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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弘历17个皇子中，除追封者不计外，实封王公4人，即荣亲王永琪、仪郡王永璇（后晋仪亲王）、成亲王永瑆、贝勒永璘（后晋庆亲王）。永瑆分府时，给关内大粮庄12所，半分庄1所，瓜园果园各1所，菜园、银庄各2所；带地投充人、给官地投充人各60户；炭军、煤军、灰军各60名，打捕户20名；关外大粮庄3所，盛京大粮庄1所，乌拉牲丁20名，盛京三佐领下人30户。[116]此后，给亲王庄园人丁，均按乾隆年间成亲王分府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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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帝颙琰5个皇子，第三子绵愷初封惇郡王（后晋惇亲王），四子绵忻封瑞亲王，五子绵愉封惠郡王（后晋惠亲王）。道光帝旻宁9子中，六子奕封恭亲王，七子奕初封醇郡王（后晋醇亲王），八子奕封锺郡王，九子奕封敬郡王。其中，恭亲王奕以“赞襄大政”，醇亲王奕以光绪帝生父，皆特恩世袭罔替。咸丰二年（1852），内务府奏准恭亲王分府，给山海关内大粮庄12所，半分庄1所，菜园2所，山海关外大粮庄3所，盛京大粮庄1所。[117]恭亲王在同治年间权势如日中天，但“平日有好货之名”。[118]据说，光绪末宣统初，恭王府占有的土地约有7000多顷，分布在直隶省百余州县内；在关外还有4个大庄，每庄不下1000顷土地，一共可能有近万顷土地。这些土地当然不是始封恭亲王时由皇帝一次赏赐的，而是逐年添置的。置地的事无需王爷亲自操心，自有管事的人时刻注意收买土地。管事人从这一买卖中有佣钱可图，且日后下去收租，又可“沾手三分肥”。土地来源多种多样：有京官告老还乡，如家在江南，便把地卖了，到家乡再买；有的急需用款，或为运动官职，或为弥缝处分等而卖地；再有的是某某官员死后，抛下寡母孤儿，所谓“人在势在人情在”，人既死了，尽管有土地而下去收租时得不到地方官的支持，很难顺利完成，土地反而成了累赘，也就不如卖了它在城里置些房产。由于其他缘故卖地的还有很多。就这样每年都添置不少地产，渐积至近万顷之多。每年收入的地租约有12万元现洋。本来地租按银两计算，使用银元后，便两种兼收，1元现洋按7钱2分银折合。[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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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亲王奕，是道光帝第七子。道光三十年（1850）封醇郡王。同治十一年（1872）晋醇亲王。据醇王府《光绪三十年分（1904）各路庄园头等并散征数目清册》，有大粮庄头12名（其中头等庄头1名，四等庄头11名），半分庄头2名，钱粮庄头2名，菜园头、瓜园头、果园头各1名，灰军头目、炭军头目、炸军头目、牲丁头目各1名，关外庄头3名，盛京30户人。[120]以上庄园数与乾隆朝旧例吻合，只是多了关内半分庄1所，少了盛京大粮庄l所。又据该府关外三庄头地亩清册：四等庄头吴宝源承领庄地3900亩，分布在义县、广宁两县的7个村屯，共124段；三等庄头积拉堪承领庄地4500亩，坐落宁远县4处共40段；二等庄头高奎承领庄地2661日（垧）1亩，折合15967亩。坐落于广宁县10个村屯，共525段。[121]以上三庄头，承领庄地24360亩，分布于义县、广宁、宁远3县的20多个村落。醇王府在关内还分领12个大粮庄、2个钱粮庄，一个半分庄、3个园子，亩数应有数万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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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是醇王府地产的全部。在直隶容城、满城、徐水、完县、唐县、易县、蠡县、房山、涿州、通州、于家围、沧州、南皮、昌平、任邱等地，均有地亩，因为没有设庄，所以被列入“散征”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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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宗室王公在京郊山区一地均分给山场，以为狩猎采伐之地；王公分府时恩赏炸军（煤军）也带有山场（又叫围地）。醇王府山场在西山门头沟一带，蕴藏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于是将部分山场租给开办煤窑的商人，即所谓“招商领作开采完租”。[122]醇王府光绪三十年（1904）清册，记有玉宝窑、四顺窑、龙泉窑，每窑应交租120两。而在宣统元年（1909）清册中，除四顺窑外，又有天宝、天兴、大顺、天顺、宝顺、恒胜6窑。每窑年租同前，合共840两。出租山场，为王府开辟了新的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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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末年至宣统元年，醇王府每年实收正差银、杂差银、散征窑银、补收陈欠银等在8000余两至9000两之间。这一数额固然大大低于恭王府的收入，但在王公贵族中还是比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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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王公子弟长大成人，即分袭父亲遗产，不再从朝廷领取庄园壮丁。以庄亲王为例，从第一代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到清末光绪二十八年载功袭王爵，庄王府共计10代，传9次。10代庄王中，博果铎、永瑺二王无子，其他各王及其子累计共34人。就是说从始祖硕塞到末代庄王载功，分析8次家产，共有34人分领祖业。除去10个王爵，传到末代庄王载功，占有庄地55万亩以外，其他24人中，有13人封授了王公爵位，计郡王1人，镇国公、辅国公6人，镇国、辅国、奉国将军6人，余11人不详。这24个贵族，均在不同时期从庄王府产中分得大量田宅、人丁及其他财产。[123]如乾隆年间庄亲王永瑺，将滦平县苇子峪庄田1000亩、丰宁县庄田900亩、承德县庄田400亩分给兄弟。同治年间，庄亲王奕仁将肃宁、河间、沧县、新城、迁安、遵化6县的庄地拨出18.3万余亩分给儿子。[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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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王地亩众多，分给儿子们的份额很大。雍正五年，郑亲王将盛京盖州一处庄地分给某子，就有120顷之多。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孙简亲王雅布的一个分府，在盖州、沈阳、牛庄、广宁等处就有94顷土地。郑亲王神保住之兄敬顺，康熙四十五年封镇国公，第二年因过降为一等镇国将军，子孙降袭奉恩将军。这样一个趋于没落的贵族之家，在清末还保留住从郑王府分得的“随爵授地”2247垧，折合134顷余庄地，分布在辽阳、沈阳、海城、盖平、岫岩等县。[125]据历史档案记载：清末仅沈阳市一带，就有郑亲王八支分府的地产：文楹府，3354亩；瑞熏府，24416亩；玉构府，2165亩；重援府，8548亩；荣泰府，10415亩；照熙府，16102亩；吴氏府，7952亩；文关氏府，489亩。[126]共计73441亩。这八家分府的地产，只是郑亲王府历代子孙分析家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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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王公，从父亲处分得地产，一旦诸子长成，就重复再一次分配。