以后渐成虚文。但清朝皇帝仍旧身体力行地加以表率和提倡。据说道光皇帝的骑术至精。咸丰皇帝尽管体弱，骑术亦娴。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野兽之际，坠马伤股。经上驷院骨医治疗后，终生行路不便。咸丰初年，京师市井传有“跛龙病凤掌朝堂”之谣。龙，指咸丰帝，病凤指慈安后体弱多病。[149]但不管统治者如何殚思竭虑，身体力行，却无法重振祖辈雄风。讲武的旧典旷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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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宗室习射，由亲王至闲散宗室10岁以上，左翼以每月初七、十七、二十七日，右翼以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在镶黄旗教场演习骑射。觉罗成员也必须参加这项活动。自20岁以上有品秩宗室，每步射两次，兼骑射一次。每年春秋两季，各擐甲习射两次。由宗人府考其勤惰优劣注册，劣者交族长学长给限学习，如仍怠惰者参处；成绩优异者题奏。王以下、闲散宗室、觉罗官以上，及王等护卫，每年习射，于七月十七日起至次年四月十七日止，由本府王公监视。[150]每次考验骑射，也就是宗室成员的大比武。届时衣冠竞会，旌麾并举，骏马骄风，雕弓替月，弦声响处，箭飞如蝗。但清中叶以降，盛况不再。所谓每年“考验骑射”，不过“循例具奏”，“实未尝演射”。[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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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王公平日家居，原有演习射箭之俗。家中设有靶场，良朋三五，约期为会。久而久之，逐渐脱离习武的宗旨，蜕变为一种娱乐活动。射法又有种种讲究，曰“射鹄子”，鹄即天鹅，引申为箭靶，靶心俗谓“羊眼”；曰“射月子”，满语叫“艾杭”，即“画布为正”，也就是射布靶，上绘靶心；曰“射绸”，悬挂方寸绸布于空中而射，难度较大；又有于暮夜中悬香火于空而射的，则更难。清初旗人马步射，弓用8力，箭长3尺，镞长5寸，名叫“透甲锥”，所中必洞穿，或者连贯两人尚有余力。[152]而此时的射法，主要凭的是技巧，而非气力。到清季，连这种游戏也随着王公子弟骑射技艺的荒疏而式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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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宗室贵族即便勉强参与骑射，除弥补生活空虚外，还利用骑射当作邀取恩赏，获得升迁的手段。宗室奕绘（乾隆帝曾孙）在《牧羊儿》诗中，借牧童用土块准确击中羊背的例子讥嘲八旗王公官宦:“不似彼官人，学射多势态，五发中三四，升迁换冠带。可应承平赏，难当军阵队。”[153]实际上成为博取功名的花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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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姓名与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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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满语的衰落同样令清朝统治者忧心忡忡的，是宗室子弟在姓氏与命名上也效法汉俗而忘记“根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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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本来是清代社会中最尊显的姓氏，许多宗室觉罗子弟却偏要改从汉姓。这种现象在清入关初已露端倪，它的普及，还是在满洲人逐渐放弃本民族语言而改用汉语之后，大抵发生在乾隆、嘉庆年间。乾隆年间，由于在汉地生活年深日久，一些宗室觉罗子弟，或者对满人“称名不举姓”的旧俗不以为然，或者是故意取仿汉人，往往将自己名字的头一个字当作姓，以至引起乾隆皇帝亲自干预。乾隆三十二年（1767），吏部带领引见的八旗子弟中有个叫满吉善者，是觉罗留保之子。弘历谕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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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名满吉善者，竟以满为姓矣。朕将满吉善之名改为吉善。吉善乃系觉罗，甚属尊贵，吉善竟不以觉罗为尊，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似此者，宗人府王公等理应留心查禁，今竟不禁止。王公所司何事？恐其尚有似此等者，著交宗人府王公等查明，俱行更改，将此严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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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汉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姓氏因与祖宗血脉相关，是至关重要的，非到万不得已，绝不会改从他姓。天潢贵胄子弟，纷纷取仿汉姓，不仅关系到满洲文化的荣枯，而且涉及皇室“尊贵”能否长久保持的问题，难怪要引起弘历的关注，并且大放厥词了。但是，其效果亦如面对满语的颓势一样，惟有徒唤奈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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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荒唐的是，到嘉庆年间，一些宗室子弟甚至对自己本应引以为豪的老姓——爱新觉罗氏也无所谓了。