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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盛京一带隶属内务府的一至四等粮庄76个，共应征银1245两，粮22427石；棉花庄45个，交本色棉花1.2万斤，折色棉花银800两；靛庄11个，交本色靛1950斤，折色靛银200两；盐庄3个，交本色盐1.2万斤，折色盐银66两。[78]锦州一至四等粮庄269个，又纳粮庄27个，承种入官地亩庄（纳租庄）4个，纳银庄1个，共应报粮69130石，折银29497两。[79]盛京、广宁旧园丁1173名，岁征银3519两。[80]盛京、牛庄等处还有隶属内务府的大批网户、鹰手、捕狐户、蜜户、牲丁、捕水獭户、鹳户、细鳞鱼户。[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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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内务府系统外，盛京所属户部官庄也有粮、盐、棉庄，其收入专供永、福、昭三陵祭祀之用。礼部官庄则以祭品供给陵寝、寺庙。工部官庄则供给宫殿、坛庙、陵寝等一切营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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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陵所属官庄系供给三陵祀典所用果谷菜蔬而设的祭田。大半是在入关以前由带地投充地中拨给的一部分所构成。[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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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皇室在古北口、喜峰口外也拥有大片地产。嘉庆六年总管内务府大臣丰伸济伦题称：口外有大小粮庄134个，应报粮35352石，其中杂粮一项折收银两。清室特设热河总管负责当地粮庄事宜。[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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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打牲乌拉、内蒙古的归化城等处，均设有内务府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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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每一年的收入如数收上，清皇室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康熙年间定：凡收粮毕时，各庄头将所收粮数报明，于定额外多纳1石者，赏银4钱；缺1石者，责2鞭，其鞭责不过100下。[84]承催不利的官员也要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鞭责、罚俸、降职、斥革的处分。[85]拖欠严重的庄头，则革去庄头，退为庄丁，鞭责外再枷号数十日以至数月。[86]捕牲壮丁若完不成定额或工作中发生意外，同样难逃责打。康熙二十一年（1682），都虞司将24只新捕到的鹰交给石匣儿等地鹰户驯养，其中7只笼养后或死或野性未除，内务府总管噶鲁为此题称，10只鹰原有病残，驯鹰人拟免鞭责。玄烨却以“这几年笼养甚坏”为理由，下令“严议具奏”。遂经复议，嗣后好鹰经笼养死亡，窝铺长拟50鞭，掌笼人拟80鞭；若调教得不好，窝铺长拟30鞭，掌笼人拟50鞭；残疾之鹰若死亡，窝铺长拟27鞭，掌笼人拟30鞭。[87]处罚壮丁、庄头的事例在清代档案中俯拾即是。庄丁是皇室的奴仆，无人身自由，被严格束缚在庄园内，身份世袭。他们承担的杂泛差派非常繁重，不可能有什么生产积极性。所以，内务府设有专门惩罚壮丁的司法机构——慎刑司，颁定一系列刑法，对广大壮丁施以心理的震慑和暴力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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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公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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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予八旗宗室王公的庄田为王庄。顺治年间的王公庄园，主要来源于分领圈地和逼民投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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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领圈地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清廷按王公爵位高低赐予庄地。顺治二年（1645）规定，给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大庄每所地130垧（780亩）至70垧（420亩），半庄每所地65垧（390亩）至40垧（240亩）不等；园每所地30垧（180亩）至10垧（60亩）不等。五年又定，亲王给园10所，郡王给园7所，每所地30垧（180亩）。其二是按所领壮丁领地。顺治二年定，王以下各官所属壮丁，计口给地6垧（36亩），停支口粮。[88]八旗王公贵族在长期掳掠战争中，都将大批人口作为战利品攫为己有。八旗编审壮丁册载：顺治五年（1748），八旗人丁共34.6万余人，其中满洲、蒙古包衣阿哈尼堪（包衣为“家里”意，阿哈为“奴仆”意，“尼堪”为“汉人”意，全意为“汉人家奴”）有21.6万人之多。[89]户下奴仆约占全部八旗人口的70%以上，正是清初满洲蓄奴制度异常发达的一个缩影。由于宗室贵族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特权，他们的奴仆壮丁盈千累万本不足为奇。这些壮丁都是“按丁领地”，有的在王公家内服役，有的编入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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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按爵领地和按丁领地外，王公贵族还通过逼民投充的方式攫取土地。顺治二年，清廷颁布招民投充的诏谕，准被俘获的包衣人丁，其近支弟兄或无衣无食贫民，投充旗下。各王公、贝勒接受投充人虽有定数，实际上却大量逾额。许多投充旗下的民人带有土地，为王庄提供了新的土地来源。如投充英亲王阿济格府下的687人，就携地85万余亩。[90]再如摄政王多尔衮，前后滥收投充人1400多人。[91]由此占有的土地自然较英亲王更多。这种情况，在当时应是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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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圈占停止后，皇子分封为王公，他们的庄园均按爵秩从皇庄内拨出赐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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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清前期王庄的数量、亩数、分布、旗属，载在雍正年间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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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黄旗宗室：整庄4所，半庄1所，园1所。