如第一代礼亲王代善的曾孙诺尼，顺治十三年（1656）封贝勒。诺尼有8个儿子，第六子诺音托和降袭辅国公。诺尼生前将地产分给8个儿子，仅诺音托和就分得直隶延庆州、新城县、杀虎口外和盛京盖州、沈阳、牛庄等处庄地110余顷。[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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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王公子弟分析地产时，往往所得多寡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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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托慧是贝勒穆尔哈齐（努尔哈赤弟）孙，贝子务达海子，顺治末年封镇国公。他将老圈地分给了自己的10个子孙，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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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林名下，坐落滦州、丰润、永清、香河、宝坻、迁安6处，地188“汉”（清初计丁授田，一丁地6垧，又称一个汉子地，简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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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唐阿名下，坐落乐亭、香河、迁安3处地，94“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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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泰名下，坐落迁安县地，47“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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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杭阿名下，坐落乐亭、迁安2处地，42“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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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隆额名下，坐落滦州、乐亭、丰润、迁安4处地，37“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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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登额名下，坐落滦州地23“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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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尔松阿名下，坐落滦州地17“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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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德芬名下，坐落滦州地8“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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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达苏名下，坐落丰润县地5“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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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思泰名下，坐落丰润县地1“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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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托慧的老圈地分布于滦州、乐亭、丰润、永清、香河、宝坻、宛平7县的20余村屯，以及冷口熊虎头、瓦家沟等处，共计462“汉”（2772垧），折合16632亩。[128]分得土地的10人中，得地最多的噶林，有188“汉”（合6768亩），得地最少的为那思泰，仅有1“汉”（36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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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子孙得地畸重畸轻，而在地位较低的宗室贵族中，平均分配的原则却似乎起着主导作用。如多罗顺承郡王府的宗室祥瑞，其祖辈在乾隆年间分得保定县西庄头村老圈地一块7顷22亩，租钱20吊。到同治年间，这20吊租钱，要在祥瑞家族“六门均分”。[129]又如宗室国惠在一桩土地纠纷案中呈称：“我旧有祖遗坐落辽阳五大堡子红册地一百日（垧），坐［落］牛庄两桶碑红册地，一百五十日，共地二百五十日，早年按五股均分，各分册地五十日；又有带开余租地六百三十五日，按五股均分，应分地一百二十七日。”[130]再如觉罗满保，康熙末年曾任闽浙总督等高官，雍正三年（1725）殁后，行贿诸事被揭发，复因亏空银两案，将所有产业地亩入官。家境因此败落。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皇帝“赏还”了抄没的部分家产。满保生有12个儿子，这年十一月，由其长子博良凭族长、佐领为公证人，将“赏还”的家产作12股，派分每子名下房30间，地3顷90亩半，立有分单。[131]这种均分做法，与汉人民间的传统已相一致。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阶层的宗室中间，在分析土地等家产时，何以存以不同的行为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应着眼于皇族的婚姻形态及其与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的关系。皇族多不事生产，靠领取国家的世禄与俸银口粮为生，所以政治社会地位之高低决定了经济水准的高低。有学者将年满30岁以上皇族人口按爵位的高低有无分为三个等级：一是王公以上的上层贵族；二是镇国将军以下的中层贵族；三是包括闲散宗室与应封宗室的下层贵族，并据《玉牒》统计说：清代北京的上层贵族有304人（占总人口比例的2.94%），中层贵族有988人（占9.66%），下层贵族有9030人（占87.4%）。与此相应，政治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准越高的贵族妻妾越多，反之越少。在北京已故皇族已婚人口中，娶一个妻者有7016人（占57.74%）；娶两个妻妾者有3220人（占26.50%）；娶两个以上妻妾者有1915人（占15.76%）。[132]贵族上层妻妾多，子女嫡庶等级分明，分析地产时区别对待，是很自然的。下层贵族以实行一夫一妻为主，诸子一奶同胞，所以地产均分。至于像觉罗满保那样的贵族，生前高官厚爵，多妻多子，死后却家境败落。这种背景下的按股均分，或许基于更为复杂的原因。