爱新觉罗汉姓曰金，其他觉罗汉姓曰赵，本来泾渭分明，有些宗室子弟却偏要以赵姓自居。有个宗室名图克坦，人称赵大。问他何以如此称呼，答称赵姓居百家姓之首，宗室既然至高无上，必然是姓赵无疑。清朝规定宗室系黄带子以与其他人相区别，于是又有宗室“即以黄字作为姓氏”，论资排辈，而以黄几呼之。嘉庆帝因此龙颜大怒，下令宗人府传集宗室各旗长，传谕宗室，此后再有以赵字黄字作为姓氏称呼的，一定“从重治罪”。[155]但收效不大。宗室中更有一般无聊之辈，以彼此乱起绰号为乐，诸如“巴达棍赵二”、“母猪赵二”、“忘八赵二”、“鸡屎赵二”之类，“呼者习以为常，听者泰然自若”。无独有偶，在系红带子的觉罗中，也有称“红八”，因讼而入奏者。[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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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满洲人家族观念是很强的，又重视纂修家谱、族谱，所以真正将老姓忘记的为数寥寥。他们之改从汉姓，主要还是顺遂习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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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以来，爱新觉罗氏嗣裔分衍，汉姓由少而多，主要有金、肇、赵、罗、艾、德、洪、依、海等。[157]名字只是人们用来称呼、相互区别的一种符号。入关前，满洲人风俗朴而不雕，生子命名多不取吉祥字眼。由于渔猎采集是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对各种禽鸟如数家珍，往往用以命名。在努尔哈赤家族内，就有多尔衮（词义为“獾”）、固尔玛浑（“兔子”）、博和托（“驼峰”）、杜度（“斑雀”）等人，取这类名字。在某些场合，新生子的排行或身体某个部位或特征便成了名字的来源，如克勤郡王岳讬，其名字词义为傻公子、呆子，贝子傅喇塔，名字词义为烂眼边，豫亲王多铎，名字意为胎。舒尔哈齐第八子贝勒费扬武（芬古），名字意为“老疙瘩”，即幼子，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意为“小”。此外，颖亲王萨哈廉，名字意为“黑”，贝子博洛，意为凉帽，均反映了取名时的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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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族的命名，最初还受到蒙古文化的熏陶。被清朝尊为肇祖的孟特穆，就是蒙古人常用以取名的“孟哥帖木儿”（意为银铁）。清太祖努尔哈赤诸子侄中，阿敏（蒙古语“气息”意）、济尔哈朗（“幸福”意）、皇太极（“王子”意）等，也是取的蒙古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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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名字被译写为汉字后，所用字眼也很粗陋。成书于崇德年间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努尔哈赤便译作弩儿哈齐，多尔衮作多里哄。顺治九年修《清太宗实录》初稿本中，努尔哈赤孙萨哈廉作“查哈量”，侄拜尹图作“摆音兔”，女婿达尔汉额驸作“打儿汗额夫”，宗室篇古作“偏俄”，诸如此类用法，在书中摭拾可见。与汉人命名慎之又慎，必赋予某种祥瑞祝福之意的做法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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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皇族命名习尚受到汉人影响而发生变化，尝试将汉人常用的平安福寿一类美好、雅驯的字眼运用于名字中。皇太极生前，给第九子命名为福临（即清世祖），取“福之将至”意。福临第二子、五子、七子分别命名福全、常宁、隆禧，带有明显汉化倾向。玄烨自幼习读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这也体现在他给儿子的命名上。如皇十三子至皇十六子的命名，来源于《礼记》和《诗经》。《礼·中庸》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祯祥”被认为是吉事的征兆。《诗·小雅·鸳鸯》云：“君子万年，福禄宜之。”“福禄”二字，多用为吉庆颂祝之词。所以，皇十三子名胤祥，皇十四子名胤祯（胤禵），皇十五子名胤禑，皇十六子名胤禄。玄烨没有将皇十五子命名为“胤福”，是因避其父福临的名讳。胤，意为后代，与下一字配合，寄托了玄烨对后辈的良好祝愿。上有所好，下必仿效。此后，以汉文福寿、吉祥、康泰等字词命名，日愈成为旗人中的习尚。由于这类字词在旗人名字中使用频率很高，有时只好用不同组合来区别。光绪年间礼部侍郎宝廷，郑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其二子一名寿富，号伯福；另一子名富寿，号伯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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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汉人常用的平安吉庆、福禄寿喜一类字眼运用到名字中，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清朝所取年号，如康熙、嘉庆、咸丰、祺祥（后改同治），都含有安泰吉庆的意思。入关后历朝皇帝，每年年终都要亲自书写福字、寿字，颁赐中外大臣。表达良好祝愿的多样性，无不反映出汉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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