共地610垧。坐落大兴、通州、武清、平谷、河间各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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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黄旗宗室：整庄5所，半庄12所，庄4所，园3所。共地1776垧。坐落大兴、宛平、三河、宝坻、顺义、涿州、房山、保定、雄县、易州、任邱各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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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白旗宗室：整庄4所，庄1所，园2所。共地600垧。坐落顺天、香河、通州、宝坻、房山及沙河所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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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红旗宗室：整庄145所，半庄3所。整园50所，半园10所。共地20736垧。坐落顺天、宛平、昌平、涿州、文安、保定、定兴、涞水，及辽阳、海城、盖平各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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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白旗宗室：整庄178所，半庄5所，庄8所。整园8所，园20所。果地、靛地、网户、猎户等地76处。共地28169垧。坐落大兴、宛平、良乡、固安、永清、东安、香河、通州、三河、武清、宝坻、昌平、密云、怀柔、房山、霸州、蓟州、玉田、平谷、遵化、丰润、迁安、滦州、乐亭、保定、易州、河间、任邱、沧州、保安，及辽阳、海城、盖平、铁岭、山海关外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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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红旗宗室：整庄298所，半庄23所，庄5所。整园111所，半园2所。共地43835垧。坐落大兴、宛平、永清、香河、通州、宝坻、昌平、涿州、房山、霸州、滦州、新城、河间、肃宁、沧州、延庆及张家口外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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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蓝旗宗室：整庄544所，半庄151所，庄22所。整园103所，半园19所，园73所。果菜、牧地5处。共地88554垧。坐落大兴、宛平、良乡、永清、东安、香河、通州、武清、昌平、顺义、怀柔、涿州、房山、霸州、保定、蓟州、玉田、平谷、遵化、丰润、永平、昌黎、滦州、乐亭、新城、易州、青县、无极、保安，及承德、辽阳、开原、锦州、宁远、广宁、开平、冷口外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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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蓝旗宗室：整庄231所，半庄63所，庄9所。整园102所，半园2所，园3所。共地37579垧。坐落大兴、宛平、固安、永清、东安、昌平、怀柔、滦州、蠡县、安州、高阳，及辽阳、海城、盖平、锦州、开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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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引资料可以得知，八旗宗室王公共有整庄1407所，半庄259所，庄48所，园102所，整园374所，半园34所。果、菜、靛、网户、猎户等地81所。以上田地总计222300余垧（每垧6亩），合13338顷余。这与康熙《大清会典》卷二一所载王庄顷亩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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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王公为了满足日益奢侈的物质生活，还通过置买手段，积极兼并土地。日本学者村松佑次对雍正末年畿辅地区某王府的取租册档和差银册档的研究表明：在该王府所有的979顷土地中，原额地（即清初分授王公贵族的老圈地以及投充地亩）约772顷余，原租地（即王府在置买旗地、民地基础上所设租地）约206顷余。后者系兼并所得，约占全部地产的21%。耐人寻味的是，后类土地大部分来源旗产，属镶红、镶黄、正黄等旗，布散在昌平、延庆、西山常裕村、房山、安肃、清苑、顺义、安定门外闪各庄诸处。[92]入关初，清廷为保证旗人生计，严禁旗地私售与民，违者以盗卖官田论。[93]但这样一来，就为旗人地主，首先是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宗室王公合理合法地兼并旗人土地提供了重要保证。宗室王公的土地越多，地租积累量越大，兼并力量就越强。因此，无论在畿辅地区还是关外地区，八旗宗室王公所占土地均超过清初额数而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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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关外时期，宗室王公就在辽沈一带各置庄园，入关以后，这些庄园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从前引《八旗通志》资料可以得知，下五旗王公在关外辽阳、海城、盖平、铁岭、开原、锦州、宁远、广宁、开平，以及冷口外、山海关外、承德等处的广阔地域内置有庄园。其中，以盛京（沈阳）一带最为集中。[94]经过200余年间的蚕食与兼并，仅沈阳一带的王公庄地，就有1万顷，[95]已接近清入关初八旗宗室王公全部地亩的总和。八旗宗室王公田连阡陌，有的横跨数省，其中“功封”亲王地产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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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硕庄亲王，是“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为清太宗皇太极第五子硕塞之裔。庄亲王府的庄园共占地5000顷，遍及河北（直隶）、辽宁、山西三省40余州县130余处村屯。[96]按每亩租银1钱的一般标准，庄王府5000多顷土地可收租银5.5万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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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和硕肃亲王，为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豪格之裔。肃亲王府领取封地，垦拓牧场兼并旗民地亩，庄园迅速扩大。末代肃亲王善耆时，该府庄园地横跨直隶、奉天、热河以及东蒙古等地，多达1.2万顷。这样的大土地所有者，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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